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与中国古代哲学的问题类型与思想主题

二、西方与中国古代哲学的问题类型与思想主题

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活动总是源于对需要哲学性思考的问题的思考。中西方古代哲学由于其生活世界的差异，决定了其进行哲学性思考的问题类型的差异，这种不同的问题类型也决定了其思想主题的差异。西方古代哲学是以“提出的”问题为起点，形成了探究“万物本原”的思想主题；中国古代哲学是以“面对的”问题为起点，形成了求索“生命之道”的思想主题。从人的生命的特殊问题——“做人”——来看，中国古代哲学是直接关注和解决这一特殊问题的，而西方古代哲学则是以间接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

1.探究“万物本原”的西方古代哲学

以往的哲学史对于西方古代哲学的产生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作为主流观念的理解，即哲学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这种解释认为，哲学源于对自然世界的“惊异”，由“惊异”开始了超越宗教、神话观念的对自然奥秘的探究。这种探究的思想追求是认识世界的“本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所谓‘本原’（arche）就是万物从它那里来，毁灭之后又回到它那里去，万物生灭变化，惟独它不变的东西。在希腊语中，arche有多种含义，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开端，一个是主宰，因此这个概念曾经被翻译为‘始基’：既是开始又是基础。”^[1]“‘本原’（arche）是自然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它的本意是‘太初’。希腊哲学家认为，最初存在的东西在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始终起作用，因此，事物的最初状态或者是构成事物的基本要素，或者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缘由。‘本原’这两层意思分别被译作‘基质’（Urstoff——德文）和‘原则’（principle）”^[2]被称为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的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后来又出现了阿纳克西曼德的“无定”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本原”说，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本原”说，这些早期自然哲学家关于世界万物“本原”的说法使后人形成了对于哲学较为流行的观念，即哲学是探究“万物本原”的学问。

还有一种对西方古代哲学产生的理解，认为古希腊哲学并不是源于对自然奥秘的探究，而是源于城邦制民主制度中对话语的重视，在对话语的思考中发明了理性。对自然的思考不过是政治原则在自然宇宙上的投射。“最早的智慧，即希腊七贤的智慧，是一种伦理和政治的思考，它试图确立一种人类新秩序的基础，这个基础应该以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平等法律来代替君主、贵族和强者的绝对权力。……在哲学的黎明时期，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的图景，被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希腊最早的、真正的智者。他们的思考对象不是自然宇宙，而是人类世界：人类世界由哪些部分构成？哪些力量会使其内部出现分裂？如何统一协调这些力量？怎样在冲突中建立城邦的秩序？这种智慧是一段漫长、艰巨、坎坷的历史的产物，曾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它从一开始就摆脱了迈锡尼人的王权观念，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于是，权力、权力的形式和权力的组成等问题便以全新的概念提了出来”^[3]这种理解由于是从古希腊人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从早期哲学文献理解哲学的发生，因而更具有合理性。特别是按照这种理解，才不会出现自然哲学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断裂，才能在统一性的意义上理解古希腊哲学。毕竟西方哲学的传统实质上是源于柏拉图的，而柏拉图哲学无论从其师承的苏格拉底还是他自己思考的问题都是围绕社会生活中的伦理、政治问题展开的。在对伦理、政治问题的思考中，柏拉图强化了“知识”与“意见”的区分，从而导致柏拉图提出了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具有自身逻辑规定性的理念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从实质上决定了西方哲学的走向。

按照韦尔南的理解，古希腊哲学是城邦的产物，自然哲学不过是政治原则在自然上的投射，这种理解显然具有合理性，但是并没有说清自然哲学家探究万物“本原”与伦理、政治生活的内在关联。要说清这一问题，还可以从问题的类型和人的特殊问题的角度来理解。

从问题的类型来说，古希腊哲学无论从自然哲学家，还是伦理、政治学家来说，都是从“提出的”问题开始思考的。自然哲学家的问题是“世界万物的本质是什么？”，或者“万物的统一性是什么？”，伦理政治哲学家的问题是“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善”“什么是友爱”“什么是自制”等等。“是什么”与“什么是”在汉语中似乎有区别，但在西文中实际都是“what is it”，即“××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一种提出的问题，即questions。对这种问题，要求一种答案，答案有可能是名称，有可能是意见，也有可能是知识。知识即是其所是，或是其真是，是其本是，也就是事物的本质。在对于“是”的回答中所蕴含的这些可能，意味着“是”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作为人的断定具有主观性，即“是”作为人的话语是人所进行的判定，但是这种判定有可能只是人的主观性的表现，因而是人的意见，而“是”作为把握了事物本质真实的判定，意味着“是”也标志着事物自身的客观性。达到了对事物客观性的认识，就是把握了事物的所是，这种认识就是知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就是关于事物所是的概念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的概念是反映万物自身本原的世界。这一世界类似于数学世界。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对于“是”本身进行研究的学问称为第一哲学，也称形而上学。“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4]对于“是”的回答具有认识的取向。因而，亚氏把哲学理解为人的求知本能的反映，在心理上由“惊异”引发，这也是西方哲学形成了知识论的路向与传统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在问题的类型上的一致性，西方的自然哲学与伦理政治哲学走的是相同的道路，即知识论的道路，对自然本原的探究才与对伦理政治问题的思考联系起来，并且正是在对伦理、政治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足以支持自然哲学研究的知识与意见的区分，使得自然哲学与伦理政治哲学研究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以往所谓的“本体论”，现在所谓的“存在论”与“是论”在实质上并不是由自然哲学或伦理、政治哲学所引发，而是由“提出的”这种问题类型所引发的。只有对于“提出的”问题进行形上思考，才能使哲学脱离具体的生活世界，形成独立存在的关于“是”的思考的纯粹的概念逻辑领域；而这一领域的形成，成为西方传统哲学发展演变的主线。由“本体”或“存在”“是”向认识论的转向，也正是由于“提出的”问题所具有的认知性所造成的。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在形上意义上对“提出的”问题（以“是什么”为提问方式）进行解决的哲学。

从人自身的特殊问题来说，人作为自身参与的存在蕴含着一个特殊的问题，即做人问题。做人问题的存在意味着人存在着“应当”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人之为人，人作为可能的存在所具有的特殊问题。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应”的问题存在于人的各种生活与关系中，特别是存在于伦理与政治活动中。“应”是做出方向与方式的判断与选择，决定着人的行为及人的需要的满足与目的的实现。可以说“应”是伦理、政治活动的主题。在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中，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他们所认为的“应”。关于政治主张的争论，实质是关于“应”的争论。但是“应”与“不应”要有根据，只有建立在坚实基础上的“应”才能在争论中取胜。诡辩术与修辞术只是在话语上争取支持的手段，而哲学家作为“爱智慧”的人则希望把握住事情的本质与真实，从而使“应”的主张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这个坚实的基础就是“是”。这样，“应”的争论就会转向“是”的争论，寻求到真实之“是”，也就明确了“应”的方向，在“是”还不清楚之前，“应”只能是主观的认定。西方哲学走上探究“是”的道路，在根本上是要寻求支持“应”的坚实基础。休谟提出自然的“是”不能推出“应”，实质上是第一次宣布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

以“本原”为主题的西方传统哲学形成了重视自然，运用以概念逻辑为核心的理性思维方式的传统。这种传统使西方哲学成为一种人类独特的哲学样式，并成为西方文化的根基。

2.求索“生命之道”的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国古人的生活世界背景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走向。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古代哲学思考所直接针对的问题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春秋战国以前的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人口开始大量增加。在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里，小农生产方式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是难以满足人口增长需要的。这时人们的生活经常面临生存危机，为获得生存资源的争斗不断发生，人们的生活不再稳定，而是充满了各种“变数”，人们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开始对自身的生存产生忧患意识，并开始寻找把握自己命运的方式。“忧”，从直接性上来说是人们面对自己的生存问题产生的心理反应。人的生存问题虽然具有人的自然生命的基础，但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自人的自身参与的生命本性，因而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生命问题。“忧”的心理并不一定就是“忧患”，因为“忧”还可能是“忧愁”“忧郁”“担忧”以及“杞人忧天”。这些“忧”都是耽于“忧”的境地而无可奈何，唯“忧患”才积极寻求解决“忧”的办法。因而，“忧患”是人面对问题却又积极应对问题的一种心理状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徐复观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生源于“忧患意识”^[5]，在这种意识中蕴含着人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精神的表现。按牟宗三的理解，“忧患意识”是人的生命主体性挺立的表现^[6]。

《周易》的出现就源于这种生存忧患。相传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而作《周易》，所以《易传》中问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表面上看，《周易》是以占卜的方式预测人的命运的著作，但《周易》中表达的观念已经超出了对生存的忧患，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是对人的生命本身的忧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周易》是试图用简易的方式在生命的变易中把握永恒的“生命之道”，也即人的生命之不易。汉代的郑玄把《周易》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简易、变易、不易”。正因为《周易》具有双重内涵，后人对《周易》的研究也始终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研究《周易》的象数，一条是阐发《周易》的义理。《易传》就是在后一条路线上的最高成就。如果把《周易》作为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那么可以说，《周易》的产生是源于生命忧患的对“生命之道”的寻求。

从社会的角度说，人口的增加使得生存资源的分配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为防止争夺的发生，从夏朝到周朝都制定了以“礼”为标志的社会等级制度。由于周朝的社会体制是一种“分封制”，“分封”的诸侯都拥有自己的小国，并且有很大的自主权，当“周天子”无法实际控制各路诸侯时，诸侯间以扩大生存空间为目的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就导致东周列国争霸时代的到来，这一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战乱的是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周朝的礼乐文化也已经失去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面对人民困苦的生活状况以及“礼崩乐坏”“周文疲弊”（牟宗三语）的社会现实，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由此出现了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是一个虚数，形容当时各种思想观点的数量之多。在“百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纵横家”等。各家各派的主要思想家被尊称为“子”，所以“百家”又叫做“诸子百家”。“诸子百家”提出的各种思想观点，针对的是个人的生存危机与社会危机。在这些思想的背后，蕴含着诸子对个人生存与社会秩序的忧患，由这些忧患引发的思考就是在寻求解决个人生存的“安身立命”之道，以及解决社会混乱的社会秩序与发展之道。可以说，诸子的思想追求就是求“道”。

通常人们习惯于把“道”按老子的说法理解为哲学术语，并把老子所说的“道”按西方哲学的思路理解为“本体”或者按科学的思路理解为规律。这些理解其实是把某种特殊的“道”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道”。从一般的意义上说，“道”的含义是其原始的含义，即行走的轨迹，《周易》中的“履道坦坦”就这种原初的含义。从这层含义上说，可以把“道”的基本含义理解为解决问题的方向、道路。“道”并不是唯一的，万事万物，只要是具有运动的特性，就都会有自己运行所形成的“道”。所以天有“天道”，地有“地道”，物有“物道”，人有“人道”。天地万物之“道”与人“道”有着根本区别，“天道”是“客观的”，永恒不变的，其性质类似于“自然规律”。“人道”指“为人之道”，是按照对人的理解“做人”，从事实的意义上说，有多少种对人的理解就有多少种“为人之道”，“道”对人来说是人的“主观”选择，孔子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因而，对于人而言，“道”类似于“路”，只不过“路”是定型的“道”，而“道”是面对各种可能的选择，是在无路的情况下走出来的路。在这个意义上，“道”就意味着具有某种价值取向的行动选择。人们做出何种选择就是在走什么“道”，无论是“白道”“黑道”“红道”“黄道”都是一种“道”，“道”就是一种主张、一种活法。这样看来，“道”在其本来的含义上属于日常话语而非哲学术语。在日常用语中，“道”通常指具体的个体“生存之道”以及社会的“秩序、发展之道”。这一意义上的“道”不过是指代个体及社会生存方式的名称，并不具有形上的内涵。只有在超出各种具体的“道”而寻求最好的“道”，以及超出日常性的形而下问题寻求具有终极性的人的“生命之道”时，“道”才成为哲学术语。《说文解字》中对“道”的“一达之谓道”的解释已经具有了哲学性倾向。中国古代哲学中老子所说的“常道”，孔子“朝闻道”“志于道”及“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都具有这种哲学性内涵。这样看来，并非所有的“道”特别是人的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的“生存之道”都是哲学所要思考和研究的，哲学所要思考或追求的“道”是与人的生命内在关联的具有终极性、永恒性的“大道”，即“生命之道”。寻求“生命之道”是要寻求人的生命的根据、意义、价值、归宿。这种寻求具有内在性、超越性、普遍性与永恒性，这正是对于“终极关怀”问题进行哲学性思考的特点。当然，不同的哲学家对“道”的理解是不同的，并且哲学家也并非不思考“生存之道”，只是不直接寻求“生存之道”，而是通过“生命之道”统摄“生存之道”。

“诸子百家”都在求“道”，论“道”。但“诸子”所求所论之“道”在层次上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生存之道”与“生命之道”的区别。“诸子”都有“生存之道”，但“纵横家”“农家”、几乎没有“生命之道”，“兵家”“法家”没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之道”，“阴阳家”“名家”“墨家”类似于“术”的“生命之道”并非真正的“生命大道”，只有“儒家”“道家”才有真正的“生命之道”并以之统摄“生存之道”。“生存之道”针对的是个人的生存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具有历史性，当历史的发展消解了这些问题之后，这些具体的“生存之道”就失去了意义。正因如此，“诸子百家”中许多派别的思想观点尽管在当时影响很大，但随着历史的前进而逐渐销声匿迹了。那些貌似的“生命之道”也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只能在历史的遗迹中留有一席之地了。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本土哲学只有儒道两家，这一点，中国先秦以后的历史即是明证。后来出现的禅宗是经过中国化了的释家之“道”。因而，作为“生命之道”的中国古代哲学就是儒、道、释三家。

从哲学发生的问题类型来看，很明显，中国古代哲学所针对的问题不是西方古代哲学所要解答的“提出的”问题，而是需要解决的“面对的”问题。解决“面对的”问题的方向、方式统一说来都是“道”，但方式也可以称之为“术”。“道”不是知识性问题，而是行动性问题。对“道”的探寻是要寻找最佳的行动方向与根据，这种寻求源于人在生活中对生活道路的判断与选择。哲学意义上的道是终极性的、根本性的“大道”。

“生命之道”的“道”已经超出了“道”的原始含义，这种“道”源于对人本身的生命问题的忧患。从人的生命问题来说，寻求“生命之道”是要寻求人的生命的根据、意义、价值、归宿。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正是对人的生命问题的积极回应，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