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情达意的特定题材

水墨画有两类特定题材：山水与梅竹之类，这实际上是画家表情达意的手段。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在文化上推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文人们的思想言论动辄就会获咎论罪。画家不可能把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情绪通过直接的艺术形象发泄出来，而只能采取极其隐晦、曲折的表现形式，这也就决定了烟波孤舟、兰梅竹菊成为特定的表现对象，以象征手法表现文人的人品和志趣。

文人画家有一种心态值得注意。就汉族及其悠久的文化而言，本是中华大地历尽多次民族大融合而成。所以，汉唐时人气度恢弘，但是从宋代起，对于一些蔑视“蛮夷”的汉族文人来说，辽、金、西夏与宋并存就成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待元蒙、满清以强大的武力一统天下后，汉族文人体会到比两宋更大更甚的“耻辱”。而在这种时刻，他们往往更多地是以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这种狭隘的汉民族意识几乎感染了所有的文人画家，有人甚至说，只要有一管笔、一锭墨、一张纸、一片山，便能了此一生。当仕途沉浮与蛮夷当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可怜的文人几乎痛不欲生。故其画风“有时若豁然长啸，有时若戚然长鸣，无不以笔墨之中寓之”。“超逸”便成为论画的标准。

就山水画而言，或借“剩水残山”写“不堪风雨过江南”的伤感，或借寒林岩穴寄山林隐逸之情。所表现的大多为一种清冷、幽寂、荒寒的景色，这与对真山水的摹写相去甚远。《林泉高致》总结道，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即在于避尘嚣而亲渔樵隐逸。当然，这种渔樵隐逸也多半是口是心非，正如元曲中多渔夫词一样。

就墨梅墨竹而言，从画法上，是受道、释观念的影响，追求自然，不假雕饰，面对万紫千红的世界而取法清淡的水墨；从内容上，是受儒家比德之说的影响。把自然物的特性与人们的伦理道德、主观情志相联系，在审美主客体相统一的过程中，一些特点鲜明的自然物就被赋予了人的感情，寄托了一定的意义。自然物经历代文人之笔被人格化为君子、美人，即德才兼备之士，成了清高、坚贞、有节、虚心种种道德的化身和象征。

因此，当文人画家面对着污浊、腐败的社会现实而无能为力时，便以松竹梅兰抒情言志。文同《咏竹》曰：“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王冕题梅花图诗曰：“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些都是他们对自己为人的要求。所以，他们画竹梅，为的是“一竿潇洒，得我真情”。更有直言者，说明了就是写的“离愁寄恨”，郑思肖宋亡后坐卧不北向，尝画露根之兰，人问其故，曰“土为番人夺去”，很有点画兰以“载道”的味道。这些题材几成文人画的专利，要求画家能“写”出“古怪清奇”的士气来，以致后人称墨竹为士大夫画，即文人画。

文人画常用的表现形式是寓意。扬州八怪中的罗两峰所画的《鬼趣图》，不画人事画鬼趣，题画诗云：“头重如山脚步趋，鬼穷还被鬼揶揄。几人毛发无端竖，尔辈形骸太不拘。大手凭空道路，丰颐随意插牙须。当年都是衣冠客，一凿凶门貌便殊。”看起来是文人作戏，荒诞不经，但若与诗文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画鬼是手段，表现人事才是用心所在。

所以，“四君子”、“岁寒三友”这类特定题材的产生本身就是直抒胸臆的产物。这个传统直至当今，但凡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画家，总有几项自己擅长的或曰专有的表情达意的物象，“各霸一方”。如齐白石的螃蟹，徐悲鸿的马，韩美林的狗，吴作人的牦牛，所有这些只有把它放到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才可以理解。

中国画派生出翎毛草虫这样的题材，在西方的绘画上是少见的。例如，国画中富有生趣的青蛙、蜜蜂、蝴蝶、蚂蚱、蜻蜓、鱼虾等等，使人看了生发出对生活的热爱和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