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人的命运大体不外两种，一种是身居庙堂之上，辅君安民，经邦济世，遵循儒家价值理想建功立业。另一种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对儒家信念发生怀疑，顺着庄子的路，寄浮生于天地大化之中，委运任化，心与道冥，力求摆脱人生的困缚，在无可奈何中尽力活得潇洒风流。正史《隐逸传》中的人物不胜其多，而陶渊明和苏东坡最能体会和表现中国隐逸文化的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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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的命运大体不外两种，一种是身居庙堂之上，辅君安民，经邦济世，遵循儒家价值理想建功立业。他们一生生活在责任伦理中，真可说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得志则兼善天下，不得志则独善其身，修身以待时命。另一种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对儒家信念发生怀疑，顺着庄子的路，寄浮生于天地大化之中，委运任化，心与道冥，力求摆脱人生的困缚，在无可奈何中尽力活得潇洒风流。这一类人属于史书上所谓放达者和隐逸者。古今放浪形骸者多矣，其中魏晋时代的名士最为洒脱，因为他们多是带着巨大的精神苦闷而走向放达的，这种放达与一味追求感性快乐的行尸走肉式的混世方式根本不同，前者是追求精神自由，后者是沉沦于低级趣味。“隐”与仕相对，“逸”与缚有分。能做官而不做或不屑做谓之“隐”；在人生困缚中而不为其所困谓之“逸”。能隐者未必能逸；能逸者亦未必一定要隐。正史《隐逸传》中的人物不胜其多，而陶渊明和苏东坡最能体会和表现中国隐逸文化的神采。相比较而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可谓隐中之逸，而“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北宋一代词宗苏东坡可谓以逸为隐。这里通过透析古代文人放达与隐逸的生活姿彩，以见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又一向度——自由与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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