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化语义价值取向

语义价值取向　语义场同样是一种存在，这一存在同样是因为人并为着人而存在，因此，语义场本身即是一种价值，一种关于人宣示自身的存在域度。语义场作为一种人为的和为人的价值，它总体现为相应的倾向，这就是它的语义价值取向。一种语义场生发一种语义价值取向，每一语义场的语义价值取向都是相对独特的，各种独特的语义价值取向才使一个语义场与另一个语义场相区别而独立存在。不同的文化语义场，其所蕴含的语义价值取向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地中海文化语义场和黄土高原文化语义场，前者的语义场价值取向是热情的想象中的开拓和创造，后者的语义价值取向是安祥的仰观中的自立自炫和自守。宗教语义场亦是如此，基督教的语义价值取向呈示为积极的“救赎”，佛教的语义价值则取向于消极的“避世”、“出家”和“超凡脱俗”。地域语义场同样是如此，平原赋予人的语义价值取向是空阔，山峦激励人的语义价值取向是高远，而森林滋润人的语义价值取向则是深邃。孔子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实际上是在讲仁是一个场，智是一个场，山是一个场，水也是一个场。仁这个场与山这个场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以沟通的语义价值，智与水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可以沟通的语义价值，是因为仁与山、智与水，这各不相同的场之间有可以通络的生存时空框架。要理解此，须先理解山与水这两种自然存在在人的“看待”中所具有的各自独特的语义价值蕴含和语义价值朝向：山，凝聚了高远、广阔、雄浑、凝重、深厚、静穆、肃默的无言智慧。水，汇聚涌流着谦卑、平淡、纯清、亮丽、倔强、吸纳、布旧图新、勇往直前、波澜壮阔的生命意志与生存激情。由此，山与水的根本智慧体现在：第一、阿土与细流的绝对根本性。比如泰山之为泰山，在其不弃阿土；江海之成为江海，是因为从来容纳细流。抛弃阿土的山，永不可成为高山；嫌弃细流的江海，绝不可能成为大江大海。第二、谦卑与张扬的相反相逆性。泰山的伟岸与江海的博大，就在于它永远地取势低位，从不张扬：取势低位而突兀云霄、鸟瞰环宇而从不自我张扬，这即是“仁”：仁者，众人也。怀抱众人之心，吸纳众人之长而避免众人之短，则拥有众人之德，这就是“仁”。所以，仁者永远乐山，永远具有山的静穆、山的深厚、山的高远、山的伟岸与宏大。取势低位而敞开胸怀将天地日月运作揽其怀，把风云变幻收其中，取万物兴衰为其用，而使自己深广无限却谦卑如往，这即是“水”：水者，走也流也。流即是变，变即是化，化即是生，生即是壮即是荣。水由高而下，由西而东，顺势呼啸而走，奔流不息，无论如何千阻万难，不管怎样变迁不已，总是自信如初，汹涌而前，生生不息，这就是智者乐水，乐水者就是乐变乐生乐长乐荣。

然而，高山与大海，永远血肉相连、唇齿相依：没有高山则没有大海；没有大海，就没有高山。高山主静，大海主动，一静一动，动静相生：大海的波涛，和乐出高山雄伟静穆的深厚；高山的辽远，壮观出大海宽广无限的活力。因而，山与水，生化出“变中不变”和“不变中变”的神秘世界；仁与智，焕发出在“变中不变”和在“不变中新变”的智慧人生。以此观之，我们似乎可以领悟到什么是哲学，更可体认到山与仁、智与水各自生存的不同的生存时空框架，体认到这各不相同的生存框架下的各具个性的语义价值取向：山可以把人陶冶成仁，因为肃穆、静默、伫天立地的山峦始终弥漫着一种高远、安祥的语义氛围，久居于山，也就秉天承地生成建构起这样一种高远而安祥的生存语义价值取向，而山成了这一生存语义价值取向的直接而不竭的源泉，所以仁者乐山而忘返了。而水却可以激励人生智，因为无色无味的水汇成大江大海，其汹涌其澎湃其浊浪排空的种种神奇变幻，流动不居的天性，飞扬着一种热烈、奋发、思接千载、情满天宇的生存语义。因此，经常荡迹于江河湖海，也就自然秉承了这样一种大自然的灵光的洗礼而喜水乐水。这就是说，水生人智，智者与其说乐水，倒不如说乐水对智的开启的刺激和鼓帆这一大自然的语义价值取向。

人是属于语义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活的生命语义场。这一生命语义场都是浸染、渗透、横移流贯着各种各样的语义场内容，震荡弥漫着各种语义价值取向，自然的、生物的、文化的、种族的、地域的、时代的、社会的、政治的、阶级的、年龄的、性别的、职业的、追求的、家庭的、伦理的、风俗的等等。正是这种种语义价值取向与人的生命语义场的不断交流、碰撞、组合、建构，才生成出人的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场合、不同情境行为的生存语义场，才产生着不同的生存语义价值取向。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其生存语义价值取向都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任何人的任何生存语义价值取向都融进了属他之外的语义内容。因此，一种语义价值取向与另一种价值取向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决然分离和分割的内容、性质上的关联，这是人的生存的现实性使之然，这更是人的生存总是能够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得以交流、理解、沟通对象而又不能最终理解和沟通对象的秘密所在。

生存时空框架　一种存在就是一种语义场，一种语义场就荡漾着一种语义价值取向，并宣示为人的一种具体的生存价值取向。在人所看到的世界里的各种存在(宇宙的、自然的、生物圈的、人为社会的、文化的、种族的、阶级的、职业的、性别的、伦理的、风俗的等等)都共在互存、共生互生，各种语义价值取向都在企图努力作用于人。而人，又总是为着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在这种种汹涌而来的语义价值取向面前徘徊、犹豫、挑剔、选择、替换。人总是群化的，人的生存又总是历史化的，由于这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和激励，人的这种个体化的生存选择又不可能完全依靠于自己。因为在人的世界里，既不容许绝对的弱肉强食，也不容忍绝对的强肉弱食。武器的占有者决不能以武器的巨大暴力性作为其生存的绝对价值取向，而权力的获得者也不可能把权力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尺度来审判和发落一切存在。因此，群化的、历史化的生存运动就必得寻求一相对中立的价值尺度，这一价值尺度的历史性功能就是评判、衡量所有群化的生存行为所体现和追求的语义价值取向是否适合自然宇宙存在、人类生存和人的生存的整体化需要。如果我们无视这一根本的价值尺度，那么，许多存在样式的人类生存现象，许多存在的语义价值取向就难以求得公正的评判，由此就会酝酿成人类生存的种种不堪设想的混乱。比如宗教文化和科学文化所体现出来的语义价值取向对人类的作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等所追求的语义价值取向的是否异同，社会主义语义价值取向和资本主义的语义价值取向的优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语义价值取向的异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政治和哲学、艺术与法律、伦理与美、风俗和时代精神、阶级与国家、世界(人类)情感和热爱祖国，柏拉图的理想国和空想共产主义，尼采和马克思等等之间的语义价值取向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学价值和生存学意义、性质，一旦纳入相对中立的历史性价值尺度中来衡量，才能自然地宣示出自身的存在域度，才能真正获得自身存在的最佳归宿期限和余震期限。

这一相对中立(客观)的历史性价值尺度，就是生存的时空框架。所谓时空框架，就是存在的时空界限、域度、疆界。如日月之行的盈缩之期的“期”，是由日与月相运行的“盈”和日与月相运行的“缩”相建构而生成的，由“盈”与“缩”所生成建构的“期”就是日月之行的时空框架、界限、疆域、域度。再如“生死有命”中的“命”，是由“生”与“死”相构成的，从“生”到“死”，在事实上建构起了人这种生物个体的生命时空框架：一个生命的个体就是一个命，而“命”是由从“生”到“死”的有限时空运动过程构成的。大千世界，每一种存在样式，每一种生命形式，每一种运动或每一个行为，都命运地属于特定的时空框架，在这一特定的时空框架中，无论是什么，都现实地承受着这一时空框架的制约和支配，不可超越，也无法超越。这是其一；其二，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生存状况和处境下的存在样式、生命形式，所生存于其中的时空框架也不同。“天上一日，人间千年”，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太空与地球的时空框架的不同，由此形成太空生命形式和地球生命形式对时空框架的感受也不相同。柏拉图的时空框架和亚里斯多德的时空框架是各不相同，玻尔时空框架和E.拉兹洛时空框架也决然相异，资本主义时空框架与社会主义时空框架之间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性。从根本上讲，生存化的时空框架实际上是一条生生不已的自我消长的河。在这生生不已的河中，淌流着生老病死的生命，人鼓动起绵绵不竭的存在，浪涌着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自然灵光和人类思想、情感以及生存竞争的愚昧与文明、落后与进步、前进与倒退、进化与堕落、文化与野蛮……如果从时空框架的自呈状态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神话、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又都最终消长于同一时空框架中，承受着同一时空框架的支配和制约。因为在日月运行的时空框架的自我消长的历史运动中，凡生存在地球上的生命体不管你属于哪个物种形式(如鸡、狗、羊、牛、人、海马等等)，体现为哪种存在样式(如国家、种族的、政治的、集团的、家庭的、阶层的、性别的等等)，你都将与其他所有的生命体一道，共同穿越这自我消长的历史化运动的时空框架的每一瞬间的点，而走向和进入时空和自身生命的历史。然而，生命存在的现实运动又往往以忽视此或无视此而自我漫延，这样，就沉重地敞开了生命世界的美丑、善恶、真假、诚伪、优劣、好恶、亲仇、疏昵……

当我们这样来看待生存化的时空框架，实际上是以一种“时”(纵向流动与掘进)的眼光和以一种“空”(横向流溢、蔓延)的眼光来打量时空框架，这种打量给我们无言地呈示出一个空阔人间、摇曳历史的终极性人类生存课题，即人类真理的尺度(标准)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揭示了真理之为真理，就在于它的实践性。真理的实践性首先在于真理的时空框架性。真理的时空框架性实际上是更高更广意义上的实践性，这一实践性的主体不是某一个体、某一团体或某一阶级或某一权力操纵集团，而是自我消长的人类历史运动，是生存眷注生存眷注的人类整体形象。真理的时空框架性是指真理的限度性，即真理的时空框架性揭示了真理总是“域”化的：域(时空框架)中为真，域外则不一定真。以时间为例，在牛顿的经典力学中，时间并不那样重要，因为时间是可逆的，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重演。但是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时间是不可逆的，时间不是在重演，而是在演化，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而历史也不存在两刻相同的光荫。这到底谁为真谁为假呢？其实这两种关于“时间”的看待都不是绝对的真，也不属于绝对的假，但它们都是真，并且都在走向共同的假。这在于这两种关于时间的概念，事实上产生于两种不同的时空框架，即人类生存的婴幼性时空框架和青年性时空框架。在婴幼性时空框架中生存的人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饿了吃饭，冷了加衣，渴了喝水，昼夜饥饱，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昨天和明天、去年和今年，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这样的生存时期，渴了喝水，从来不讲求喝什么水，冷水、热水、饮料；冷了加衣，而不关注而且也无力关注加什么衣，棉衣、毛衣、大衣。但人类自进入了青年性的生存时空框架之中后，人类的生存就大不一样了：饿了吃饭，早餐、午餐决不会千篇一律，今天的餐和明天的餐总得求些变化；日出而作，也不全部作同一样单调乏味的事儿；日入而息，更不仅仅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它有着丰富多彩的形式来充实这“息”，因而，昨天的“息”与今天的“息”，在内容上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比如，同样是以看电视或听收音机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天中的“息”，但早晨与中午、中午与晚上的内容都可能不一样，更不说昨天与今天，前年与明年了。因此，在这一时空框架下生存的人类，强烈地感到了“时间”的不可挽留性、不可逆转性、不可重演性。因此，关于时间的可逆与不可逆性，事实上不能离开产生它们的生存化的时空框架来抽象地判定它们是否真假，更不能把时间的可逆性观念、思想拿到不属于它们的生存化的时空框架中来“实践”，因为当它在属它的时空框架中，它始终是真的；一旦超出属它的生存时空框架，它就超越了使自己为真的域，所以就沦为非真或者谬误，而对于时间的不可逆性的思想的看待仍然如此。由此，我们获得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重新看待视野、重新看待方式。从根本上来讲，实践始终是境遇性、场境化和个体（个体的人、个体的群体、个体化的时空观）化的，而真理却始终既是普遍性的、共性化和生存时空框架化的。由于它的普遍性和共性化，所以真理具有超越性，对个体的超越、对场景的超越、对境遇的超越，唯有这种超越性，真理才构成真理。从这个角度看，真理获得了自身的存在功能和生存价值，这就是对个体化、场景化、境遇化的实践的指导功能和检验功能。而真理的生存时空框架化，决定了真理的相对性，即真理永远都是相对的，真理的相对性来源于指涉它的生存化的时空框架的规范性、限制性。当一种指涉真理的生存化的时空框架发展改变，这种改变或者是自我拓展，或者是自我解构，或者是自我重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被指涉而存在的真理自然消失它的存在价值和指涉功能。随着生存化的时空框架的变化，真理的存在价值和实践功能也就发生根本的变化，或者丧失指导和检验实践的功能，或者弱化指导和检验实践的功能。比如，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之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的真理功能就弱化了；反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哥本哈根量子力学诠释，其真理的效力范围也同样大大缩小。何也？因为支撑他们的物理学理论的生存时空框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客观地讲，真理的存在价值和生存功能，就是指导实践和检验实践的。反之，如果个体性、境遇化、场景性的实践活动本身构成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意味着指涉真理的生存时空框架发生了本质性的逆转。这种生存化的时空框架所支撑起来的实践语义场的语义核，将可能由强权意志所取代，形成强权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旦这样的话，真理就会成为婢女。因为实践始终是境遇化、场景化和个体化的。面对同一个实践场景中的同一个实践对象，比如说一个车间100个工人同时劳动制造同一种型号的螺丝帽这样一个实践劳动，却客观地存在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所需要生产的螺丝帽本身存在着检验合格的普适的、抽象的标准，还是以工人们的劳动——实践——为检验螺丝帽的标准？如果是前者，生产螺丝帽之前，检验生产它的标准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是后者，这100个工人完全可以以自己为标准来生产螺丝帽。这样一来，生产出来的螺丝帽就没有了统一规格，这些没有规格的产品，一旦运用到生活领域，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因而，这种以每个工人的劳动实践为检验产品是否合格的标准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因而，必须构建一个统一的生产螺丝帽的标准，但如果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要求，这一检验螺丝帽的标准只能是从实践中来，那么，在这100个工人中，哪个工人制作螺丝帽的劳动可以成为检验其他99个工人所制造出来的螺丝帽的标准呢？在这种选择面前，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可能这100工人都想自己的劳动实践及其成果能成为检验其他同事的劳动产品的标准，或者100个工人中更多的工人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够成为检验其他99个工友的劳动产品的标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其办法可能有四个：一是由某个权威者来制定某个工人的劳动及成果作为其检验的标准；二是大家投票选举某个工人的劳动及成果作为其检验的标准；三是进行自由竞争；四是采取强力争夺。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来确定劳动实践构成检验生产螺丝帽的标准，都将不仅不能真正解决标准本身的问题，反而会制造出强权主义来。

这说明我们衡量事物的是与否，只能弄清衡量生成和指涉此一事物的时空框架是否属于此一事物，并在这一基础上，还需要我们去衡量此一事物的时空框架是否属此一(人类)生存的。因为时空框架是因人类生存处境和状貌的演进而自我消长的，此一时空框架和彼一时空框架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真假尺度。在自我消长的时空框架中，同一事物、对象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前面所分析的“时间”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的观念，是最好的说明。再比如说“运动”，在亚里斯多德时空框架中，“运动”的性质是事物的性质；在牛顿的时空框架中，“运动”的性质是事物的空间位移性；在爱因斯坦时空框架中，“运动”是事物能量与事物空间场的相对切割；在玻尔的时空框架中，“运动”的性质是事物与人的相互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