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之“仁道”

二、儒家哲学之“仁道”

儒家是孔子开创的，但“儒”并非源于孔子，在孔子之前就有“儒”。历史上对何谓“儒”有许多争论，但无论怎样，“儒”都是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事的职业或者为官，或者为士，主要以文见长。孔子之前的“儒”，只是某种类型的人的名称，从孔子开始，“儒”成为一个思想学派，称为“儒家”，儒家的思想称为“儒学”。孔子能成为儒家的开创者，是因为他有“道”，即“仁道”。

1.“仁”字的来历与《论语》中出现的“道”

“仁”虽然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与标志，但这个词却并不是孔子的发明或创造。在《诗经》里已经有“仁”这个词了，《国风·郑·叔于田》中有“洵美且仁”，“仁”的含义为一种品德。历史上对“仁”的内涵有多种解释。最常见的是从字的结构把“仁”理解为“二人之道”，其内涵是人对他人的爱或善。还有一种理解是“仁”是人之为人的善根，就如同坚果是果实里面的“仁儿”一样，人的“仁儿”就是“仁”。在《论语》里，“仁”字出现了104处，但每一句包含“仁”的话都不是对“仁”的定义。可以说，整个《论语》都在讲“仁”，但其中出现的“仁”都是仁的具体表现而不是仁本身。因而，对“仁”的理解就要把握孔子的整个思想。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在总结关于“仁”的理解以及对孔子哲学的体会的基础上，把“仁”预先理解为人之为人的善根以及由此展开的人与人的相爱与相善。对于孔子所言的“仁”的各种含义，我们将在下面的解说中进行呈现。

孔子提出“仁”的思想，从直接的方面来说，是为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找到一条“道”。这条道从孔子的思想来看，是重新恢复周礼。孔子认为，周礼“郁郁乎文哉”，是符合人的生命本性的。但是，周礼毕竟崩坏了，崩坏的原因在于周礼虽然具有源于人本身的根据，但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之后，周礼当中的人自身的根据逐渐被后人所遗忘或忽视，礼成为表面的社会规则，成为束缚人的东西，当人们有现实的力量去冲破这些外在规则的束缚时，礼崩乐坏的结局不可避免。因而，孔子恢复周礼的使命就是通过重新为周礼建立源于人的生命本身的根据而恢复周礼，实现社会的秩序。这种支撑周礼的源于人的生命本身的根据就是“仁”。虽然孔子提出“仁”的直接用意在恢复周礼，但由于“仁”所具有的作为人的生命本性的属性，决定了“仁”的思想成为超越具体时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使人成为人的人的生命本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仁”是具有哲学性的概念，也正因如此，孔子创立的儒学对人的教化是一种成人之教，具有普遍意义。从一种思想主张的意义上理解孔子的思想，孔子实际上提出了“人应当仁”的主张，在这一意义上，“仁”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道”。

以往对孔子“仁”的理解都是在思想的意义上进行理解的，很少有人从道的意义上进行理解，似乎道是道家的专利。其实，在《论语》中，有几处提到孔子言“道”，例如：

志于道。（《论语·述而》）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但孔子之道到底是什么，他本人并没有说。孔子的弟子子贡说：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既然孔子本人没说他的“道”是什么“道”，我们又如何知道呢？孔子虽然没有直接说他的“道”，但整篇《论语》说的都是孔子的“道”，这是需要细心体会的。

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这个“一以贯之”的就是孔子的道。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

每个人读《论语》都会有自己的心得，把心得表达出来就是一种理解、一种阐释。正因为孔子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说了，所以才使后人不断地注疏，以求把握孔子之道。后人的理解是否符合孔子原意，已经无法验证了，或者说后人是否把握了原意已经不重要了。只要后人的理解能够让同时代的人觉得有道理就算是真正理解了。

如果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那么孔子之“道”即“仁道”，孟子在解释“仁”时说：“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孔子作为中华文化自觉而忠实的继承者，以对古代文化悦服向往的心态深刻把握中华文化“德性精神”的根本，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系统。“仁”直接来说是中华人文精神外在表现的“礼”的思想根据，从根本上说是孔子对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在德性方向上的自我解觉，因而“仁”不仅是思想、价值理念，更是人的生命之道。

2.“仁道”的个体性内涵——“君子之道”

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言论针对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个人的修养，一个是社会的治理。所以从现象上看，孔子之道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体做人之道，即“君子之道”；一个是社会秩序之道，即“正名之道”。我们把孔子之道理解为包含“君子之道”和“正名之道”双重含义的“仁道”，是对《论语》的理解及推理的结果。

我们先看孔子的做人之道。孔子在谈做人问题时，都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言论，并没有概括性、原则性的结论。但是我们发现，在孔子的言论中多次提到“君子”，可以说，“君子”是孔子的做人理想。如果把孔子关于做人的思想概括起来，那就应当是“君子之道”。而且关于“君子”的思想在后来的儒家经典中得到了继承。《孟子》《易传》《中庸》《荀子》《大学》中都用“君子”表达儒家的做人理想。

关于“君子”，《论语》中记载：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在这段对话中，孔子认为君子“修己”“安人”。“修己”是修养和完善自己，“安人”是使人与人之间相安和睦，“安人”也正是行“仁道”的表现。需要注意的是，《论语》中孔子谈论的任何一个词都不是在下定义，而往往是针对提问者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回答。所以“修己安人”只是“君子”的内涵之一而不是全部。从整个儒家经典来看，“君子”表达的是儒家思想所理解的真正的人，是堂堂正正挺立于天地之间、可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人。那么，“君子”的性格特征或者说“君子之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首先，“君子”乐天知命，积极进取。

儒家思想源于对生命的忧患，只有忧患于生命，才能去思考生命的根据。但忧患并不是忧愁，不是杞人忧天，所以孔子对待生命的心态不仅不是忧愁，反而始终是乐观的。《论语》开篇就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孔子还说：

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这些话都说明孔子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乐观的，这种乐观来自于“知命”。孔子说自己：

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这里的“天命”并不是“命运”意义上的“命”，而是人“由天所命”的使命。理解了这种“天命”，才会接受自己的生命与命运，才不会对生命产生忧愁和烦恼，才能真正尊重生命，弘扬生命，让生命的意义得以显现，使人真正屹立于天地之间。所以孔子说：

仁者不忧。（《论语·子罕》）

“不忧”是对人的各种生存问题不忧愁，不忧愁不等于不忧患。孔子忧患的是什么呢？孔子说：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孔子忧患的是不能了解生命的大道，以及自己生命德性的提高与生命的完善。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效法“天”的创生精神，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也正因如此，孔子才会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生活状态与生命境界。

其次，“君子”坦荡、率真。

因为“君子”乐天知命，所以在内心里是坦荡的：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

因为坦荡，所以表现出来的行为是率真的：

巧言令色，鲜亦仁。（《论语·学而》）

这就是冯友兰总结的“真性情”，也就是孔子所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的含义。再有像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也是这种性格的体现。这种坦荡、率真的生命是本真的、没有经过功利算计之心污染的纯净生命，这种生命才是能知善知恶、得道行道的生命。所以孔子说：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第三，“君子”具有“忠恕”之心。

因为“君子”胸怀坦荡，不计较个人私利：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所以“君子”为人具有“忠恕”之心。尽己之心以待人谓之忠，推己之心以及人谓之恕。《论语》中记载：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因为有“忠恕”之心，所以就会待人和善，成人之美。《论语》中说：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

正因为具有“忠恕”之心，“君子”才是有道德的人。君子修德也是对“地”的厚生精神的效法，“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象传》）“君子之道”才因此具有道德伦理色彩。

第四，“君子”具有“中庸之德”。

《论语》中说：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里也说：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

可见，“中庸”是“君子”的一种品德，指行为举止的恰到好处，既无“过”又无“不及”。“过犹不及”，二者都不是“中行”，是“君子”所要避免的。孔子说：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君子”追求的是“文质彬彬”，“文质彬彬”正是“中庸”的体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孔子还说：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

这也是“中庸之德”的具体体现。程颐把“中庸”解释为“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庸”之德即在变易的生命中不偏离生命的大道，并且不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孔子七十岁达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生命境界就是一种“中庸”境界。

我们说孔子的“仁道”在做人方面是“君子之道”，那么“仁”与“君子”是什么关系呢？孔子说：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君子”具有“仁、知、勇”三种品格，“仁”是其中之一。孔子还说：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礼记》）

这些言论表明，“仁”是“君子”的内在品质与个人修养上的追求，“君子”是“仁”的体现，“君子”的种种特殊品格可以用“仁”来概括。“君子”与“仁”都是一种做人的追求，也就是一种道路，所以是一种“道”，“君子之道”就是“仁道”。

3.“仁道”的社会性内涵——“正名之道”

社会的混乱失序，必然引起“君子”（“仁者”）的忧患。以“君子”的进取性格，必然要挺身而出，“知其不可而为之”。拯救黎民苍生于水火，正是儒家的社会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的特征并非“入世”，而是“救世”。“入世”有为己之嫌，“救世”才是“仁”的体现，才能具有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

儒家的“救世之道”是“正名”。《论语》中说：

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因而“正名”是社会有序的根本。“正名”就是要人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名副其实，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状态。这样的社会才能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正名”作为一种社会有序的原则及理想追求，是一种社会之道。

如何“正名”呢？孔子的方法是恢复“周礼”。为何要恢复“周礼”呢？因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是“周礼”已经“礼崩乐坏”，如何恢复？“礼崩乐坏”是因为“周礼”已经成了一种没有实质的空壳，要恢复“周礼”就必须为其注入新的内容，这就是“仁”。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仁”从社会的意义上说就是“复礼”，所以：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礼”的内容就是“尊尊、亲亲”的伦理，孔子的弟子有子说：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中庸》里也说：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可见，“仁”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教条，而是与具体的时代特征紧密相连的。孔子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根本意义上的。他着眼于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从人的内在修养入手，使社会秩序出自人的本心。这样，维护社会秩序的“礼”就不再只是形式，社会规范就不再是人的束缚，而是人的自觉。这种社会之道，从社会的角度看是“正名”，而其实质是“仁”。所以孔子的社会“正名之道”也即“仁道”。

“正名”是孔子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这种道需要通过政治的方式实现出来，因而，孔子周游列国向各国国君宣传他的“仁道”主张，在他自己的政治实践中，也运用“仁道”进行治理，取得了治下兴盛的景象，可惜的是他的“仁道”实践引起他国的恐慌，被阴谋算计赶下政治舞台。孔子的“仁道”表现在政治方面，是他的以“正”和执政者的表率为核心的政治哲学。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孔子哲学是君王哲学，大人之学，其核心是“仁道”基础上的“仁政”与“德治”。孔子从个人修养和社会秩序两个方面阐发他的“仁道”，也就是说，孔子用“仁”为个人与社会建立源于人的生命本身的根据，所以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庄子把儒家之道表述为“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对孔子以“仁”贯通个人修养与社会秩序之“仁道”的最好概括。

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其中固然有社会历史特别是政治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孔子有“道”。唐朝的韩愈把儒家思想的传承称之为“道统”，宋明时期的“理学”与“心学”也被后人概括为“道学”。这都说明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儒家之“道”。孔子之后，他的弟子及后学不断地阐发孔子之“道”，但这些阐发都没有超出孔子思想，所以儒家并没有其他的“道”，儒家之“道”就是孔子之“道”。

4.孔子后学对“仁道”的阐释

虽然孔子之后的儒家没有自己的“道”，但他们对阐发和弘扬孔子之“道”却有很大贡献。这里仅就儒家后学对“仁道”的理解作以简要介绍，以增进我们对儒家之“仁道”的理解与把握。

《中庸》中认为，孔子的“仁道”是“中庸之道”。“中”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其中”之“中”，“中道”即“道”在天地万物之中，所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庸”指平常，“庸道”即“常道”。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所以，“仁道”既平常又高远，“极高明而道中庸”。

孟子把孔子之道理解为人与禽兽相区分的标准，他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有“仁”，禽兽无“仁”。

《大学》把孔子之道理解为“大人之学”，并把孔子的“仁道”概括为“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汉朝的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观念理解孔子之道。在此基础上把孔子之道理解为“君王之道”。他从孔子修订的《春秋》中寻找孔子的“微言大义”，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制度化儒家”。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把孔子之道从个人修养与社会秩序之道扩展到宇宙秩序之道。比如张载提出了“为天地立心”和“民胞物与”的思想。程颢认为，“仁”是使“万物一体”的力量，并且具有“生”的功能。朱熹说：

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朱熹集·卷六七》）

对于这种“万物一体”和“生”的理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守仁也是赞同的。

纵观儒家后学对孔子“仁道”的理解与阐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之后的儒家只是对“仁”的理解各有侧重，这些理解都没有超出孔子所言“仁”的基本含义。宋明理学把“仁”扩展到宇宙秩序，也不过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对“仁”的发挥，这一内涵是孔子“仁”中应有之意。所以，儒家之道就是孔子所开创的“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