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聚与辐射效应

语义场间的共振效应主要地体现为两种形态，即内聚效应和辐射效应。语义场的内聚效应是指人在与对象(人、事、物）的直接面对中，通过对对象的不断理解和沟通，而不断获得更新的语义能量。我欣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从而进入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语义时空，在理解(体验、感悟)这一语义时空中，沟通了陈子昂所为之苦痛沉重的无限时空，并真正了悟陈子昂世界中的宇宙的无限与生存的有限之间的种种分离、企望和苦悲，以及对此人所不及的分离、企望和苦悲生发出的那种豁然开朗的心境与明了淡泊的生存情绪时，算是真正领悟了陈子昂，领悟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的真谛。这样，我作为一个生气活泼的、欲望横生的生存语义场对《登幽州台歌》这一诗意语义场、对陈子昂这一生命语义场产生了共振效应，这一语义共振是以我的生命能量、是以我的生存智慧能量获得更新的凝聚为根本体现。语义场的辐射效应是指人在与对象的交流中，对对象的理解与沟通行为本身就是人渲泄、实现了与对象语义场的语义共振。比如，老师的讲课，父母对儿女的教育，学者的研究工作，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的探索，政治家的演说，年青人的恋爱，朋友之间的友谊等等行为都是一种语义场的语义辐射共振行为。

语义场的共振效应始终是立体的，是相互渗透的，它并不单纯地存在着内聚或辐射的类型现象。我们将其划分为语义内聚和语义辐射两种情况，只是为着更方便地剖析而已。在人的现实生存运动中，语义场效应往往既是内聚的又是辐射的，是内聚和辐射的共生性统一。这就是说，对于人，其生存行为的语义场效应既是语义(生命)能量的渲泄行为，又是语义(生命)能量的内聚行为。进一步讲，人的任何生命行为和生存行为的发动，都必须要求着恃有他的生命语义场和生存语义场输出语义(情感、情绪、思想、欲望、激情、需要等)能量，并在不断输出的过程中，自然地获得某种情绪、情感、思想、认识、欲望、激情、需要的滋生或强化。比如我随意地拿起一本唐诗，随意地翻到了李白的《静夜思》这首小诗，我本可以再随意地翻过去，但我在这随意的瞬间中偶然地产生了意欲吟咏欣赏此一小诗的兴趣，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吟咏中，我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诗人的语义时空，漂泊异地的孤寂、清苦，思念故乡与亲人的撩人心绪的凄然情绪，把我引向了凄清的秋夜，独对一汪如雪如霜的冷月，惟恍惟惚于千里故土的温馨之中，这将需要怎样的心灵、情感的体验？这将要赋予生命以怎样的生存语义能量才能实现和获得其心灵、情感体验？然而，当生命语义场源源不断地输送语义能量投向这一平常而朴实的伦理情感体验行为时，我的伦理情感语义场与李白的伦理情感语义场发生了更深刻维度的语义共振效应，由个人的伦理情感共振效应进入了类的生存情感层次的语义共振：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此四者乃人生之常，乃生存的本真。无论是平常还是伟岸的人生，其在某种境遇下都会滋生出共同的生命的激情和生存的更高价值，这一共同的生命激情和生存的更高价值，就是在于企望消解这人生之常，突围于这生存的本真，而达向“圆满”。但这只是生命情感的珍贵和愿望的可爱，而生存的现实确是无视于此。这样，现实与理想，本真与企望之间的无情分离，生发出了人、生命、存在的深情无限的烦恼、悲苦、激情、意志。当我的思绪、激情、心灵进入了这一语义共振状态，我获得了以前所未曾有过的体验、认知，即对人生、对生命、对生存的现实分离的深邃体验和认知，而这一体验和认知则是我关于人生之常的智慧。这样，我在输出大量语义能量的同时内聚了更新的语义能量。

语义共振效应的立体性和互渗性，构成了语义共振效应的基本特征。一旦只有语义输出(辐射)而没有语义凝聚(内聚)的语义行为，始终是一个非共振行为，这种非共振行为并没有实现语义场效应，从根本上讲，这种非语义场效应行为恰恰是一种无为无用的社会生存行为。如在气功之风盛行时，我们不少的人投入如此激情(语义能量)来学练气功，但几个月过去了，并没有获得一点气感，或者说生命并没有因此而增强语义能量，结果反而弄得劳顿其身其神。再比如我们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同样普遍地存在着这样一种无为的和无用的语义能量的渲泄，这各个扇面的教育行为，没有真实地实现其语义能量的个体性增进和相互强化。如果追溯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其各自的语义时空的相分离性以及这种相互分离所形成的不可调和状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