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常常会在伦理失范中出现一批桀骜不驯，被称为“狂人”、“狂士”的人物。春秋末期，楚国有个狂人走过孔子的车旁，唱着歌子，嘲讽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魏晋之际，刘伶、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都肩一个“狂”字。唐代大诗人李白自比楚狂接舆，其《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狂人多是具有敏锐的头脑、较强的个体意识和鲜明的独立人格，因而不被社会所容忍的人。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批具有批判头脑和追求人性解放的“狂人”。那时凡有新思想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往往以“狂”自许。李贽善于发道学之隐情，自赞“其心狂痴，其行率易”（《焚书》卷三）。画家徐渭也喜以狂人自居，说自己“辄疏纵不为儒缚”（《徐文长文集》卷二六）。袁宏道则更以生性狂僻、不耐羁锁为时人所知。他青年时代作有《狂歌》诗云：
六籍信刍狗，三皇争纸上。
犹龙以后人，渐渐陈伎俩。
嘘气若云烟，红紫殊万状。
醯鸡未发覆，瓮里天浩荡。
宿昔假孔势，自云铁步障。
一闻至人言，垂头色沮丧。
这里居然将六经比作随时可以扔掉的稻草扎成的刍狗，又骂那些不知天高地厚、自命清高，假圣人之言以虚张声势的腐儒像醋坛酒缸中之物一样可笑可怜。晚明狂士对维护专制名教的伪道学的批判，其肆无顾忌，大胆辛辣，可谓史无前例。难怪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又说泰州之后的一代狂儒“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历史上的狂者大都兀立呼喊、孤立无援，因而在其狂欢的形式后往往掩饰着一种深沉的孤独与无奈，就像阮籍《咏怀》诗所云：“羁旋无俦匹，俯仰怀哀伤。”明代中后期，由于民风士习的嬗变，狂诞怪异者的声音往往受到接近市民社会的士大夫的理解、宽容，甚至受到青年人的热烈欢迎。沈瓒在《近世丛残》中载：“李卓吾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尽管统治者下令厉禁其书，但屡禁不绝，照旧流行于人间，因为他喊出了时代的声音。故“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日知录》卷一八）狂人的思想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使整个中晚明社会风习都染上了一种“狂症”。其实，那正是社会裂变、文化转型的前奏。
明代士人们多喜欢聆听庄子的声音。在他们眼中，庄子是最早发现了真实“自我”的诗人哲学家。明人喜读《庄子》，是因为庄子适性逍遥，在宥天下，委运任化，心与道冥，“不以人灭天，不以故灭命”的自由主义哲学为他们走向人性解放和反对伦理异化提供了精神的支援。庄子的哲学带有如大梦初觉的意味。他站在“道枢”和“天钧”上观察人生，正如真正的艺术家观察风景一样，隔着一层薄薄的烟雾。哲人与现实之间的这段审美距离，使他们获得了批判的权力，能够从生硬刻板的人生琐事中看出其中的意义。所以真正的诗人、哲学家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观念完全相反；后者为某种实用功利性目的忙碌一生，以为只有它才是绝对真实的。庄子认为这种人真是无可救药。这样的人连起码的怀疑念头都没有，所以他对于生活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庄子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是谁？我应怎样享受人生？谁最会享受人生？庄子告诫人们，在有限的现实中不必去追求所谓的尽善尽美，不要浪费气力去寻找必不可得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调整我们的理想，使我们得以和平地共处，旷达地忍耐，幸福地生活。在有限的生命中不断地向外追求，只能迷失了我们的本性，庄子叫作“丧我”。例如，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田野中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什么，一个聪明人可以提出一个难题让人去猜想：那个人究竟丢掉了什么东西？有的猜一只手表，有的猜一个钻石戒指，各有各的猜测。这时大家都会对自己的猜测感到没有把握，那位智者如果是庄子，他会轻而易举地告诉大家说：“我告诉你们吧，他丢掉了自我。”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为了追求一样东西而忘记了真正的自我，就像庄子所讲述的那个美妙的故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只可爱的小鸟，为了要吃一只螳螂竟忘记了自身的危险，而那只螳螂又为了要捕捉一只蝉也忘记了自己即将死在小鸟的口中。这个寓言告诉人们；不要为了追求某种东西而迷失了自我的本性，不要把手段当作了目的。人应该各自安于自己的本性而生活；自足其性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
庄子说：“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牛马都有四个蹄子，可以自由行走，这是牛马的天性；给牛马套上笼头，穿上鼻绳，这是人类的作为。对牛马来说，并不希望络首穿鼻，失去自由真性。庄子还比方说，野鸡宁可在沼泽中一啄一饮，也不愿被关在牢笼中过优裕的生活；乌龟宁可在泥水中自由自在地活着，也不愿被拆下骨头当作神物供奉在庙堂之中。这都说明自由是幸福的根本。
明朝人大都喜欢庄子的思想，并深受其影响。袁宏道说：
凤凰不与凡鸟共巢，麒麟不共凡马伏枥。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珂雪斋集》卷十八）“穿鼻络首”之喻，恰恰出自《庄子?秋水》。宏道又说：“夫鹦鹉不爱金笼而爱陇山者，桎其体也。雕鸠之鸟不死于荒榛野草而死于稻粱者，违其性也。异类犹能自适，何以人而桎梏于衣冠，豢养于禄食邪？则亦可嗤之甚矣。”（《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鹦鹉、雕鸠云云正和《庄子》中泽雉“不蕲畜乎笼中”（《养生主》）和鲁侯养鸟（《至乐》）的譬喻大同小异。王思任有一首《题四牛图》之绝句，也印合了《庄子》“穿鼻”之喻：
芳草垂杨看牧牛，牧儿何处放牛游？
不如豁却绳穿鼻，十六狂蹄纵海秋。
（《王季重十种?尔尔集》）
牧童放牛却看不住牛，任牛在芳草地自由活动。诗人觉得这样还不快意，索性解去牛的鼻绳，任牛在广阔的天地间纵横驰骋，这样岂不快哉！希望牛的野性得到解放，正反映了明人对自由个性的向往与追求。
张岱也有奇思怪想，是明代极有个性的作家。他希望打开牢笼，把关养在牢笼中的家禽家畜放生到大自然中去，把养在池塘中的鱼放到江河之中去，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游。《西湖梦寻?放生池》载：但恨鱼牢幽闭，涨腻不流，刿鳍缺鳞，头大尾瘠。鱼若能言，其苦万状。以理揆之，孰若纵壑开樊，听其游泳，则物性自遂。深恨俗僧难与解释耳。昔年余到云栖，见鸡鹅豚羖，共牢饥饿，日夕挨挤，堕水死者，不计其数。余向莲池师再四疏说，亦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后见兔鹿猢狲亦受禁锁，余曰：“鸡凫豚羖，皆藉食于人，若兔鹿猢狲，放之山林，皆能自食，何苦销禁，待以胥縻？”莲师大笑，悉为撤禁，听其所之。见者大快。
作者见鸡鸭猪羊，还有鱼、兔、鹿、猴被樊禁在圈栏、池子、绳锁中，失去了自由活泼的天性，或饥、或困、或病、或死，心里十分难过，于是说服了寺僧开禁放生，让自然之生灵还归于自然。这正体现了庄子“不以人灭天”的自由主义精神。
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大都在思想情感上切近于市民社会。他们面对现实，热爱人生，执着追求世俗中的幸福快乐。他们反对遁世，而主张“适世”。在他们看来，尽情地享受现实的幸福，按照自己的志趣爱好去生活，自是“天性”应有之义。有了这种对人生的理解，晚明士人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均从正统理学的伦理本位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他们不再安于昔日的斯文礼仪，而甘愿醉卧于风月场中；不再安于箪食瓢饮的孔颜之乐，而公开追求放情纵欲的感性快乐；不再怀幽兰孤芳之操，宁与达官巨贾合欢于官场市井。一句话，他们不再以忧乐天下为己任，而将存在的意义投向讲美食、嗜茶酒、建园林、赏花草、蓄声伎、听评话、读闲书、喜交游、乐山水等世俗之乐。人心流于佚荡，生活失之放纵，成为明中后期民风士习的基本征象。标榜“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儒家名教和“存理灭欲”、主静持敬的程朱教条再收束不住日趋世俗化的士子骚动的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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