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悟主义的社会化道路

时间：2023-09-0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但个人主义的灵魂也是理性。以理性为内在灵魂和行为导向的个人主义道路，就是以个人为主体、以个人为起点、以个人为目的、以个人为准则的社会化道路，就是以个人为主体、以个人为起点、以个人为目的、以个人为准则的社会政治道路、社会经济道路、社会文化和社会教育道路。其次，这种以理性为内在灵魂和行动导向的个人主义指向经济领域，首先是明确个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西方哲学是分析主义的，分析主义方法是理性发展的产物，它既可以走一条与本体相融会贯通的道路，也走出一条可以与本体相剥离而独自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展开开辟出三个并行不悖的方向：一是科学思维的形成和科学的独立发展；二是哲学摆脱政治和宗教的纠缠而独立发展；三是政治与宗教的统一，并以宗教引导政治。近代以来，政教合一的形态虽然削弱了或者消解了，但宗教信仰仍然是政治的基石。这三个并行不悖的方向被统一到一条道路上来，完全在于分析主义的内在精神，即局部动力学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局部动力学走向整体动力学的思想，构成了如上三个方向并行不悖地发展的内在指示器和动力规范力量。因为，分析主义的灵魂是理性，分析主义的本质是局部动动力。与此相对应的是，局部动力学的灵魂也是理性，但局部动力学的本质恰恰是个体主义，个人主义。但个人主义的灵魂也是理性。所以，分析主义方法引导西方人开辟了一条以理性为内在灵魂和行为导向的个人主义道路。以理性为内在灵魂和行为导向的个人主义道路，就是以个人为主体、以个人为起点、以个人为目的、以个人为准则的社会化道路，就是以个人为主体、以个人为起点、以个人为目的、以个人为准则的社会政治道路、社会经济道路、社会文化和社会教育道路。这条社会化道路的展开，体现出如下四个最突出的特点。

首先，这种以理性为内在灵魂和行为导向的个人主义指向政治领域，首先明确了个人的政治学地位：人是上帝的子民，是神性的人，是天赋人权，是生而自由。这一理念构成了西方政治学的人性基石和神性价值取向，它从根本上明确了社会权力、国家权力、政府权力的来源，即这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个人，来源于人人。政体的设计，制度的选择，权力的分配，都必须首先考虑个人的存在人权和生存权利的维护和保障，都必须首先考虑个人的利益的完整保障。在这个大框架、大尺度、大标准下，任何个人都可以不服从强权，任何个人都可以反对暴力、反对专制、反对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正是个人权利高于社会、高于国家、高于政府的个人主义，构成了社会文明、国家进步、政治理性的阿基米德基点：个人推动社会，局部启动整体，分析带动综合，这是西方社会政治学的根本方法，亦是社会政治实践道路开辟的根本方法和最终力量源泉。

其次，这种以理性为内在灵魂和行动导向的个人主义指向经济领域，首先是明确个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则得到社会化构建的理由有二：一是财产权是人的政治权得到具体落实和保障的根基权利，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利，没有个人财产权的绝对保障，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权利。因为对于个人来讲，一切形式的具有实质内涵的政治权利，都是以私有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为前提。二是个人是个体的人，亦是每时每刻都需要资源滋养的人，如果个人连吃饭、穿衣、行、住等基本的资源权利都没有，那么任何外在强权都可以通过经济而卡住人的脖子。所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构成了经济独立于政治和个人反抗强权和暴力的首要屏障。其次确立起放任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这种放任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将经济与政治分开，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建立起一道屏障，一个严格的界限，其直接的结果是限制、约束了政治的范围，限制和约束了政府的权力，使经济的运作和发展遵循市场规律，即遵循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人性规律。其三是明确了富民富国的政治实践道路，即社会的发展，必须走并且只能走先富民后富国的道路。富民富国的道路，实质上是藏富于民的道路，而不是藏富于政府或藏富于官的道路。

其三，这种以理性为内在灵魂和行动导向的个人主义指向文化精神领域，就是自由，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探索，自由批判，自由创造，自由发明。在文化思想认知领域，没有禁区，没有边界，没有限制，一切都可以讨论，一切可以否定，一切都可以批判，一切都可以怀疑，一切都可以辨别。文化思想认知领域的绝对自由，这是西方学术思想繁荣、科学发达、技术日新月异的最终动力和根本保障。文化思想认知领域的绝对自由，这是分析主义方法、局部动力学思想发挥得最充分，最活跃、最具有创生活力的领域。正是这个领域始终充满了年青的批判性、创造性、发明性，它才为经济和政治领域输送了活力，提供了源泉。

其四，这种以理性为内在灵魂和行动导向的个人主义指向教育领域，首先是建立起教育中立的制度。教育中立，就是教育以按照人性原理而培养和塑造人为最终目的、为根本任务。教育中立，使教育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保持，就是一方面必须杜绝宗教思想对教育的侵入，二是杜绝任何党派思想对教育的侵入。教育中立就是教育在宗教和党派面前保持自我独立、自我纯洁。唯有如此，教育才不至于被宗教和党派所异化，教育才可真正担当起培养心身健康的人的重任，教育才可对人进行全面的心身训练，使之获得理性的教化，成为理性、正义、勇敢、节制的人。然后才可成为有辨别能力和行动原则操守的社会劳动者、政治人、经济人。其次是明确学校自治。学校自治是教育中立的根本保障，也是教育独立的根本保障。学校自治，使教育理想获得保持变成现实，使人通过学校的培养而成为心身健全健康的人变成现实。

与其相反，中国哲学是领悟主义的，领悟主义方法是感性发展或心灵直观的产物，这种领悟主义方法，无论是感觉直观的或经验直观的，还是心灵直观的，都走的是一条融进本体世界的道路。换言之，领悟主义方法从来没有走出一条可以与本体相剥离而独自发展的道路，它总是依附于本体意识之中。这个本体意识，要么是形而上学的本体意识，要么是生活本体意识。就实际而论，领悟主义方法更多地依附于生活本体意识之中，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本体意识，都是其生活本体意识的折射或者拓展而已。最典型的是老子的大道哲学，荀子的天论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以及宋明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最终都没有具备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品质，即没有从生活本体意识中剥离出来而走向独立成形的超越性的普遍本体论道路。领悟主义方法的这一自我局限和自我取向所形成的独特方法论道路，也同样开辟出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三个并行不悖的方向：

一是走出一条实用技术发展的道路，并且基本上没有形成科学思维，所以没有如西方那样的独立的科学发展道路。这主要源于个人生存的基本方式是依赖于政治和权力，文化人、知识人没有获得独立生存的学术品格，有的只是从学为官的向往，再加上科举制度的激励，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的人生理想是入朝当官，追求“达则兼济天下”，要不然就是“穷则独善其身”。由此使勤劳聪明的中国人民在日常生存劳作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很丰富的实用技术，没有得到应有的总结与提升，更得不到形而上学的追问和考察，这是因为读书致仕才是正道，没有读书人、知识人愿意将注意力、精力、热情投放到这个方面来，而社会也并没有为之提供土壤、平台和鼓励的条件。所以，实用技术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将智慧和方法淹没于实用生活之中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最终导致了中国古代科学的空白，并且这条道路演进到现代社会，科学仍然没有获得局部动力学的滋养，还是得依附于整体的激励，具体地讲就是今天的科学只有依附政府对它的看待，由此形成今天中国的科学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尤其是基础科学在其发展中更显薄弱。

二是哲学的发展始终是政治化的，根本没有摆脱政治的纠缠而独立发展，更准确地讲，中国哲学根本没有想要摆脱政治的束缚与控制而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哪怕是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的先秦时代，各家各派的哲学探索与思想创造，都是动因于政治并企望为当下的霸道王权政治服务，这可以从先秦诸子们各不相同的思想蓝图中窥视到他们思考的真实用意，不过是为业已分裂的天下探求和设计重新弥合的社会思想、认知、行动方案而已。在中国，哲学自觉成为政治的仆从和婢女，自觉为政治服务，是它本身的传统。从先秦诸子学说，到秦汉经学、再到宋明理学和心学，都体现了哲学自身的这一价值取向。这种传统和由这种传统所形成的价值取向，使中国哲学最终成为没有长大的孩子，始终停滞于由政治当奶妈的哺乳状态。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国压根儿就没有西方那样的纯正的哲学，中国的哲学在本质上是政治的，是政治哲学。哪怕是老子的哲学，也是政治的产物，并成为实际上的政治学内容。秦汉的经学、宋明的理学和心学，更不必说。从事哲学的文化人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本能地在政治和强权面前争宠其正宗地位。古代士人之间的争斗，比如汉代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争斗，宋明理学内部的争斗、佛学与理学之间的争斗，以至于今天传统哲学与马哲之间的明争暗斗，都体现了这种争宠政治和强权的风格与个性。正是在这种争宠的争斗风格和扭曲的个性、人格的全面展露过程中，哲学的本性和高贵品质被完全地消解掉了。黑格尔讲中国没有哲学，这种观点之所以得到许多西方人的认同，这绝不是外国人的有意诬蔑和诽谤，而是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

三是政治与教育的统一，并以政治统摄教育，或者说以政治控制教育。

中国的“政教合一”与西方的“政教合一”，有本质的不同：西方的政教合一，是政治与宗教的合一；中国的政教合一，是政治与教育的合一。这是因为中国的远古文明有丰富的自然宗教，却最终没有从其丰富的自然宗教脱胎出来而形成本土化的人文宗教。并且，西方的政教合一，是宗教统摄政治，即宗教控制政治、引导政治。就是在现代社会，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仍然是政治的最终引导力量。与此不同，中国的政教合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政治统摄教育，并且是政治控制教育。

在中国，政治与教育的合一，恰恰在于中国文化中没有本土化的宗教。我们说中国没有本土宗教，首先是指中国没有本土化的人文宗教。在远古时代，中国也如西方各民族一样，有其丰富的自然宗教。自然宗教就是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在人类文明进化历程中，自然宗教必然要朝向人文宗教方向进化自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自然宗教都能向人文宗教方向进化而完成自己。中国远古的自然宗教就是因各种条件因素的限制而没有走上它自我进化道路。人们常把儒家文化说成是儒教，这是儒生们为抬高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而做的近似“手淫”的功夫。因为儒家学说仅仅是一种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君子学说，也不妨说是一种政治哲学或道德哲学，它根本没有获得宗教的任何资质与品味。而“道教”的宣扬者们仍然不过是热衷于道家思想的文人的自淫式表达。道家以老子为宗。老子的思想是一种小国寡民的政治学思想，这种小国寡民的乌托邦蓝图要能够得以实施，总要给充满欲望的人一条克制欲望和谋生的出路，即希望之光，这条出路或者说希望之光就是通过“全性保真”而谋得“长生不老”。所以，道家所宣扬的是一种养生术。养生术讲的是不劳而获、不劳而生地修身养性、炼丹长生，这种生存方式与宗教完全背道而驰。宗教是一种大众文化，是一种大众化的生活信仰，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大众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指导方法，即心灵和灵魂的净化方法。通过对心灵和灵魂的净化而实现对生活的指导，即健康地生活，健康地做人，健康地劳动与爱。所以，宗教并不与生活脱离，也不与劳动分离，更不是少数人巧立名目地高高在上地享众人的劳动成果。比如，中国的道观、寺庙都供奉香火，要信众捐功德来作为道士、和尚不劳而获的生活资源。而且，无论是道观或寺庙，都建在深山或人烟稀少的地方，而不像西方的基督教教堂，始终是建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建在人群之中，教堂成为人人净化心灵和灵魂的公共场所，神父和牧师的职责就是为进教堂来希求帮助的人给予心灵或灵魂的指导与开脱。而不是如中国的道观和寺庙，成为人与神交易的地方，即信众来此献香火，是为许愿或还愿的。许愿和还愿就是交易，即把人间无力办到的事通过许愿和还愿的方式，交给神来办，神办与不办，在于你许诺给不给好处，给多少好处。神给你办成之后，你必须按照预先的约定如期付款，否则，就要遭受神的惩罚。所以，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根本没有超出实利主义思维模式，是一种实利主义的生存信念和行动方法。在这种实利主义信仰鼓动下，中国人的烧香许愿式的信仰行为，是更加深重地将自己沦陷进实利主义的深渊之中不能自拔。从本质上讲，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有的是打着宗教信仰的招牌干的是利益交易的勾当。揭示中国人的信仰的实质，恰好正面地揭露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中国文化——尤其是经历儒家文化的洗礼而真正中国化之后，它已经完全丧失了宗教的性质，即佛教中国化，其实质就是佛教实利化和势利化，这特别吻合儒家文化的基本特质。换言之，佛教中国化，是以儒家文化的实利主义和势利主义为本质规定和价值取向，以佛教为形态学特征。佛教中国化，是沿着两条路子在走，一条是大众路子，这就是上面所讲的神人之间的利益交易模式的达成，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大众生活化。另一条是文人路子。文人路子的结晶和成果，就是禅宗。历来的中国文人们为了抬高自己的放任自由主义和反生存信念与反道德的生活模式，而将禅宗名之为一种宗教形式。其实，说到头，禅宗不过是一种心灵直观领悟的整体主义方法而已，它将佛教所蕴含的形而上学的成分予以适合中国文人品格的释放，从而构建起一种放任自由主义的心灵直观领悟方法，即禅宗方法。禅宗这种放任自由主义的整体体认方法，与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市场经济领域的放任自由主义，有着其根本性质和内涵的不同：西方的放任自由主义，讲的是市场社会要遵循市场本身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和规范，并且必须要接受以诚信、守时、节俭为基本内容的契约精神和以平等、公正、客观为基本内容的法精神的具体规范，所以西方社会的放任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权利与责任对等。与此相反，禅宗方法所张扬的这种放任自由主义，恰恰是只要权利而不要责任，只要自由而不讲约束，只要随心所欲而不讲担当的散漫主义、非道德主义。

无科学奠基的实用技术道路、哲学的政治主义方向、政治控制教育，这三个并行不悖的展开方向能够被统一到一条道路上来，完全在于领悟主义的内在精神和整体动力学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讲，是整体动力学走向对局部动力学的控制的思想，构成了如上三个并行不悖的发展方向的内在指示器和动力规范力量。因为，领悟主义的灵魂是感性，感性的基础是情感，感性的实质是自我利害得失。整体动力学的灵魂也是感性，即经验论、利益论和利害得失论；整体动力学的本质恰恰是社群主义、国家主义、政府主义，或者说君王主义、官僚主义。社群主义、国家主义、政府主义的灵魂也是感性，即情感论和利害得失论。所以，领悟主义方法引导中国人开辟了一条以情感为内在灵魂和行为导向的整体主义道路。以情感为内在灵魂和行为导向的整体主义道路，就是以国家和政府（实质上是以君王和官僚）为主体、以国家和政府为起点、以国家和政府为目的、以国家和政府为准则的社会化道路，就是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以国家和政府为起点、以国家和政府为目的、以国家和政府为准则的社会政治道路、社会经济道路、社会文化和社会教育道路。这条社会化道路的展开，体现出如下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首先，这种以情感为内在灵魂和行为导向的整体主义指向家庭领域，就是血缘主义的父家长制度。这种家庭制度的实质有二：一是家长专权；二是男尊女卑。这种家庭制度的扩张形态，就是宗族制度。宗族首长掌握着对宗族成员的生杀大权。宗族祠堂构成宗族的公堂，有判决刑赏处罚之职能。因而，在家庭的拓展形态宗族世界里，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整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整体规训高于个人自由。个人始终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没有主动权，没有能动性。当然，家庭也难有创造性。经验与习惯、祖训与族规、家规，是人之根本律法。人不能逾越其中任何律法，否则，既是不尊，也是不孝。

其次，这种以情感为内在灵魂和行为导向的整体主义指向政治领域，首先明确了国家、政府的政治学地位。在古代中国，君王就是国家、政府的实质体现，因而，国家、政府的政治学地位就是君王的政治学地位：君王是上帝的儿子，是神至人间，是天赋君权，是生而自由。这一理念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人性基石和神圣价值取向，它从根本上明确了社会权力、国家权力、政府权力的来源，即这一切权力都来源于君王，而君王的权力却来源于神的意愿、来源于上帝的意志，所以，君王是帝神合一和天人合一。政体的设计，制度的选择，权力的分配，都必须首先考虑君王的帝神合一性和天人合一性，都必须从头到尾地考虑君王、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政府、官僚的最大利益。在这个大框架、大尺度、大标准下，任何个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君王的意志，服从政府的指令，服从国家的派遣，服从官僚的权力，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反对暴力，没有权利反对专制，更没有权利反对君王、政府、官僚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正是君王权力高于个人、国家权力高于个人、政府权力高于个人、官僚权力高于个人的这种整体主义，真实地构成了中国社会文明、国家进步、政治运作的阿基米德基点：整体控制个人，整体启动局部，领悟带动分析，这是中国社会政治学的根本方法，亦是社会政治实践道路开辟的根本方法和最终力量源泉。

其三，这种以情感为内在灵魂和行动导向的领悟指向经济领域，首先是明确天下为公的理想。天下公为的理想的具体落实，在古代就是一人私有制，其具体表述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现代就是国有资本主义，其具体表述就是公有制，由此形成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则得到社会化构建的理由有二：一是财产权是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官僚权力得到具体落实和保障的根基权利，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公有制和财产归国家的财产权利，没有公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的无限绝对化、政府权力的无限绝对化和官僚权力的无限绝对化。天下为公的理想落实为公有制，其根本的理由是社会、国家优先于个人，政府比个人重要，王权优越于个人的人权。因为领悟主义方法和整体动力学思想强调，整体优先于个体、国家重于个人，政府是社会的启动力，权力是权利的引导力量。个人必须接受国家、政府、官僚的管制，个人权利必须接受国家权力、君王权力和官僚权力的控制。这是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也是经济运作的根本规则。其次是构建起高度自洽的垄断主义市场经济，这种高度自洽的垄断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将经济与政治融为一体，这种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和模式，彻底拆除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任何屏障，彻底清理掉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任何阻隔和界限。只有这样，政治、强权才可获得对经济市场领域的全方位的掌控，这是政治和权力垄断市场、垄断社会经济的根本前提。因为如果在市场经济领域还存在着界限，存在着对政治和强权的范围限制与规训，政治和强权对市场经济的全权垄断，就无从实现。由于政治、强权在市场经济领域的无限制、无边界地行施垄断功能，当然就使经济的运作和发展不可能遵循市场规律，即不可能遵循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规律，而只能遵循权力规律。政治和强权垄断市场和经济，在过去，其主要功能是对土地、劳动力的垄断，在进入现代社会进程之中，则主要行施两种垄断：一是实施资源分配权和使用权的垄断；二是实施产品价格垄断。前一种垄断是市场的源头垄断，后一种垄断是市场的消费垄断。正是这两种垄断形成了首尾照应的完整垄断模式，这种垄断模式从根基上维护和强化了政治的集权和专制。在这种垄断模式规训下，第三个方面就是定位富国富民的国家道路，即社会的发展，必须走并且只能走先富国后富民的道路。富国富民的道路，实质上是藏富于政府或藏富于官的道路，而不是藏富于民的道路。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到现代社会，走的是一条藏富于民的道路，正是这样的道路设计，才使本来后起于中国的近代西方社会，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开创了现代文明。而在各方面都走在西方社会前面的近代中国，却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无缘成为现代文明的开创者，其根本的原因就在这一“富国富民”的国家道路的设计。

藏富于民的国家道路，其实也不是西方社会的发明，因为，对藏富于民的国家道路予以最早实践探索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恰恰是春秋初期的齐国。春秋初期，齐国君主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管仲在边远贫瘠、弱小的齐国实施“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政治经济改革，所设计的整体方案，走的就是富民富国的路子，即称王的前提必须称霸，称霸的前提必须强兵，强兵的前提必须富国，富国的前提必须富民，富民的前提必须“顺民心”、“足民欲”，顺民心、足民欲的前提是必须“民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因为民乃国之本，欲乃民之本。以民为本，其本质规定就是以欲为本。所以，“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牧民》）管仲是法家的创始人，法家的顺民心、足民欲的治国道路，对统治者提出了权力限制和政治作为的双重根本要求，这一双重的根本要求的实施，严重地损害了君王的根本利益和官僚的最大利益，因而，它最终被妖魔化、被废除。而儒家学说却为之提供了富国富民的国家设计思路，这种国家设计思路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君王和官僚的放任自由主义和最大限度地控制民的禁欲主义需求。所以，自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到今，这条国富民富的国家设计方案仍然是其基本的政治实施方案，无论怎样在大谈民生问题，但仅仅是一种政治智术功夫，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国富民富的国家路线，而开辟民富国富的国家道路。所以，政府仍然是富有的，也是最强大的，人民仍然是贫穷和弱小的，而且社会仍然处于发育非健康的状态中。因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国家设计模式和实施方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领悟主义方法和整体动力学思想，尝试探索分析主义与领悟主义、局部动力学与整体动力学相统一的新思路、新方法。

其四，这种以情感为内在灵魂和行动导向的领悟主义指向文化领域，就是政府控制的规训指导制度。这种由政府控制的规训指导制度，就是一种整体启动个体、整体调控个体、整体指令个体的文化制度。在这种文化思想认知制度规训下，没有自由言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自由探索，没有自由批判，更没有自由创造，没有自由发明。在文化思想认知领域，到处设有禁区，每个具体的领域无论是科学、技术领域，还是学术思想领域，或者是文学艺术领域，都设定得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边界、限制。可以讨论、可以否定、可以批判、可以怀疑、可以辨别的内容，只能是指定的内容，没有指定的内容，都不可以讨论，不可以否定，不可以批判，不可以怀疑，不可以辨别。正是这种政府控制的规训指导制度，使中国文化自汉以降，只有一种声音，一种颜色，一种观念，一种模式，一种方法。这种千篇一律的文化发展，当然有热闹，有炒作的盛世，却难以出现如西方那样的学术思想繁荣、科学发达、技术日新月异。这恰恰是领悟主义方法、整体动力学思想发挥得最充分、最活跃、最具有创生活力的领域。这个领域的贫乏和苍白，最终使它本身丧失了吐故纳新的批判精神，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和一往无前的发明智慧。与此同时，在这种领悟主义方法和整体动力学思想的激励下，文化思想认知领域的这种单模式的发展，又为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整体主义治理输送了经验，提供了不竭的固化资源。

其五，这种以情感为内在灵魂和行动导向的领悟主义指向教育领域，首先建立起政治控制教育、政治指导教育的制度。这种制度从传说的夏代的官学的诞生之时始，就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后来，通过科举制度得到全面的巩固。近代随西学的东进，清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但后来的升学考试和职业分配制度又续接起了这种制度。市场经济的实施，职业分配制度被取消，但知识考试的升学制度更加完善，而公务员考试制度和公务员考试的党员优先制度，又发展和强化了这种政治控制和指导教育制度。这种以政府控制教育和规训指导教育的制度，规定教育必须且只能按照社会政治的要求来培养和塑造人。因而，教育必须全方位地接受政府的安排，全方位地接受政府的控制，全方位地接受政府的规训。教育必须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按照政府的政治意愿来展开。因而，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教育只能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并且只能以政治思想为其唯一的指导思想。同时，学校必须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必须成为政府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并且必须成为政府这架整体机器的最重要、最核心的一部分。因为学校是培养人的机构，人决定着国家的颜色，政府的纯洁、政治意识的主导力量的强化问题。所以，学校必须直接接受政府的掌控，唯有如此，教育才成为政治的咽喉。由此，教育（或者说学校）的根本任务，不是对人进行心身的全面训练，也不是使之获得理性的教化，成为理性、正义、勇敢、节制的人，而是使之获得忠诚、顺从、听话、唯上的社会劳动者、政治人、经济人。

【注释】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7页。

[2]冀（今山西、河北，辽宁辽河以西）、青（山东东部）、兖（今山东西部）、徐（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扬（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江西北部）、豫（今河南）、雍（今陕西、甘肃）、荆（今湖南、湖北）、梁（今陕西西南、四川）。

[3]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之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1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页。

[5]［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5—116页。

[6]［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6页。

[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9]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影印本，1933年版，第5，7，9，10，12—13页。

[10]［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7页。

[11]［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