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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艺术理想

时间:2022-09-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不错,中国哲学家对于美的问题,很少有直接的阐述,或明显的分析;但是,能够因此就说他们缺少艺术思想吗?在中国哲学主要的三家中,艺术倾向最少的是墨家,因为他们受了宗教性的功利主义所影响,美感因而大为冲淡。相反地,道家和儒家的艺术思想,却是非常值得探讨,因为,它们已深入中国艺术的每一部门,其精神已是无所不在;换句话说,如果从艺术史来看,则整个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创造精神,正是这两家在哲学上所表现的思想。

今天我打算讨论中国艺术的理想,重点有三:无言之美、美的本质、中国艺术的特色。

宇宙,从中国哲学看来,乃是一种价值的境界,其中包藏了无限的善性和美景,中国民族生在这完善和纯美的宇宙中,处处要启发道德人格,努力追求止于至善,同时,也要涵养艺术才能,借以实现完美的理想,中国哲学家富于道德精神,自是无可否认的事,但是如果说他们也有深邃的艺术才能,是否言过其实呢?假使他们对宇宙人生之美有特殊才华,为什么他们不将其艺术思想有系统的公之于世呢?

不错,中国哲学家对于美的问题,很少有直接的阐述,或明显的分析;但是,能够因此就说他们缺少艺术思想吗?当然不能!庄子讲得很中肯:“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1]

换句话说,自然与艺术之美真是太微妙了,岂是言语文字所能表达清楚的?假使我们在灵魂深处没有艺术修养,纵然有人天天耳提面命,告诉我们这个很美那个很美,我们能够真正了解吗?反过来说,假使我们深具天赋的艺术才能,时常和大自然的灵秀之气或伟大的艺术作品接触,那即使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美,难道我们就不能欣赏吗?

试以贝多芬为例,当他完成第九交响曲后,有人问他其中的含义,他沉默以对,所能做的就是再弹一遍,当问的人还要追问美在哪里时,贝多芬只有落泪以对了。最近有位研究贝多芬的作家说得很好:“音乐中最有价值的境界或情操,就在能够激发心中最丰富、最深邃的生命精神。”“音乐的作用……就在沟通精神情操的高尚境界、艺术家的深邃天性,以及高贵的生命气质”,“任何人想创造或欣赏璨溢之美,就必须能直透心灵深处,否则将永难达此境界”[2]。培根就曾说过“美的最好部分,是笔墨无法形容的”。我们可以说,宇宙间真正美的东西,往往不能以言语形容。假使有一位绝代佳人美如西施,亭亭玉立地站在你面前,你的感觉可能正如但丁一样:“我对佳人之爱在心中倾诉翻腾,常常令我心神荡漾,剪不断,理还乱。……实在说来,只要我一念及佳人,心中爱意便促我放下一切常理,也放下一切想不通的事情,因为一切深情欲说已忘言,千言万语说不尽,所以,如果我对佳人的赞叹还有缺憾,那就归咎于我们有限的知性与言辞吧,因为真正的浓情蜜意是无法用言辞表达的。”[3]

中国的诗人最了解这一点,所以说“无言相对最魂销”,此时无声胜有声,中国哲学家之所以不常谈美,正是因为他们对美的这种性质了解最为透彻,所以反而默然不说,像孔子赞美宇宙创造不已的生命,便说:“唯天之命,于穆不已。”“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更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关于这一层,我们还可以引用老子的说法和庄子的寓言作为例证。有一位“知”先生在游山玩水的时候,刚好遇到“无为”先生,于是问了他一连串问题:“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连续三问,“无为”却只一言不发。“知”先生在失望之余,又遇到一位“狂屈”先生,他又问了同样的问题,狂屈说:“我知道,让我告诉你。”但是当他正要说时,却又已忘言,“知”先生一头雾水之余,最后遇到了黄帝,黄帝才回答他:“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

“知”先生登时大悟,于是告诉黄帝:“现在我和你都知道了,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到底谁是对的?”黄帝回答,“那‘无为’才是真正对的,‘狂屈’近似于对,你我都差多了!”这正是老子所说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4]

后来“狂屈”听到黄帝的话,也不禁赞佩黄帝确是智者!

关于庄子这段寓言,庄子还有一段话,极能看出其中精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5]上述这些,正是我所说的“无言之美”。

现在,诸位可以看出此中深意,为什么中国哲学家对“美”常常欲辩已忘言,就如“狂屈”一样;试想,“狂屈”真是一个狂者吗?或者竟是一位罕见的天才,沉潜深思,不愿人云亦云而已?我们可以说,很多中国哲学家都是伟大的天才,他们直透宇宙人生之美,要想说,却说不尽,要想不说,却又太重要了,不能不说,所以才用玄妙的寓言,对宇宙人生之美委婉曲折的巧为譬喻,其用意正在考验我们对美的了解程度。

当然,我们的哲学家常常谈道德,因为道德在生活中的每一时刻都不能离开,正如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道德无假期”,但是对艺术而言,我们则可以暂且不谈,但是这个不谈,绝不是轻视的意思,而是深知真正艺术之美,必须以伟大的天才花费极大的苦功才能完成,不能轻易去谈,也就是说,美的创造是极其神圣的,必须神思勃发,才情丰富,始能直透宇宙人生的伟大价值。

我们上面已经引述庄子的一段话,说明天地有大美,而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那么,天地的大美到底是什么?如果要归根究底来探索,那又应该如何深入,才能体会他的内在本质?关于这一层,我们可以扼要来说,天地之大美即在普遍生命之流行变化,创造不息。我们若要原天地之美,则直透之道,也就在协和宇宙,参赞化育,深体天人合一之道,相与浃而俱化,以显露同样的创造,宣泄同样的生香活意,换句话说,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

这正是中国所有艺术形式的基本原理,以后我会再进一步说明其意义,此处乃在先揭示其哲学基础。

在中国哲学主要的三家中,艺术倾向最少的是墨家,因为他们受了宗教性的功利主义所影响,美感因而大为冲淡。功利价值从政治经济的效用来看,可能是一个正确的衡量标准,所以在伦理学也常被一些急功近利的人士所强调;但在艺术上,过分强调功利的结果将会伤害高雅的鉴赏,所以在谈到艺术理想时,我对墨家将略而不提。

相反地,道家儒家的艺术思想,却是非常值得探讨,因为,它们已深入中国艺术的每一部门,其精神已是无所不在;换句话说,如果从艺术史来看,则整个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创造精神,正是这两家在哲学上所表现的思想。

像老子就是典型的例子,将哲学理性与艺术创意浃而俱化,所以,他把生畜、长育、亭毒与养覆,当做“妙道”与“玄德”的表现[6]。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生命的本性就是要不断地创造奔进,直指完美。所以说,妙道之行,周遍天地,而玄德之门,通达众妙,在天地之间,“道”与“德”更是“虚而不屈”(屈或作竭),动而愈出,不断地表现其创造性。此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7]。这正是老子所揭示的生生不息之理。

现在让我们来看,老子如何将这种哲理运用到宇宙生命,我们曾经引述他自己的话: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神得一以灵,

谷得一以盈,

万物得一以生,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其致之一也,

是之谓道。”

(《老子·第三十九章》,编者加)

此地所谓的“一”就是“道”,也就是生长一切万有、孕育养覆的“德”,合而言之,就是一切生命的根源,所以他接着说:

“天无以清将恐裂,

地无以宁将恐发,

神无以灵将恐歇,

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侯王无以贞而贵高将恐蹶。”

(《老子·第三十九章》,编者加)

由此可见,宇宙假使没有丰富的生命充塞其间,则宇宙将断灭,哪里还有美之可言,而生命,假使没有玄德,敝则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则生命本身即将“裂、歇、竭、蹶”,哪里更还有美可见?

正因为老子对这创造性的生命充分了解,所以他曾欣赏赞叹:“天地相合,以降其露!”

从道家看来,生命在宇宙间流行贯注着,是一切创造之原,而大道弥漫其中,其意味是甜甜蜜蜜的,令人对之兴奋陶醉,如饮甘露,因此能在饱满的价值理想中奋然兴起,在璨溢的精神境界中毅然上进,除非我们先能了解道家这种深微奥妙的哲理,否则对很多中国艺术,像诗词、绘画等,将根本无从领略其中机趣。

至于孔子,在赞易之中,对于宇宙生命的伟大奥秘,更是研几究深,洞悉无遗,在孔子看来,宇宙之所以伟大,即在大化流衍,生生不息,天是大生之德,所谓“万物资始乃统天”,天德施生,首出庶物,好比“云行雨施”一般滋润万物,促使一切万有各得其养而蓬勃茂育,而地是广生之德,所谓“万物资生而顺承天”,地德承化,含弘光大,好比慈母一般呵护照顾子女,其性也温柔敦厚,其果也沉毅不屈,犹如牝马之驰骤,任重而道远,坚忍而不拔,一切万有遍受其厚载以攸行尽性。

所以合而言之,天为原创力,天之行时,刚健而文明;地为化育力,地之顺动,柔谦而成化。天地之心,盈虚消息,交泰和会,协然互荡,盎然并进,即能蔚成创进不息的精神(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当其贯注万物,周流六虚,正如海水之波澜无定,浩浩长流,一脉相承,前者未尝终,而后者已资始,后先相续,生化无已,故能表现无比生动之气韵。这种绵延雄奇的生命之流,曲成万物而不著迹象(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正似水波之影,载阳之春,可以充分表现无比焕发之新机,故其创造活力气脉幽深,当其含弘光大,钩深致远,即能气概飞扬,深具雄健之美;其德日新,万物成材,即可以贞吉通其志;人类合德,光辉笃实,即可以中正同真情。

最重要的是,这种雄奇的宇宙生命一旦弥漫宣畅,就能浃化一切自然,促使万物含生,刚劲充周,足以驰骤扬厉,横空拓展,而人类受此感召,更能奋能有兴,振作生命劲气,激发生命狂澜,一旦化为外在形式,即成艺术珍品。对于这种积健为雄的艺术精神,孔子及儒家在《易经》中表现得极为透彻:

“君子黄中之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8]

换句话说,孔子与儒家视宇宙人生为充满纯美的太和境界,所以对艺术价值特别注重,在《论语》中,孔子便曾告诉门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9]

要之,只要游于艺而领悟其美妙的人,才能体悟道,修养道,成为完人。

另外,在《论语》中还有两段记载孔子的艺术理想,极为美妙:“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10]“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1]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12]

诗与乐乃是中和的纪纲,所以孔子对诗学极为欣赏赞叹,孔子自己未说明为什么他特别酷爱诗与乐,然而,在下述儒家的文句中,我们或可看出端倪,荀子《乐论篇》说:

“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不免也。”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磐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13]

在《礼记》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部《乐记》,很可能是倾向荀子的儒家所记,这可说是一篇有关音乐文学的精彩记载,它对音乐的本性、成分、心理动机、道德功能、社会效用与哲学理由都说明得头头是道,精辟入微。

在下面,我们愿就其哲学部分阐述: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

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是故大人举礼乐,别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逼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14]

要之,音乐之为美及其影响,真是广大悉备,猗欤盛哉!至于诗,《诗纬·含神雾》中说得好:“诗者天地之心。”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对诗的博大精义更是阐发无遗:“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

我们若仔细思索上述内容,便能知道为什么孔子和儒家对音乐和诗如此爱好。因为其审美的主要意向都是要直透宇宙中创进的生命,而与之合流同化,据以饮其太和,寄其同情。再如庄子,可说是融贯老孔的哲学家,所以也很能深悟其中玄旨大义,把中国的艺术理想从广大和谐处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天地生生之大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综合上述所言,可见中国人对美的看法,尽可在道家与儒家的伟大系统中得到印证,简单地说,不论在创造活动或欣赏活动,若是要直透美的艺术精神,都必须先与生命的普遍流行浩然同流,据以展露相同的创造机趣,凡是中国的艺术作品,不论他们是任何形式,都是充分的表现这种盎然生意(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我认为这是所有中国艺术的基本原则,甚至在中国佛教的雕塑、壁画与绘画,也不例外。

如上所说,中国艺术的通性,乃在表现盎然的生意,如果更进一步说明,则可以看到更多的特性:第一,它是玄学性重于科学性,科学在其实际历程中,是把握分析的原则,来勾划各种自然现象的细密结构,据以导出最后综合的可能性;但是,玄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广大和谐的原则来玄览一致性,中国哲学家特别是如此,中国的艺术家尤擅于驰骋玄思,在创作中宣畅气韵生动的宇宙机趣,所以他们透过艺术品所要阐述的,正是对宇宙之美的感受,在大化流衍之中,要将一切都点化成活泼神妙的生香活意。

再说,真正的中国艺术家与“匠”不同,他不能只在技巧下工夫,不能只透过科学某些一隅之见来看生命与世界,或只是以一些雕虫小技来处理作品。它应该是一个整合的心灵与创造的精神,其中包含了哲人的玄妙神思、诗人的抒情心灵、画家的透视慧眼、雕刻家的熟练驾驭,以及作曲家的创造能力。合而言之,乃是能够直透灵魂深处,把上述的所有慧心都融会贯通,据以展现全体宇宙的真相及其普遍生命之美,这种神妙奇异的艺术创作,真如巧夺天工一般,直把宇宙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无遗蕴!

难怪,不论是哪一种中国艺术,总有一般盎然活力跳跃其中,蔚成酣畅饱满的自由精神,足以劲气充周,而运转无穷!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一种欣赏赞叹,在颂扬宇宙永恒而神奇的生命精神,就是这种宇宙生意,促使一切万物含生,百化兴焉。中国艺术家正因能参赞化育,与此宇宙生命浑然同体,浩然同流,所以能昂然不巧于美的乐园之中。综观中国艺术,即使在技术“语言”的系统中,不论色彩、线条、轮廓、音质、距离与气韵,也都在尽情地表达这种宇宙观念,“它是对其整体性的一种观点,也是对人类私欲偏见的一种超脱,对精神怡然自得的一种提升”[15]。这是所有中国艺术的通性,不限于绘画,也不限于某一时期、某一学派。除非人们能够把握这种玄妙精神;否则,对中国艺术的任何讨论与欣赏都将只是外行话,完全不得要领。

第二,从意味来讲,中国艺术是象征性的,很难传述。所谓象征性,一方面不同于描绘性,另一方面接近于理想性。这可以拿一例子来说明,当艺术家们走过一处艺术场所时,极可能赏心悦目而怡然忘我,但其表达方式却永远是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以别的方式来表达,在中国艺术的意境中,正如其他所有的理想艺术,一方面有哲学性的惊奇,另一方面也有诗一般的灵感。

要说明艺术的描绘性,最好的比喻,就是以自然为“美”的创作对象。好比在镜中一览无遗,从某方面来说,希腊雕刻即是描绘性的,而哥特式建筑与中国绘画却不然,为了简要起见,我愿引述Roge Fry的话:“希腊人观察事物与自然特具一种敏感力,这种敏感力,集中表现在雕刻艺术(或许也包括绘画)的人体造型上,特别是在表现人体裸露之美,雕刻家把人体的每一部分都细腻的描绘出来,而且用心揣摩其间每一部位的相互关系,据以生动表现多种姿势。”[16]然而像哥特式的教堂,其尖峰直指苍天,却在充分表现无穷的超升,其象征意义早已家喻户晓,本不用赘述,只因谈到中国艺术的象征特色,所以需要再加一些说明。

要之,中国艺术所关切的,主要是生命之美,以及气韵生动的充沛活力。它所注重的,并不像希腊的静态雕刻一样,只是孤立的个人生命,而是注重全体生命之流所弥漫的灿然仁心与畅然生机,相形之下,其他只重描绘技巧的艺术,哪能如此充满陶然诗意与盎然机趣?

Arnold Mathew曾经推崇歌德,说他“能够以稳妥的眼光贞观生命,视其全貌”。歌德之所以能够如此,乃因他能将浮士德的本能化为希腊式的才情,所以能透过沉静的裸体雕像,而以恒态看生命,视现在如永恒:“精神的表现,既不在前,也不在后,而存于现在。”[17]

由此可见,希腊艺术的特色在沉静笃实,而对气韵生动之美缺乏体会,但歌德却不然,他因深深了解浮士德的精神,所以在落入希腊年代时,魔鬼(Mephistopheles)便曾如此描写他:

他在遥远的地方,纵横驰骋,

他多半也自知愚蠢,

虽然想追求天上的星辰,

但是人间种种欲念,

不论远近,

都不能满足其内心的妄动。[18]

因此他才深感与幽灵极为投机,下面请听幽灵所唱的心声:

在生命的潮流中,在行动的风暴上,

狂浪升降,

曲折奔放!

生死循环,

仿佛一片无尽的海岸,

又像一串连续的波浪,

生命在其中发亮,

因而在时间之机旁,

我忙于替神明作生命之裳![19]

如果歌德的精神能够飞翔到中国的诗艺幻境,他对Arnold的讲法或会局促不安,因为根据中国的看法,大化流衍乃是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所以艺术的工作并不在于把生命化成单板的死物,只以稳妥的眼光来看生命,或只以恒态来视其全貌,这并不是一个艺术家所关切的重点,否则宇宙人生的雄健优美,以及艺术作品的绮丽瑰伟,原来本应表现一切万有的生香活意,此时都会被僵化殆尽了。

针对这危机,中国艺术最能济润焦枯。首先,它与中国哲学精神融会贯通,所以孔子说过:“天地之大也,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中庸》)

因为,艺术和宇宙生命一样,都是要在生生不息之中展现创造机趣,不论一首诗词、一幅绘画、一座雕刻或任何艺术品,它所表露的酣然生意与陶然趣机,乃是对大化流行劲气充周的一种描绘,所以才能够超脱沾滞而驰骋无碍。然而这种宇宙的生命劲气,不论如何灿然展现,也都需要艺术心灵来勾深致远,充分发挥,其生命气象始能穆穆雍雍宣畅无遗!

再说,诗词的语句,犹如大鹏展翼,扶摇直上而驰情入幻,遨游太虚,而臻于完美。中国的绘画在精神上就犹如“太空人”,能够提神太虚,俯视万物,即是具体例证,试看画中的花儿含苞待放,婀娜生姿,面对旭日而吮吸神光,此时花光披离,娉婷植立,仿佛在流灵巧慧,耀露神采,处处沁人心脾;一旦和风徐吹,满园春花更是恣意摇情,妙香披拂,其花团锦簇恰似神思醉陀的女神,在展现一幅生动的生命酣醉图,透过青春、美丽、人性与自然,而尽情宣泄欢欣鼓舞之情,真是淋漓尽致,猗欤盛哉!

要之,深远敦厚的仁心昭昭朗朗,弥纶天地,其中生生不息的自由精神更是驰骤奔放,芳菲蓊勃,蔚成诗艺般的化境,举凡理智之饱满清新、思想之空灵活泼、幻想之绮丽多采、情韵之雄奇多姿,莫不都在此中充分表露,了无遗蕴,所以才能美感丰赡,机趣璨溢,包天含地,浩荡充周,这些深微奥妙之处书不尽言,只能透过艺术而曲为表达,絜情入幻,这就是中国艺术的根本特性。

至于说,这些璨溢美感如何表现在中国历来的各种艺术品中,如何透过布局、设计、笔触与结构而显露,对于这类问题,西方已有很多学者阐释,如J.G.Anderson、B.Kenlgren、H.Rydh、O.Siren、O.Fisher、L.Binyon等人都是专家,此处不打算详述。

然而,本文愿举出一些具体例证,帮助各位运用想象,来了解上面所说的精义[20]。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即对生命有特别的尊重:像仰韶文化中,白陶上的血红线条,夹于两行线中,即所以象征生命的畅然流行与盎然创意。又如殷墟安阳出土的骨器玉器,其上线条美也在表现同气化运、频率相等、周始无穷的生命流行。从殷商周代以降到汉代,举凡青铜、陶器、雕刻、翠玉等雕纹,在在都可看出相同意义,如常见的云雷纹中,常夹杂龙凤蚕蛹蝉等物,英哲施寇克(Silcock)即谓此代表宇宙的繁殖力;先就龙说,唐宋以后画龙乃是独角及四足,但在上古时,龙系由其云雷纹变化出来,因为云雷之作常当春夏之交,为农事最活跃的时期,所以拿此来象征自然界丰富的繁殖力。龙最初是鱼形,后渐变为回纹,飞动矫健,充分表现生命的韵律与旋律,也就是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的道理;而玉器上所绣的凤纹,则与龙纹所表现的生命脉络意义相同,后在铜器上将云雷纹或龙纹凤纹,一变而为饕餮,乃因一方面其脉络如龙纹,另一方面其形如虎,都是象征雄伟无尽的生命威力,所以饕餮之形也在表现生命的活动力与繁殖力。

另如商周的钟鼎上,常雕有象、蛹、蝉等物,盖取其象鼻如龙,身体雄伟,生命力丰富;蛹则绵延不绝,象征永生;蝉则取其蜕化,象征再生之意。到周代的铜器,更加上独角兽及龟灵等长寿之物及蛹图等,像战国与汉代铜镜的背面,都镌龙形,其足爪富于生命活力,其体态尤为矫健活跃,都在表现循环往复,运转无穷的雄姿(在南阳的汉画上,常为龙丛之玩耍,二龙一团,更表现极伟大的生命精神)。再如汉代的浮雕、北魏的壁画,以及唐代的佛像雕刻与菩萨石像,在在都是如此,不论动物的形状、人类的姿势以及神像的风貌,处处都在表达极乐的涅槃世界,此时一即一切,乃能与宇宙生命浩然同流(另就大同石像、龙门石刻而言,不论装饰的花纹,衣冠的皱褶,都是回纹状,而两手的上下,两足的位置,也都是回纹交往的姿式,一如《易经》之爻,象征阴阳和合之理;而整个身体,又为影线条纹所组成,处处也都在表现生命循环的脉络)。

再自中国的音乐而言,有宫、商、角、徵、羽五音(希腊音乐则为do reme fa si五音),其用乐器,虽皆为无生物,却极能表现丰富的生命情调(《汉书·律志》云:“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唱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凡此种种,都在表现生命的雄姿)。由此五音,显出节奏,而成六律六吕。所谓六律,是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所谓六吕,则是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仲吕。律以配阴,吕以配阳,阴阳隔八相生,亦在表现生命之旋律,旋相为宫,永无止境。

由此可见,中国的艺术精神贵在勾深致远,气韵生动,尤贵透过神奇创意,而表现出一个光辉灿烂的雄伟新世界,这个世界绝不是一个干枯的世界,而是一个万物含生,浩荡不竭,全体神光焕发,耀露不已,形成交光相纲,流衍互润的一个“大生机”世界,所以尽可以洗涤一切污浊,提升一切低谷,促使一切整体生命深契大化生命而浩然同流,共体致美,这实为人类哲学与诗境中最高的上胜义。著名的文评家钟嵘在《诗品》中曾经说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另在钟嵘评阮籍诗中又说:“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要之,在中国艺术品所表现的理想美,其内在深意,均在尽情宣畅生命劲气,不但真力贯注,而且弥漫天地。

第三,中国的艺术方法是真正的表现。这话表面上看来平常,但若仔细分析,便知寓意极深。首先,中国艺术家贵在表现事物的生香活态。如下述艺术家的真实故事便可作为证明:宋代一位名画家叫米芾,曾在安徽无为州见到一个巨石,形状看来奇丑,他却反而大喜,具衣冠而拜之,并称之为兄。正因他有此罕见的天赋,所以作画多能气韵生动,将无生命的事物点化得机趣盎然;另外有一位诗人画家苏东坡,善画墨竹,而且往往从地一笔到顶,米芾曾问他:“何不逐节分?”他答道:“生竹时何尝逐节生?”此外,元朝的倪林也曾说明他自己的画:“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再者,六世纪前,有位著名的画马专家韩干,他在天宝年间初入宫,明皇令他师奉陈闳画马,干不奉诏,说道:“臣自有师,今阶囚下厩马,皆臣师也。”他所指的,正是师法活跃的生命,作为绘画对象。

要之,中国艺术家徜徉于自然之间,最能参悟大化生机而浑然合一。所以对事物的表象并不看重,在艺术品中,真正重要的乃是由事物表象所激发的神思,比如诗词中余蕴无穷,即是以美妙的技术来表现生命的动力,此所以《毛诗·大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所以,在诗的领域中,一如其他各种艺术,总有一般神妙的机趣贯注其中,点化万物,激励人心,促使大家高尚其志,在嗟叹、歌咏、舞之蹈之中充分表露对生命的喜悦之情;这就是一种诗艺化境。另外,艺术性的直观也是美的本质,其要义乃在驰情入幻,透过创意,而将雄奇的理想融入作品,具体表现出生动活跃的气象。

方才我提到,中国艺术家擅长于以精神染色相,浃化生命才情,而将万物点化成盎然大生机。但我所说的浃化宇宙生意,并不是指将主观的感受投射于外,如德国美学家有关“移情作用”的心理论便是如此,那只能称为主观主义,反会产生心理与物理的二元论,在身与心之间恒有鸿沟存在,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也会有隔阂,另如科学家唯物论的讲法也是如此,因为它只注重外在的客体。但中国思想却没有这种郁结,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我们乃是生在一个广大和谐的宇宙中,与宇宙大生机浑然同体,浩然同流,而毫无间隔。

这种活跃创造的生命精神,若以艺术表现来驰骤宣畅,便是雪莱(Shelley)所说的“超乎自身之外,而与至美合一”,这一方面属于自身本性,另一方面则于身外的大化浩然同流。若借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近亲特有的脉动”,透过大自然的力量,我们在其中发现了“很像人的东西,在我心深处得其人性”。我即称此参赞化育,协和宇宙,足以陶铸众美,超拔俗流,进而振奋雄奇才情,高标美妙价值,据以放旷慧眼,摒除偏执,创造浩荡诗境,迈往真、善、美、纯与不朽的远景。在此精神意境之中,中国艺术家最能饱餐生命甘饴,而表现浓情似蜜的酣态,女词人管仲姬便是典型的例子,她曾以诗心点化世界之美,进而指出:你所有的善良本性,深契我心,我所有的芳洁本性,亦入你心。

所以,“表现”乃是活泼泼的勾画出一切美感对象,它把握了生命的黄金时刻,最善于捕捉自然天真的态度与浑然天成的机趣。以下例证当可说明: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云:“吴大帝孙权尝使曹不兴绘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另外,唐代张南本善画人物,尤工画火,曾住成都金华寺,画八明火,时游僧升殿,见火势逼人,竟惊胆几仆!

上述这些故事,不是在讲中国艺术家专重写实,而是强调中国艺术注重跃然生意,因为中国的艺术家,尤其是画家,最注重勾深致远,直透内在的生命精神,发为外在的生命气象。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乃因为他们能透过慧心,而将自己生命悠然契合大化生命,所以才能深悟大化生命的雄奇,经过内心深处的孕育与构思,而终能浩荡宣畅,了无遗蕴。所以王维提到,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因其肇自然之性,而达造化之功。在董源看来,艺术的表现必须上比天工,以宣泄神力,并且下触心灵,以激发趣机,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到李白更说“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都可说是明显例证。

另外,这些看法还牵涉中国艺术的另一问题,那就是“传神”的问题。关于这点,几乎难以言传。若是勉强从反面来讲,就是要化除滞碍,不以描绘精确为能事,换句话说,也就是对物质性的超升否定。宋朝著名的评论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若从正面来讲,则是以直觉来捕捉美的本质,透过神思创意而毫不做作。明代的屠隆以及清代的黄崇惺均曾强调这种必需自然、天趣自成,而毫无凿痕(屠隆《画笺》云:“画品全法气韵生动,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黄崇惺在《草心楼读画集》更说:“吾作山水树石,不知所谓阴阳向背也,得物之天也。”若是回溯到宋朝,则可看到邓椿在《画继学津讨原本》中也提到:“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能,而其所以曲尽其能者,止一法耳,一法何也?曰传神而已矣。”

上面所说的或许听来深奥,那我愿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顾恺之每画人成,常常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即回答:“四体妍媸,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正在阿堵中。”

现在,再让我们将上述语句化为西方人易懂的话,当但丁遇到一位佳丽时,世人都叫她Beatrice,但在他眼中却是仙女下凡,所以他是以朝圣一般的心境,面对这位圣洁的少女而充满仰慕渴望之情。当两人的视线相会时,有如电石交光,充满了柔情蜜意,是那样的令人震颤,那样的令人心神荡漾,此时仿佛一切欲念都静止了,一切的希望、喜悦与相思,都融成一盏烛光,是那样的肃穆,那样的纯净,足以洗尽俗尘而永葆青春。此时心心相印,深情款款,有如迈入至善至美的极乐世界。若有艺术家适时把把这一刹那,透过慧心的灵光一闪,而化成神妙的微笑,那此情此景,霎那即永恒,不论是透过诗篇或绘画,就极接近我所说的中国艺术精神。

第四,中国艺术妙契人文主义的精神。我所说的人文主义,不是像希腊Protagoras所说的“人是衡量一切的依据”,因为这将陷入主观主义与感性的怀疑主义中,一如柏拉图在Theaetetus语录所指出的。另外,我所说的人文主义也不是像希腊艺术所谓的“以人体来设想所有性质”,或“以人形来表现众神”[21]。因为,前者将使艺术只陷入主观的感性快乐中,而忽略了客观的精神指望;后者则不论其表现如何完美,皆将使艺术只沦为描绘性。中国的艺术家并不只以人体来表现美,他们永远是以人类精神的活跃创造为特色,所以他们能将有限的体质点化成无穷的势用,透过空灵的神思而令人顿感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充满了生香活意。

要之,中国人是有史以来所有民族中,最能生活在盎然趣机之中的,所以最能放旷慧眼,流眄万物,而与大化流衍融熔合一。又因我们深悟广大和谐之道,所以绝不以恶性二分法来看自然;我们与自然一向是水乳交融,毫无仇隙的,所以精神才能自由饱满,既无沾滞,更无牵拘,如此以盎然生机点化一切,自感内心充实欢畅无比,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自然冥同万物,以爱悦之情玄览一切。

对于自然,中国的艺术家将会告诉W.H.Hudson:“一切的蓝天、棕土、草原、树木、野兽、风雨、星辰,在我都永远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我生在其中,属于其中,与其同在;我的骨肉与土地合一,心血与阳光合一,热情也与风雨合一。”[22]当Hudson发现了他失落的Rima时,在《绿色大厦》一书不禁叹道:“天呀天!难怪我常会恼怒与疑惑——因为你是你,我是我——这到底为什么?唯有当我们的灵魂彼此相近时,才有此问题,就好比两滴雨水,逐渐接近,更接近,直到它们接触了,才不再是两个,而是不可分别的一个了,这时,时间再也不能隔离它们,死亡再也不能破灭它们,连一切冶金术都分割不了它们。”[23]

所谓Rima——可爱的、柔情的、灵敏的精神,弥漫整个自然,若用中国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气韵生动,浩荡充周,既圣洁又灵活。在John Galsworth说来,“它象征了人类灵魂的渴望,企盼在生命中达到完满的爱与美”,所以它足以化为陶然天趣,永恒的流注于一切万有之中。

总之,人与自然在精神上是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两者同享生命无穷的喜悦与美妙。自然是人类不朽的经典,人类则是自然壮美的文字。两者的关系既浓郁又亲切,所以自然为人类展示其神奇奥妙,以生生不息的大化元气贯注人间,而人类则渐渍感应,继承不绝,报以绵绵不尽的生命劲气,据以开创雄浑瑰伟的气象。因此,在中国艺术中,人文主义的精神,乃是真力弥漫的自然主义结合神采飞扬的理想主义,继而宣畅雄奇的创造生机,关于这一点,我愿再引述一些中国艺术家与艺评家的原典作为说明。

石涛在《画语录》中说:“古人寄兴与笔墨……因有蒙养之功,生活之操……以墨运观之,则受蒙养之任,以笔操观之,则受生活之任……然则此任者,诚蒙养生活之理。”

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说:

“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拍,笔下幻出奇诡。”

明朝唐志契《绘事微言》引古人云:

“画人物是传神,画花鸟是写生,画山水是留影。”

“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系得山环抱起伏之势,如跳如坐,如俯如仰,如挂脚,自然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而落笔不生软矣。亦便得水淘浪溁回之势,如绮如鳞,如云如怒,如鬼面,自然水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而笔不板滞矣。”

清王原祁《麓台原稿》云:

“笔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旷中有真挚,则性情终不出也。”

清王昱《东庄论画》云:

“学画所以养性情……昔人谓山水家多寿,盖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

有关中国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诚如Leonardo da Vinci与Rubens所说,人,作为创造主体,既是“生命创造的中心,足以臻入壮美意境”,也能绵延奔进,“直指天地之心”[24]。所以从个体来看,艺术家一直在追求壮美,从宇宙来看,则其内心深感与宇宙生命脉动相连,所以合而言之,他才能酣然饱餐生命的喜乐,怡然体悟万物与我合一,盎然与自然生机同流,进而奋然振作人心,迈向壮美,凡此种种,正是中国艺术绵延不尽之大用!

(选自《中国人生哲学》,原题为《艺术理想》)

【注释】

[1]《庄子》卷九,第二十七章,第9页。

[2]J.W.N.Sullivan.Beethovon:His Spiritual Development,pp.34-35.

[3]Dante,Canzeniere,iii(l),Tr.Phillip H.Wicksteed.

[4]《道德经》,第四十八章。

[5]《庄子》卷七,第二十二章,第31-32页。

[6]《庄子》卷七,第二十二章,第159-161页。

[7]《道德经》第四十五章。

[8]《易经·坤卦文言》。

[9]《论语·述而》。

[10]《论语·八佾》。

[11]《论语·八佾》。

[12]《论语·阳货》。

[13]《荀子·乐论》。

[14]《礼记·乐记》。

[15]Laurence Binyon.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Chinese Art,p.25.

[16]Roge feg.The Arts of Painting and Schlpture in an Outline of Modern Knowledge,pp.927-928,Cf.alsoWalter Pater.Greek Studies,pp.33-35;O.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West,I,pp.174-178.

[17]Goethe.Faust,Zweiter.Teil,Dritter Akt,pp.9381-9383.

[18]Goethe.Faust,I,pp.302-307.

[19]Goethe.Faust,I,pp.501-509.

[20]译注:本段原文论述较简,故特参考方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弟子王宗石君所记笔记,以资补充说明,若系新段,原文所无而王先生曾载于笔记者,则以括弧出之。

[21]Cf.Percy Gardner.The Lamps of Greek Art in the Legacy of Greece,pp.357.

[22]Hudson.Hampshire Days.

[23]Hudson.The Green Mansions,Modern Library edn,pp.231-232.

[24]Cf.Germain Razin,Rubens,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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