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检讨

石　瑊^[1]

有关《孔子家语》^[2]的真伪考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该问题由宋人首发其端，至清乾嘉时期，“《孔子家语》由王肃伪作”的说法成为学界主流观点。此后学人亦多从此说，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便称此问题至“乾隆中叶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3]。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出土简牍中与《家语》内容相关材料的发现，以及学界对古书形成过程、先秦诸子思想认识的加深，人们开始重新看待《家语》的真伪问题。学者们将出土材料与《家语》进行比勘，证明了《家语》的内容渊源有自，而非原先所认为的由王肃袭取诸书，改窜而成那般简单。

但是“《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作为乾嘉考据学的一大结论，在《家语》西汉原书不可见的情况下，一直迫使着学者对其作出回应。如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一文为否定今本《家语》为王肃伪造找到了五条依据，主要从文献论证的具体层面对“《家语》王肃伪作”说提出反驳，具有相当的说服力。^[4]然而学者对“王肃伪作”说的回应若仅止于具体论证层面，而不能对此说的内涵、论证的过程和效果、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等方面作一番深入的探究，似不免在研究思路上尾随人后，陷入被动，从而无法从较高层面作出审视与判断。笔者在认真阅读了相关材料后，拟从以上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管见。

一

一般认为，针对《孔子家语》的辨伪肇自宋而盛于清。自朱熹以来，宋明时期已有不少学者在探讨《家语》的真伪问题，并且注意到王肃之于今本《家语》形成的重要作用。此后的清代学者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对“《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论证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不过若仔细梳理有关材料，则不难发现，宋明学者与清代乾嘉学者在《家语》辨伪一事上，仍存在着一二区别。

大概言之，清代乾隆以前，学者们对于《家语》的辨伪，一是注意考察《家语》在历史中的流传变化问题，而不专论“王肃与今本《家语》形成”的问题。如王柏在《〈家语〉考》中历数《家语》凡经五变的情形，而最后称今本《家语》“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5]以成。王柏此说虽然推测了今本的形成问题，然据其所言，《家语》在此之前已久失原貌，“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一事只是五变中的一环，所以在行文间并未刻意强调这一点。而明人何孟春在刊刻《孔子家语》时，因为自己未见到王肃注本，又据他书引文得知所见本与王肃注本不同，故强调王肃之后，《家语》内容仍在变动。

其二，宋明学者一般不认为今本《家语》是由王肃彻底伪造而成。如上述王柏“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的说法实源自朱熹。《朱子语类》记其语云：“《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6]，又“《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7]。这一观点认为《家语》虽由王肃编成，但内容渊源有自，并非伪作。而何孟春根据马昭^[8]和颜师古^[9]的话，似乎更赞成“王肃增添《家语》”的说法^[10]。不过无论是编撰还是增添，在宋明学者看来，《家语》的内容并不完全出自后人伪造，故仍然可供参考，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朱熹取之注《中庸》，而何孟春则有意褒扬其儒学价值，称“六经外，《孝经》、《论语》后，幸存此书”^[11]，此书“实自夫子本旨，固当时书也”^[12]。

这样的辨伪思路一直延续至清初，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的意见可以视为对这一阶段辨伪的总结：

《汉志》：“《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也。’”按《唐志》有王肃注《家语》十卷，此即肃掇拾诸传记为之，托名孔安国作序，即师古所谓今之《家语》是也。今世所传《家语》又非师古所谓今之《家语》也。司马贞与师古同为唐人，贞作《史记索隐》所引《家语》，今本或无，可验也。元王广谋有《家语注》。明何孟春亦注《家语》，其言曰：“未必非广谋之庸妄，有所删除而致然。”此言良是。然则今世《家语》殆元王广谋本也。^[13]

乾隆年间，《家语》的辨伪研究发生了较大变化。辨伪者开始坚定地强调王肃造假者的身份，并尝试对其作伪的证据进行清理，“《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成了这一时期学界的主流观点。梁玉绳在《孙志祖〈家语疏证〉序》中回忆道：

忆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馆衡下，雠刊杭先生《道古堂集》。夜永酒阑，论及王肃撰《家语》难郑氏，思欲搜考以证其讹，因握笔互疏所岀，十得五六，旋各罢去。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业，而晴江亦殁久矣。^[14]

这则材料很能说明“《家语》王肃伪作”说在乾隆年间普遍为学界所接受的事实。对于“王肃撰《家语》难郑氏”的结论，大家无需讨论，亦没有分歧，只看谁能找到更多的证据。此外，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部关于《孔子家语》的辨伪专著——范家相的《家语证伪》以及孙志祖的《家语疏证》。二书的重点正是要以疏证的方法全面发掘王肃作伪的罪证。而能反映当时学界主流观点的《四库全书总目》则称“反覆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15]。

目前学界在回顾《孔子家语》辨伪史时，对于乾嘉时期大盛的“王肃伪作”说，多强调其对于前人思路延续与继承的一面，而对于清人立说与前人不同处，则较少关注。如黄怀信等著《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一书就认为宋代朱熹、王柏等人有关《家语》的观点“对后代影响巨大，尤其盛行于清代，并一直占据上风”^[16]。

诚然，清人的“《家语》王肃伪作”说，的确可以看作对前人关于“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或“王肃增添《家语》”等观点的进一步推论。然而这种推论的产生，实际反映了学者在“《家语》——伪书”认知上发生的一个微妙变化。在乾隆以前学者眼中，《家语》虽是伪书，但其内容仍可提供参考，具有一定价值。而“《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强调的则是“王肃造假”一事：

《家语》所采之书多从删改。或一事参合两事以成文，或一篇离为两处以见异，或首尾加以问答，或中间加以联贯，或删削其字句，或润色其聱牙。凡所变易，痕迹宛然。但以原书校之，无不悉见。^[17]

在乾嘉辨伪学者眼中，王肃之于传世《家语》的角色，不再是材料的编选者，或内容的增添者，而是原材料的改窜者。换言之，传世《家语》实际上是一部由王肃从诸多古书中挑选材料，加以改窜，编辑而成的彻头彻尾的伪书。其内容因为经过了改窜，自然也不再可信。范家相《读〈家语〉杂记》的下文清楚地道出了当时人与前人在《家语》“部分伪”或“全伪”认识上的区别：

王氏所注《家语》，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讥其“杂而不纯”。疑者但知其增加旧说，未有全指其伪者：一以魏晋以来流传之旧或有所本；一以孔门之书存之为幸，且托于孔猛之所出，当非全诬也。不知是书之源委，自王肃以前从未见诸儒言及，而肃言孔壁所藏，博士所奏。独如此了了，非即肃之供牒耶？^[18]

而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则强调了王肃对于材料的改动：

《家语》一书，本后人所伪撰。^[19]其文皆采之于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然取所采之书与《家语》比而观之，则其所增损改易者，文必冗弱，辞必浅陋，远不如其本书。甚或失其本来之旨。其为剿袭，显而可按，而世不察，以为孔氏遗书。^[20]

所以“《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并不是简单强调传世《家语》出自于王肃之手，其真正内涵是：传世《家语》是王肃所编造的一部彻底的伪书，其内容因为经过了改窜，而变得不再可信。

笔者认为，认清“王肃伪作”说的真正内涵，尤其是明确区分乾嘉学者与前人在“《家语》——伪书”认知上的不同，是检讨“《家语》王肃伪作”说的前提。而这一前提的明确，有助于我们审核清人证伪的方法，勘验证伪的成效，发掘证伪的目的，并最终完成对“《家语》王肃伪作”说的检讨。

二

上文到清人的“《家语》王肃伪作”说是在前人关于“王肃编《家语》”或“增添《家语》”等观点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论，期间包含了对“《家语》——伪书”认知地变化。前人认定“《家语》非孔安国书”，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马昭与颜师古的话。^[21]但是细究起来，颜师古“非今所有《家语》”只是提示后人，王肃注《家语》与西汉原书不同。而这种不同究竟是部分之间的差异，还是全书彻底的不同，颜师古并没有交代清楚。同样，马昭所谓的增加毕竟在性质上也不同于伪造。因此，清人想要证明他们的命题，势必需要更多的证据。

乾嘉时期对“《孔子家语》王肃伪作”的证据进行深入发掘的学者主要有孙志祖、范家相、崔述三人。其中孙、范二人因撰有专书，故清理尤为全面。在方法上，他们采用的是疏证式辨伪。学者们早就注意到《孔子家语》与《春秋左传》、《礼记》、《大戴礼记》、《国语》、《荀子》、《吕氏春秋》、《史记》等书存在着大量的互见、相关而又具有一定差异的内容。孙氏等人把这部分内容一一找出，将两者间的相同之处认定为王肃抄袭所致，而将相异之处认定为王肃改易所致。如《孔子家语·相鲁》“而西方之诸侯则焉”一句，孙志祖《家语疏证》云：

“西方”，《史记》作“四方”，是也。肃但求异于一字，改为“西方”。而注云：“鲁国在东，故西方诸侯皆法则”，亦太近纤。司马贞《史记索隐》反据以为说，何也？^[22]

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学界主流的认可。陈鳣在《孙志祖〈家语疏证〉序》中称赞此方法是“犹盗者之获，得真赃矣”。

然而内容互见，同源异词正是古书中常有之事，为何不疑诸书，而独疑《家语》？且仅仅是勘列异同，却不知道两者之间孰先孰后，又如何确定谁袭用并改易谁的问题呢？除非孙志祖等人在疏证之前就已经断定了传世《家语》成书在诸书之后，其文字上的不同乃由后人更动造成。由此我们发现，清人在《孔子家语》辨伪的过程中陷入了循环论证。他们需要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推定王肃全面作伪一事，然而他们所发掘的证据，却需要先行断定《家语》乃后出之伪书才能生效。因此当有人，如陈士珂，把《家语》看作一部真古书，试图同样用疏证的方法证明与众古书存在着大量互见内容的《家语》非后人伪作时，辨伪派人士却无法正面反驳，只得称其书“反谓《家语》为诸书所本，强词夺理。殆亦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流”。^[23]

因此，我们如果不能确定《家语》与其他古书成书时间孰先孰后，实际上就无法通过疏证的方法说清谁为谁所本。陈士珂以同样的方法力证《家语》不伪，只不过是预设了与辨伪派截然相反的立场而已。所以这种在清人眼里十分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并不能达到证伪的目的。

此外，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家语》书中的这种异同可以看作“盗贼”偷窃的“赃物”，清人也很难锁定王肃的“盗贼”身份。马昭谈及王肃对《家语》有增加，却只是就《南风》歌词一处而言。清人要由个别的增添推衍到全书的造伪，显然需要更为全面的证据。然而他们通过疏证全书所找到的“赃物”，却最多只能弄清造伪材料的来源以及改动的痕迹，即说明如何造伪的问题，而无法解释《家语》这部伪书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所以清人认定王肃正是偷窃“赃物”的那个“盗贼”，只是基于马昭言论的一种过度推衍，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证明。

在“《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的支持者中，实际上也有人感到将王肃与作伪一事联系起来有些牵强。于是他们又把作伪的责任往下推至王肃后学身上，甚至认为书前王肃的《序》言也是其门徒伪造。如崔述称：

《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则是孔氏先世之书已亡，而此书出于后人所显然可见。且《家语》在汉已显于世，列于《七略》，以康成之博学，岂容不见而待肃之据之以驳己耶？此必毁郑氏之学者伪此书，以为已证。其《序》文浅语夸，亦未必果出于肃。就令果出于肃，肃之学识亦不足为定论也。^[24]

今之《家语》乃肃之徒所撰，……此序虽称肃撰，亦未必果肃所自为。疑亦其徒所作，而托名于肃者。^[25]

依崔述的逻辑，《家语》一书就是王肃一派用来攻击郑玄经说所伪造的古书。其作者不是王肃，也是王肃的门徒。不过前文已提及颜师古的话并不能作为断定《家语》全伪的依据，而以“郑玄未见”断定《家语》是伪书，则更属臆断。《孔子家语》中的记载是否可以用来反驳郑玄学说是另一回事，我们姑且不论。但是郑玄虽然博学，却并不意味他能读遍当时天下所有的书籍。除非崔述能证明这一点，否则就不可以用“郑玄未见”作为辨伪的理由。相反，以崔述为代表的辨伪者既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王肃作伪一事，那么他们含糊其辞地将作伪的罪行归咎在王肃学派某一人的头上，非但不足以解决问题，反而只会让人觉得他们在此问题上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总之，清人并没有能够完成对“《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的论证。他们的辨伪工作实际上是循环论证与过度推衍相结合的产物。

三

清人既然不能证明自己给出的命题，却又不断宣称《孔子家语》一书就是王肃所伪作。如此鲜明的倾向性，就不得不使人对其辨伪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产生兴趣，想要作一番探讨。清代乾嘉之前，辨伪诸家虽然已经论及王肃对于传世《家语》成书的影响，但对于王氏行为的动机则罕有探讨。而乾隆以来，王肃伪造《家语》以攻郑的说法似乎成为了学界常识，屡屡被人言及。

王肃确实利用过《孔子家语》作为攻击郑学的重要证据。经学史上，因为王肃不好郑学，故其注释、说解群经时多与郑氏立异。不过前者对于后者的攻击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礼学上。《三国志》本传云：

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26]

王肃在《孔子家语·序》中亦有自己不好郑氏之学，“撰《礼经》以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的类似表述。然而仪礼制度本是实学，讲求的是证据。“汉儒议礼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可据依。故石渠、虎观，天子称制临决。若有孔子明文可据，群言淆乱折诸圣，尚安用此纷纷为哉！”^[27]王肃仅就个人所见立说，想要挑战郑玄，实非易事。因此当他见到记载着圣人之言的《孔子家语》与己所论“有若重规叠矩”时，自觉找到了在礼学上攻击郑学、弘扬己见的有力武器，遂特为之注释，使之传布天下。不过《家语》只是证据，而王肃对郑学直接的批驳以及当时郑玄后学马昭所作的回应主要见于《圣证论》一书。^[28]此书已亡佚，清人马国翰辑有辑本。借着马氏的辑本，我们可以对王肃与马昭的学术论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今人程浩对《圣证论》辑本中王肃引《家语》攻郑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辑本中，王肃引《家语》攻郑共计十次，^[29]而马昭对此均作出了回应。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这十条讨论的都是礼学问题。其次，十条中“有九条内容王肃在论说时引用了其他文献（其中主要是经学文献）为证，只有第十二条仅用了《家语》之文。”^[30]第三，十条中有九条，马昭都是依据经书记载以及自己对经义的理解对王肃进行反驳。^[31]因此从整体情况来看，王肃在礼学上攻郑并不是光凭《家语》立说，而马昭主要也是从经学内部寻找证据来反击王肃。双方的讨论基本是在经学内部进行的。

惟一的例外出现在《南风》歌词的问题上。《礼记·乐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玄注曰“其辞未闻”。王肃依《家语》及《尸子》中之记载，给出了《南风》的歌词，而马昭则称：“《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在此处，马昭没有延续其一贯方式，以经学中的其他证据来与王肃周旋，而是宣称王肃所提出的这两条证据是无效的。王志平对此评论道：“马昭是很强烈地维护师道尊严的人，但更准确地说马昭是为了维护师严而非为了维护道尊。如果真要维护道尊的话，就应该平心静气地承认王肃所驳正中郑注之失，而不应该巧设诡辞，百般弥缝。从这一点上说，马昭所论距离‘惟义是从’、‘为义所在’是遥远的。”^[32]王氏此段所论确有见地。马昭作为郑氏门徒，回应王肃对师门的攻击乃义不容辞之事。其身份决定了他不能承认郑注有失一事。不过王肃这两条证据在马昭眼中分量是不同的。《尸子》不是儒家典籍，不具备充当经学证据的资格，马昭很容易反驳。而《家语》则不同，当王肃依据其中记载的孔子之言对郑玄“其辞未闻”发难时，马昭是没法在经学内部找寻其他证据予以回驳的。作为一个尊信郑学的儒者，一方面自己不能承认郑注有失，另一方面孔子的言论亦不能直接否定。其处境尤其尴尬。这时强调《家语》中《南风》歌词来自王肃增添，并非真正的圣人之言，正是消解这一证据合理性，从而间接打退王肃攻击的惟一办法。

《家语》中的《南风》歌词是否来自王肃增添，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悉。毕竟马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而我们也无法利用《家语》的古本去验证。笔者想强调只是，在经学讨论中，以经学的证据回击对手应该是一种默认的方式，也是一种更容易令人信服的方式——后面这点，我们会在下文再谈到。但是一旦被攻击的一方无法以此方式作出回应，又不愿服输，那么指出对手证据无效则几乎是其惟一出路。而这一点对清代《家语》辨伪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前文已提到乾嘉以前辨伪者虽然注意到了王肃对于传世《家语》成书的影响，但他们对于王氏行为的动机却罕有探讨。这是因为宋明时期，理学盛行，学者们对于汉学兴味索然，他们的辨伪目的与清人完全不同，《家语》一书在“郑王之争”中的作用未受到充分重视。乾隆以来，考据之学大兴，汉代古文经学及古文经学家受到了普遍推崇，在当时甚至形成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气候。这时郑玄的学术以及王肃对于郑学的攻击，重新成为了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与马昭相似，同样作为尊信郑学的儒者，清人想要回应王肃的挑战，实不令人意外。然而清人的难处在于《圣证论》遭散佚，辑佚所得篇幅尚不及原书一半，王肃在礼学上驳郑的具体立说大部分已难于全晓。^[33]就经学而论经学，以期对王肃这部分挑战进行全面回击的设想，因为缺失了过多的目标，而变得不可能完成。这时在王肃提出的证据上动脑筋，显然是一种现实的办法。《孔子家语》本来就存在着伪书嫌疑，如果能对原本就存在着伪书嫌疑的《家语》在前人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以证明其乃是一部由王肃编造而成的彻底的伪书，书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可以作为经学证据，则王肃在礼学上对郑玄的质疑亦将随之消解。这正是理解清人何以会在辨伪时，不断强调王肃的造伪动机，全面清理其造伪罪证，甚至在王肃伪作全书证据不足时，仍然要过度推衍以得出结论的关键。

另外，谈到辨伪以及乾嘉经学家眼里的王肃，则《古文尚书》辨伪一事不得不提。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力证传世《古文尚书》及《孔传》系伪作。然而对于作伪者，阎氏却未能悉心推求。此后的学者们，如惠栋、钱大昕、王鸣盛等，逐步将怀疑的矛头指向王肃，并将其作伪动机归结为与郑玄争胜。只是由于缺乏坚实的证据，而始终难成定论。此亦可视作当时学界尊郑黜王风气之一证。而乾嘉学者在稍后选择了在郑王之争中扮演了更重要角色的，成书与王肃关系更密切的《孔子家语》进行辨伪，并力图将其办成铁案，显然与当时《古文尚书》辨伪中所表现的思路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有趣的是，惠栋等人怀疑《古文尚书》王肃伪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王肃有伪作《家语》的前科。^[34]但是“《家语》王肃伪作”一事，惠栋等人言之凿凿在前，而孙、范二位详细证明在后。乾嘉学者在此的又一次结论先行，很好地反映了他们在审视郑王之争时，倾向是何等强烈，而论证是何等乏力。

当然断言清人的《家语》辨伪乃全为经学上的“郑王之争”而发是不客观的。《家语》辨伪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在未能完全解决之前，其由宋至清的发展自然受到其内在延续性的支撑。然而学术问题的发展变化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家语》辨伪实在与经学上的“郑王之争”关系莫大。下文将具体讨论这一时期的辨伪者借古籍辨伪之名，而行经学论争之实的情形。

四

如果对孙志祖、范家相等人的疏证工作稍有留心，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指出传世《家语》“伪造之迹”的同时，总是在不厌其烦地强调其内容不可信。但是书籍的真伪与内容记载的真伪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并不能无差别等同。在古人眼里，伪书一般是指作者认定失实、创作年代失察或者书本内容不同于原书的一类书籍。以疏证的方法对《孔子家语》辨伪，原意是要说明传世《家语》的内容出自王肃之手，并非原样——也即内容不同于原书一事。而所谓内容记载的真伪则是指书本所记是否符合历史真实的问题。伪书中，固然因为有内容出自后人之手，所以常常出现不合史实的情况。不过如果作伪者选择了可信的史料当成内容编入书中，则伪书里也可能存在着与历史真实相合的内容。相反，一本作者明确、年代归属清晰、内容未经后人改动的书籍，也有可能因为作者虚构、失察等原因记载了不可信的内容。所以当《家语》的内容与比较可靠的正史记载在文字上仅存在着细微的，几乎不影响文意理解的差别时，而孙志祖等人仍要强调此乃王肃作伪，不可据信，我们就不难发现孙、范等人在疏证时实已将这两组概念完全等同了。^[35]

不仅如此，孙、范二人在认定《家语》不可信时，往往缺乏深入的考辨，而只是根据儒家经典单方面的记载以及后代儒者对孔子普遍的理解便得出结论。如《家语》“孔子沟而合诸墓焉”，孙志祖云：

案《左·定元年传》云：“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孔颖达《正义》云：“孔子之为司寇也，在定公十年以后，未知何年沟之。”王肃以孔子为司寇，事实显著，其为司空，无闻焉，意以沟合墓道，职近司空，遂以此事属之为司空时，与《左传》违，非也。^[36]

孙志祖以《左传》及孔《疏》说明“沟而合诸墓”一事应发生在孔子任司寇时，《家语》与《左传》相违，不可信。又如《家语》“孔子之楚”至“无祭者乎”，范家相云：

本《说苑·贵德篇》。圣人之祭，何等郑重。乃欲以弃粪壤之物受之，以进祖考，何以为圣人？不经尤甚。^[37]

范氏认为《家语·致思》上记载的“孔子受渔人献鱼，并以享祭”一事，源自《说苑·贵德》，是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其理由是，圣人对待祭祀，应该非常郑重，而故事中以腐鱼祭祖一事，则非常不严肃，非圣人言行所当有，故不可信。

由此可以说，清人有关《家语》的疏证工作，实际是想要通过论证《家语》是彻底的伪书，进而否定其内容记载的真实性。而他们所使用的判别标准又往往来自经学，所以孙、范等人的最终目的是想要说明传世《孔子家语》不具备充当经学证据的资格。在这一过程中，由古书辨伪到史料甄别再到义理考辨，问题被置换了两次。

乾嘉时期的陈士珂显然理解书籍之真伪与内容记载之真伪的区别：

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38]

但是他紧接着提出疑问称“然其书（笔者按，指前言诸子之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39]，则暴露出自身在学术敏感度上的不足。相比之下，郑环就要敏锐得多。尽管辨伪者中有人宣称自己虽好郑学，此番辨伪却并非黜王尊郑，只是平心之论。^[40]郑氏仍不客气地指出：

今天下学者多尚注疏而宗汉学，汉学又以康成为大宗，王肃与康成所注《小戴》义多违错，因其诋《家语》为王肃伪书。环谓说经当问其义之短长，不当问代之远近，人之贤否也。^[41]

所以说经学的问题不能在经学内部解决，而把它转换成为文献学问题，则无论当事人自称其研究如何客观，终究难掩己底气不足之实，亦不足以服人。

综上所述，乾嘉辨伪学所着力论证的“《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这一命题与经学上的“郑王之争”以及当时学术上崇汉尊郑的风气关系甚大，并非单纯的文献辨伪研究。同时清人也没有能够证明“《孔子家语》王肃伪作”一事。因此，当代学者实没有必要对此说法多作纠缠，继而有限度地承认王肃对传世《家语》做过部分改动。毕竟《孔子家语》王肃注本之前的西汉原书，今天已不复可见，且诸书中又罕有征引。任何有关王肃改易文字的推断，都会因为缺少了西汉原书这一环关键证据，而无法坐实。事实上，简帛古书的不断发现，学术界对于古书形成和流传认识的不断加深，已经促使着我们对古书研究在方法上作重新思考。李学勤曾指出：“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我国古代大多数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在辨伪方面，清代学者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其一些局限性延续到现在还有影响。今天要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从这些局限中超脱出来。”^[42]而梁园东对这一问题则说得更为具体，他在《处理中国上古时代史料的方法问题》一文中说：“我觉着我们对古书的态度，实应根本改变，古书是有问题的，自不待说，但这个问题，应当是‘来历问题’，而非‘真伪问题’。”^[43]又说：“我觉着我们今后对古书应当做的工作，是‘整理工作’，而不是什么‘辨伪工作’；应当重复汉人所做过的工作，而更谨严，更精细，更确实，去整理仍然凌乱的古书，而不应重复清代所谓汉学家工作，仅仅去‘辨伪’。”^[44]十几年来，学者正是以出土文献与《孔子家语》作比勘的方法，在《家语》成书、流传、校勘等问题上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绩。不过鉴于“王肃伪作”的问题仍然在《家语》研究中不断地提及，本文尝试对其进行检讨，试图从文献学学科历史与理论的角度说明清人的研究非纯文献研究，结论不可靠，以期能为《家语》研究摆脱“王肃伪作”说的影响贡献一份绵薄的力量。

【注释】

[1]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2]《孔子家语》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二十七卷。但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孔子家语》并非西汉原书。故《家语》辨伪，实际上是就今本而言。然为行文简省计，如非特殊说明，文中所提及的《孔子家语》或《家语》皆就今本而言。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90页。

[4]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4—541页。

[5]王柏《〈家语〉考》，《鲁斋集》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86页。

[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3252页。

[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3252页。

[8]《礼记·乐记》孔颖达《疏》引马昭语：“《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

[9]《汉书·艺文志》“《孔子家语》二十七卷”条下颜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也。”

[10]何孟春《〈孔子家语〉序》：“肃之所注《家语》也，非安国之所撰次及向之所校者，明矣。虞舜《南风》之诗，玄注《乐记》云：‘其辞未闻。’今《家语》有之，马昭谓王肃增加，非郑玄所见。其言岂无据耶？肃之夸异于玄，盖每如此。”见《孔子家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5页。

[11]何孟春《〈孔子家语〉序》，《孔子家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5—112页。

[12]何孟春《〈孔子家语〉序》，《孔子家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5—112页。

[13]黄眉云《古今伪书考补正》，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72至73页。

[14]梁玉绳《孙志祖〈家语疏证〉序》，孙志祖《家语疏证》，《续修四库全书》9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15]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第1194页。

[16]黄怀信等《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

[17]范家相《读〈家语〉杂记》，《家语证伪》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9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18]《读〈家语〉杂记》，《家语证伪》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931册，第191页。

[19]崔述认为《家语》未必出自王肃之手，而可能出自王肃后学。此亦是“王肃伪作”说之变体，下文将谈到。

[20]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考信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7页。

[21]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考信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7页。

[22]《家语疏证》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94页。

[23]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4页。

[24]《洙泗考信录》卷一，《考信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55册，第617—618页。

[25]《古文尚书辨伪》卷一，《考信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55册，第958页。

[26]《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419页。

[27]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8年，第155—156页。

[28]有关《圣证论》的内容、作者以及成书过程的具体考证可参阅程浩《王肃〈圣证论〉体例及论说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2期，第12—15页。

[29]《王肃〈圣证论〉体例及论说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2期，第15页。

[30]《王肃〈圣证论〉体例及论说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2期，第15页。

[31]需要提请重视的是，王肃借《家语》孤证向郑学发难的第十二条，马昭仍是就经书记载以回应。而马昭惟一的例外出现在“《礼记·乐记》《南风》歌词”条中。

[32]王志平《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

[33]《圣证论》的篇幅问题，《旧唐书·元行冲传》称“子雍规玄数十百件”，同处下文又称“王肃改郑六十八条”。即使以后一数据而论，从原书到马氏辑本之间，散佚的篇幅仍占达到了百分之五十。而其中据《家语》驳郑者仅十条，又不及辑本全篇的三分之一。

[34]关于“《古文尚书》王肃伪作”的问题，可参阅虞万里《以丁晏〈尚书余论〉为中心看王肃伪造〈古文尚书传〉说——从肯定到否定后之思考》，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主办《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七期）》，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发行，2010年，第131—152页。

[35]参看本文第二节引孙志祖《家语疏证》辨《孔子家语》“而西方之诸侯则焉”条。

[36]《家语疏证》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95页。

[37]《家语证伪》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99页。

[38]陈诗《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序》，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国学集要（三编十种）》，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3页。

[39]《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序》，《〈孔子家语〉疏证》，《国学集要（三编十种）》，第3—4页。

[40]陈鳣《孙志祖〈家语疏证〉序》：“余固学郑氏之学者，然非好为附和，黜王尊郑，盖尝平心读其书而决之耳。”《家语疏证》，《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94页。

[41]郑环《孔子世家考》，清嘉庆八年刻本。

[42]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43]梁园东《梁园东史学论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页。

[44]《梁园东史学论集》，第98页。文中梁园东先生观点蒙王天然博士提示，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