没有找到一条通达“大同”之路

在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曾耳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概念或依靠翻译本西书了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又吸收中国儒家今文经学“变”的哲学，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并有希望“只有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的《人类公理》的撰述。他的所谓“大同”，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他的这种“大同”理论，是和他想使中国由一个封建的国家，通过维新改良，逐步富强，即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实践相符合的。变法失败后，通过欧美的游历，使他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固然引起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向往，如说：

其视欧美之民，广厦细旃，膳饮清洁，园囿乐游，香花飞屑，均为人也，何相去之远哉！（第15页）

欧美铁路既通，远输较捷，水利渐启，树木既多，雨泽渐匀。（第28页）

另一方面，也看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并不完全和自己想象的那么完善。“入世界观众苦”的结果，发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苦境”：

欧美以列国并列而赋税更重，繁苛及于富户，琐碎及于服玩、童仆、车马。（第35页）

即欧美之有节，限作工之八时，劳苦亦甚，焉得不衰。（第41页）

欧美号称文明，而贵族、僧族、士族、平民族、佃民族、奴族，虽经今千年之竞争大戮而诸级未能尽去，至今贵族、平民，两争峙焉。（第45页）

特别是这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大资本家的竞争和垄断，对中小企业的排挤和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以及阶级斗争的尖锐，他说：

若夫工业之争，近年尤剧。盖以机器既创，尽夺小工，畴昔手足之烈一独人可为之者，今则皆为大厂之机器所攘，而小工无所谋食矣。而能作大厂之机器者，必具大资本家而后能为之，故今者一大制造厂、一大铁道轮船厂、一大商厂乃至一大农家，皆大资本家主之，一厂一场，小工千万仰之而食；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机器之在今百年，不过萌芽耳，而贫富之离绝如此。（第235页）

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萌蘖耳。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第236页）

这使较有政治敏感性的康有为不能不为之震慑，既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欧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英勇斗争，又使他感到自己阶级前途的可怕；既想望有一个“大同世界”，而游历欧美后仍然找不到一条走向大同的道路。从而他的“大同三世”学说也就逐渐有所更易，由变法前以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升平”（“小康”），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为“太平”，改变为中国封建社会是“据乱”，而资本主义君主立宪也不过是“升平世”，此外，还应该有一个“太平世”（“大同”）。关于《大同书》中所谓“大同”究竟系指怎样性质的社会；《大同书》的现实目的究竟是什么，上面已经申述。但“政变”后欧美的游历，曾使康有为的思想发生变化，《大同书》却正是康有为“大同思想”变化后所撰的作品。

康有为除参观了资本主义国家外，还游历了一些殖民地国家。这些殖民地国家人民在所谓“先进”国家的殖民制度下备受蹂躏，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行将掀起。这样，一方面使他感于“优胜劣败”的“天演”之说，以为“方今列强并争，必千数百年后乃渐入大同之域，而诸黑、棕种人，经此千百年强弱之淘汰，耗矣哀哉，恐其不解遗种于大同之新世矣，即有遗种乎，存者无几矣”（第117—118页）。另一方面，统治殖民地人民的却正是他前所向往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他不可能认识种族压迫、阶级压迫的剥削本质，却也曾引起他对被压迫人民的某些同情。这些矛盾，他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在《大同书》中也就必然出现很多前后矛盾、意志殊不一贯的说法。

同时，康有为“只是代表一部分‘开明’地主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政治上只去鼓动实行那些不必消灭旧有统治阶级主要基础的变更，可与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6]。在思想上也依附封建主义，只敢以“托古改制”的态度提出，以公羊学的“三统”、“三世”增衍以《礼运》的“大同”、“小康”，描绘出“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图景。

从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来说，必须冲荡封建势力，《大同书》也曾有着一定的反映，例如：

若夫名分之限制，体制之迫压，托于义理以为桎梏，比之囚于囹圄尚有甚焉。君臣也，夫妇也，乱世人道所号为大经也，此非天之所立，人之所为也。而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夫之专制其家，鱼肉其妻孥，视若奴婢，恣其凌暴。在为君为夫则乐矣，其如为臣为妻者何！（第43页）

但他毕竟与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敢根本摧毁封建主义的主要基础。例如，他以为“大同”最关键是要毁灭家族，但又说：

盖大地族制之来至远，而至文、至备、至久且大，莫如吾中国矣。故中国人数四五万万，倍于欧洲，冠于万国，得大地人数三分之一，皆由夫妇、父子族制来也。……故欧美人以所游为家，而中国人久游异国，莫不思归于其乡，诚以其祠墓宗族之法有足系人思也。不如各国人之所至无亲，故随地卜居，无合群之道，无相收之理也。盖就天合夫妇、父子、兄弟之道而推至其极，必若中国之法而后为伦类合群之至也。（第171—172页）

对中国封建道德的“孝道”，也认为系“天理”而加以推崇（第178—179页）。所以在《大同书》中也就有不少封建糟粕存在。

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亲眼目睹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耳食或阅读得来的书本知识和亲身游历得来的实际耳闻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压迫殖民地和对殖民地人民具有某些同情的矛盾；要求废除资本主义而对封建主义又有一定依恋性的矛盾等等。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和反帝反封建的软弱性，康有为始终不可能找到一条通达大同的道路，而《大同书》正是充满着各种错综复杂的作品。而这些矛盾存在与深化，应该与他政变发生、游历欧美有关。

康有为于1899年4月3日，由横滨渡太平洋，赴加拿大；5月，抵伦敦，重到加拿大，再经香港于1900年2月到达新加坡时，由俄皇尼古拉二世倡议，在荷兰首都海牙召开的“海牙和平会议”结束。“海牙会议”号称“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实际是帝国主义一些大国以“弭兵”为名、扩张为实的会议，当时有识之士曾予指斥。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即指出这种“弭兵会议”是“最无价值者”，说是“今者帝国主义之跋扈，正达于极点，各国日夕汲汲以扩张军备为独一无二之政策，当此而言弭兵，岂非不识时务”^[7]。而康有为却为之迷惑，说：“俄罗斯帝之为万国平和会也，为大地万国联邦之始也”^[8]，把它视为“大同之先驱”，把会议“起于己亥，终于庚子”，视为“大同之年托始”^[9]，还把社会组织形式说是全世界设立一个统一的整体，把“弭兵”写在《大同书》中，并贯穿在《去国界合大地》的全部，作为“大同之进化”的“略不出此”的《大同合国三世表》也载该部，在丙部、辛部也加以阐发。《大同书》正是在海牙会议之后，在康有为游历欧美、定居印度之时撰述的。

康有为游历欧美后，虽曾引起思想上的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只是“大同三世说”的变化，只是找不到通达大同道路的矛盾心理的变化，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仍未稍变；“据乱”、“升平”、“太平”循序渐进、不能“一跃超飞”的根本理论也未稍变。这样，在当时国内形势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他便落在时代的后面，并逐渐沉沦下去。

因此，厘清《大同书》的成书时间，明确康有为撰书时的政治实践，剥开《大同书》的“神秘”外衣，始可正确地估价《大同书》的思想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