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党社运动与刘宗周思想

明中期以后的讲学活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而不断扩大，16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讲学为表现形式的文化革新运动;在知识分子的讲学活动背后，孕育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内容，因此，讲学活动多次遭到统治者的禁止和镇压，被指称为“别立门户”“聚党空谈”。

泰州学派的学者就曾热衷于讲学，接踵而起的东林学派，则利用了书院会讲的形式，从事具有政治色彩的集会结社活动。

顾宪成像

东林学派的主要领导者，大都出身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商业者家庭，顾宪成(1550—1616年)、顾允成兄弟的父亲是无锡的商人;高攀龙(1562—1626年)也是无锡人，祖辈以“治生”为家。他们对工商业者阶层是富于同情的，提出“恤穷人，体富民”的口号，主张“曲体商人之意”。他们以“东林书院”作为讲学和发表政见的阵地，因此史称“东林党”。

万历八年(1580年)，顾宪成中进士，即在北京组织了“三元会”，“日评骘时事”。万历十四年(1586年)，顾宪成又在无锡的泮宫讲学，“绅士听者云集”。大学士王锡爵责备他和朝廷的意见不合，指责说:“庙堂(按指朝廷)所是，外人(按指在野的学者)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宪成则针锋相对，责备朝廷故意与民意作对。他说:“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顾宪成“与南浙诸同人讲学于惠泉之上”，提出“联络天下之善士”，组织会“会”的主张。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高攀龙等重建无锡东林书院。顾宪成等人仿照朱熹的《白鹿洞规》作《东林会约》，在理学正宗的形式下，要求讲学的自由。《会约》说:“夫士之于学，欲农之于耕也。农不以耕为讳，而士乃以学为讳。农不以宋人之槁苗而移诟于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毁行移诟于讲学，其亦舛矣?此其不必惑者也。不当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协而破之，是在吾党。”这就把讲学看成士人的一种合法的权利。

东林学派不是放逸山林的隐者，也不是闭门读书的士人，他们的讲学活动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顾宪成提出“群”的作用，他说:“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之学问。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东林书院志》卷三)。这里表达了他们希望通过讲学活动唤起人心，挽救日渐衰颓的世风的愿望。

按照《东林会约》规定，每年大会一次，每月小会一次。每会时，远近绅士联翩来集，“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顾宪成传》)，可见东林书院不仅是群士讲习的场所，而且是东林党人的政治活动中心。他们谴责朝政的腐败黑暗，特别反对阉党及其爪牙的专权乱政，反对矿税勒索搜刮，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在疏陈矿税之害时，竟敢指责皇帝，他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 (《明史·东林列传》)

东林党人的政治活动遭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镇压，万历年间(1573—1619年)就曾借李三才的事件而打击东林党人，天启年间(1621—1627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对东林党人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政策，捏造罪名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人被迫自杀或冤死狱中，其中也包括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

东林党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心以及砥砺名节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他们在理论上比较陈旧。在政治上，他们虽然敢于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但又不敢从根本上去触动这一制度。在哲学思想上，他们不满于王学，企图折中于朱熹与王守仁之间，这也是他们在哲学思想上缺乏创新的表现，但他们在学术上对朱、王不抱门户之见，有求实的态度。

东林的活动趋于衰微以后，继之而起的是“复社”的更为广泛的集会活动。复社活动是以文人学士互相观摩八股制义的文社形式开始的。天启四年(1624年)，江苏太仓人张溥(1602—1641年)会合张采、周钟等11人结成“应社”，影响逐渐扩大。至崇祯初年，以江浙地区为中心，先后有“匡社”“超社”“几社”等许多文社，统合于复社。崇祯六年(1633年)由张溥主持，在苏州举行虎丘大会，从山左、江右、晋、楚、闽、浙各地赶来参加大会的有几千人之多。

复社以“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便异日者，务为有用”(陆世议:《复社纪略》)为宗旨，他们的政治态度与东林党人大致相同。在崇祯朝以至南明时代，复社人物与当权的统治者(特别是“阉党”)进行了多次斗争，被称为“小东林”。崇祯十一年(1638年)，南京诸生140余人，以黄宗羲、顾宪成之孙顾杲等人为首，作《防乱公揭》^[1]反对奸臣魏忠贤的遗党阮大铖，迫使阮大铖逃走。南明弘光朝，阮大铖复执政，复社人物遭到严重迫害。

东林与复社的集会讲学活动，反映了明末知识分子对时事的关心。东林党人的座右铭很有代表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对时事政治的关心反映了明末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增强现象。他们要求讲学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发展工商业，这些思想具有启蒙意义。他们的思想，通过当时的思想家部分地折射出来，刘宗周与黄宗羲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黄宗羲的思想将专章介绍，以下简要介绍刘宗周的思想。

刘宗周像

刘宗周(1578—1645年)，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的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明熹宗天启初年，刘宗周任礼部主事，支持东林党人，反对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因而被革职。崇祯时三次起用，结果由于他大胆揭发朝廷的弊政而被罢官。南明弘光朝，刘宗周再次起复原职(御史)，由于抨击马士英、阮大铖，被逐出南京。清军占领南京、杭州后，他绝食而死。著作编为《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

刘宗周的哲学思想既受王守仁以及许孚远^[2]的影响，但又不笃守门户之见。他对王学的态度，一生有过三次变化:开始怀疑王学近禅，其后转而笃信王学，最后又脱离王学，而“辨难不遗余力”。同时，他也指出朱熹有惑于禅学之处。他对程朱陆王都有所批评，表现了独立思考的精神。

刘宗周在自然观上接受了张载“虚空即气”的观点。他从“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的前提出发，反对佛老，批评程朱。他说:“有气斯有数，有数斯有象，有象斯有名，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性，有性斯有道，故道其后起也。”(《明儒学案·蕺山学案》)此处的推论尽管十分繁琐，明显地带有“卦气”“卦象”等象数学的痕迹，但观其主旨，是想说明气在道之先。由此出发，他对理学提出了疑问:“而求道者，辄求之未始有气之先，以为道生气，则道亦何物也?而能遂生气乎?”(同上)

刘宗周的上述观点及其推论本之于张载，但他有比张载更进一步的地方:

(1)他上承南宋叶适，论述“道不离器”的观点。他说:“离器道不见，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有物先天地’，异端千差万错，从此句来。”(同上，《语录》)刘宗周指出理学在哲学上的错误是“有物先天地”。把他的“道不离器”观还原为现实，即是反对将学术、理论与现实社会生活割裂开来，这是东林以来明末进步思想家的共同要求。

(2)刘宗周在自然观上论述“有”“无”的辩证观点。他吸取佛学“有无合一”的合理因素，抛弃以寂静虚无的“真如”为世界本原的宗教观点。他认为，盈天地皆气，气无形;如果从具体事物的产生看，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如果从事物的消亡看，可以说是从有到无。因此，在“有”中有“无”，在“无”中有“有”。事物的产生与毁坏相统一，在产生中有毁坏，在毁坏中有产生，“非有非无之间，而即有即无，是谓太虚，是谓太极”(同上)。这是对张载“虚即气”观点的深化，克服了虚即气、气即有观点的直观性，把“虚”看成“有”与“无”的统一，这就把气之“有”与具体万物之“有”作了一定区别，表现出朴素的辩证思维因素。

在人性问题上，刘宗周不同意理学家将人性区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而力图将二者统一起来，他说:“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气聚而有形，形载而有质，质具而有体，体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刘子全书》卷七《原性》)。这里从“气”出发，一步步地推论出“性”，用自然人性论的观点，批评理学的伦理道德观。同时，他还把人的欲望也归结为自然的本性，称之为“生机之自然而不容己者”，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

刘宗周上述观点，后来由其学生陈确、黄宗羲等人进一步加以发挥。

刘宗周是晚明具有开明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目睹官场及晚明社会的腐败，不愿意去做空疏无用的学问。据说，刘宗周在家中书斋门上题有“道证形而下”的联语，以表明他反对空谈形而上之道的学旨。他很强调“慎独”“敬诚”一类的道德修养方法。东林与复社的知识分子，和刘宗周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他们对自己的人品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

刘宗周在蕺山讲学，受业弟子很多，形成蕺山学派，黄宗羲、陈确、张履祥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黄宗羲所撰的明代学术思想史《明儒学案》首列“师说”一卷，一方面说明他对先师观点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刘宗周在学术史方面对他的全面影响。陈确敢于怀疑《大学》，在知行论、人性论方面提出一系列观点，与刘宗周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有关。张履祥尊奉程朱之学，继承了刘宗周思想中消极的一面，成为清初理学代表人物之一，这也说明了清初学者思想的进一步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