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误解与难解梦境

现代语言学对人类精神发展的贡献是前所未有的。许多领域的学者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巨大贡献做出过最真诚的评价和赞誉。比如，瑞士发生认知论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曾做出这样激动人心的判断：现代“语言学，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而言，还是任务之确切性而言，都是在人文科学中最先进而且对其他各种学科有重大作用的带头学科”[9]。语言学家彼德森（Holgar Pedersen）则认为现代语言学是把欧洲学术、欧洲思想、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从古代拯救出来而引向现代世界的学科，他说：“古代世界给欧洲留下的遗产是很沉重的，里面充满着对于语言历史的误解。新时代的语言科学在这份遗产的重负下辛勤劳动，直到关于语言的知识摆脱了古人的梦境。”[10]彼德森的论断和总结不仅适于传统语文学，同样适于现代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现代语言学的每一个历程的成就都是辉煌的，但客观地看，现代语言学的每一次自我辉煌的展开，都没有真正摆脱传统对它的桎梏，也没有真正去反省传统对它的永不满足的腐蚀和负重，相反，它却是一次又一次在其辉煌的展开进程中承袭着新传统的困境。

在语言学的漫长历史演进中，第一个堪称为永恒的梦境是工具主义图景。无论是古代语言学家，还是现代语言学家，对人类语言的基本看待却始终前后一贯，没有丝毫的怀疑和修正。这种基本看待就是：语言是一种交际的工具，它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是服务于人的现成武器。这种工具主义观念使语言学家们坚信不疑：语言学的神圣职责就是为人能很好地运用这种工具而制定规则。语言学之作为一门最古老的学科而倍受重视，并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它又作为一门最年青的学科而居于现代科学之林，往往起着带头学科的作用，最终都源于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工具主义信念冲动。翻开语言学的历史，语言学的基本主题是关于语言的法则。追溯起来，语言学最早为古希腊人创立，而古希腊人的语言学是关于“语法”的研究。在最早的语言典籍中，被称为“所有语言中最完备的语法书”是《希腊语法》和《梵语语法》，这两本著作都是以“语法”一词命名。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却产生了语文学，但语文学却是语言学家们对语法规则的操作运用的学问。

历史比较语言学之被索绪尔称之为历史比较“语法”学，是因为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对不同语种的语言(语法和语音)规律的历史比较分析，来寻找和建立人类语言的“亲属关系”和“语言发展的谱系”。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式主义思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的操作规则视为是纯粹“内部的”，认为“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因为对语言起根本作用的不是那些称之为“外部语言学”的东西，而是语言的内部规则。语言的内部规则就是语言的自足的结构性：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其内部的结构性；而在其中，一切语言符号的组合条件，就是其各种分层结构规则。而乔姆斯基更是把语言的生成转换视为是一个自足的公式系统，这个自足的公式系统就是一整套完整精致的语法形式模型。

语言学的形式主义道路，所贯穿和宣扬的是一种工具主义思想。而恰恰是这种工具主义思想，使语言学家们始终沉湎于语言操作技巧和方法的梦境中喃喃自语，并由此推动语言学家们把语言视为是一种符号，语言的运用就是对符号系统的建立。作为符号的语言永远都属于形式的范畴，而按照那种二元分离的类型化思维观念(见12.2)，形式和内容是既联系又相对立的两种东西。语言学以符号形式规则的操作为主要任务，注定了与内容无缘。索绪尔虽然强调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蕴含着一种关注语言内容的情绪，却被乔姆斯基革命得干干净净;乔姆斯基在高唱语法形式语义(深层结构)的同时，却把语义学彻底地从语言学中清除出去，认为它一开始就对语言学研究“没有什么帮助”。

当语言学家们持一种工具主义的理念而把语言抽象为一种孤立自足的符号形式，并进而来探讨它的规则语法“规律”时，往往就赋予语言一种“组合”的观点。结构主义语言学非常强调其结构的组合性，而乔姆斯基却进一步把语言视为是一种语法装置的产物。在乔姆斯基看来，所谓语法，就是“产生所分析的句子的某种装置”。确切地说，语法可认为是一种产生语言符号序列的信息装置，语言则是这种信息装置生成的所有句子的集合。

组合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机械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机械观的产生虽然源远流长，但它真正生成为一种腐蚀人类心灵的强劲社会思潮，还是工业文明的倔强兴起以后，换言之，机械主义思想思潮是大机器工业社会的文明病。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人类生存越来越注目到这种文明病对人的腐蚀和堕落的巨大危害，并从而企求反叛之。结构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机械主义思潮的余波涌起，但乔姆斯基却在语言学领域把这种组合的机械主义观念重新推向了盲动的极端：语言是语法装置所生成的全部句子的集合，那么使用和创造语言的人的位置又在这种机械装置的什么位置呢？语言学的历史道路本来就铺开为一条艰难曲折的非人文道路，乔姆斯基的“革命”却把语言学的非人文性推向了极端。

把语言视为是纯粹的符号形式，把语言看成是一种既成的纯粹工具，这首先是把语言与人相分离，把语言同人的生存和生活相分离。这样，语言学家们在追求语言的形式规则的过程中，必然片面地强调语言的内部规律(即语法规则和语音规则)，而无视语言与其生存环境的血肉联系。乔姆斯基不满意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环境的漠视，但乔姆斯基的“语言环境”观，同样没有摆脱结构主义的语境观，即仅把语言与环境的关系规则视为语言生成的“上下文”关系。虽然后来的认知心理语言学和语用学对这种语境观有所突破和发展，但也最终只停留在语言与语言主体情境的这一结构关系的框架中不自拔。

语言学家们对语言的沉重误解，不仅仅体现在这个方面，还在于他们对语言的客观主义梦缅。这种客观主义畅想曲的产生以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一方面来源于对经验的绝对化强调和依赖，另一方面却来源于对本能的片面夸大：前者所滋生的是文化主义思潮，后者泛滥的是生物主义洪水。语言学就是在这两种洪水的漂游中被一批语言学家浪浪相逐成为自己的历史。乔姆斯基以前的语言学家，都抱定语言是经验的科学的信念，因而对语言事实(材料)的收集整理成了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和中心任务。关于这种客观经验主义的思想，被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极端。自乔姆斯基开始，语言学的基本情绪从客观经验转向对先天(也是客观的)本能的关注和放大，这即是以乔姆斯基的著名的“语言习得机制”理论为标志，语言学由此不再以归纳分析为基本手段，而是以演绎分析为基本手段。

乔姆斯基的这种研究方法的革命，其进步性的背后是把那种因袭的客观经验主义变换成客观(先天)本能主义，把语言学从文化主义的沼泽中拯救出来又毫不客气地把它掷入生物主义的泥潭。在人类精神演变发展史上，经验主义和本能主义，文化至上论和生物至上论，都是半斤对八两，其本质都是同一的客观主义思想观念。而客观主义的根本谬误就是见物不见人，就是抹杀人的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血肉生存联系。因而，当我们步履艰难地梳理了语言学发展状貌，再回过来看彼德森的断言，不得不沉痛地承认：现代语言学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摆脱对“语言历史的误解”，因为现代语言学家们——包括乔姆斯基那样具有革命性的人——也没有意识地去觉悟古人传承给他们的关于语言的工具主义梦境。非但如此，正是他们的努力，给人类语言谱写了新的昏昏沉睡的梦缅曲。然而，人类生存精神的当代困境与追问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指向更为空阔和奥远的生存前景。这一生存困境与追问指向将给语言学的当代建设带来什么样的新课题呢？那就是语言学必须真正走出自我圈定的梦境，逼近人类语言生成演化的历史化的此在生存处境，去重建语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