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墨家的逻辑理论

关于逻辑问题，后期墨家将之统称为“辩”。对于“辩”，他们认为是争论双方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论定是非、决定胜负，“辩，争彼也，辩胜，当也”（《经上》），“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经说下》）。“辩”是争论矛盾命题的是非，争辩的双方，谁的观点与事实相符，谁就是胜者，否则就是败者。“辩”应当以事实为客观标准。从这种观点出发，后期墨家建立了自己的逻辑体系。

在《小取》篇的开头，后期墨家对“辩”的作用和目的，认识的性质，概念、判断、推理的问题和“辩”的基本规则作了具体的说明和概括：“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乃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辩的作用，概括地说就是别同异、明是非。和诡辩论者玩弄概念游戏不同，后期墨家强调的“辩”是以“明是非”为目的，是为了“审治乱之纪”，“处利害，决嫌疑”，为此，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而不能随意诡辩。

后期墨家认为，在辩论中应当遵循以下几条逻辑原则：第一，“焉（乃）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小取》）。要了解所辩论的事情的真实情况，并要弄清辩论各方对所辩论的事情的基本观点，这样才能对事情做出既符合实际，而又全面的看法。第二，“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小取》）。要求在辩论中，使用的名词或概念（名），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内容；命题或判断（辞）要正确表达其真实含义；论证或推理（说）要充分说明根据和原因。第三，“以类取，以类予”（《小取》）。“类”是表示同类事物的共同概念。在辩论中，要依据类同的原则，要以“以类为推”，在同一类概念中选取已知部分提出论证（“取”）依据同一类概念进行推理（“予”），这样就使在辩论中只能对同类事物进行相比，相推，而不至于造成概念混乱。第四，“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小取》）。这要求在辩论中，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自己承认的观点、方法，不可非难对方承认，自己不承认的观点、方法，不要强求对方承认。这样尊重对方，方可求得真理。

在此基础上，后期墨家对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学范畴，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关于概念，后期墨家肯定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概念是表达客观事物的。他们认为：“所谓，实也；所以谓，名也。”（《经说上》）这就是“以名举实”。“举，拟实也。”（《经上》）“实”是客观事物，“名”是表达事物的概念，“拟”是模拟，概念是模拟、反映客观事物的。在这个基础上，后期墨家把名分为三类，“名：达、类、私”（《经上》）。“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藏，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经说上》）“达”是指最普遍的最高的概念，如“物”的概念，包括了所有的事物。“类”是指一般同类事物的共同概念，如“马”的概念，包括了所有的马。“私”是指个别事物的概念，如“藏”的概念，专指某一奴隶的姓名。后期墨家认为，不同等级的概念是有类属关系的。“达”“类”“私”的概念表现了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据此，他们批评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指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黑色）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小取》）不论是白马，还是黑马，都包括在马的类概念中，所以马的概念，应当包括一切颜色的马在内，这就纠正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片面观点。

关于判断，后期墨家认为，判断是用来表达思想观点的，即所谓“以辞抒意”。他们对判断的形式也进行了初步的分类，提出了“或”“假”“效”三种判断形式：“或也者，不尽也；假也者，今不然也；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小取》）“或”相当于选言判断和特称判断。“假”相当于假言判断，是一种假设，即目前还不是这样。“效”相当于定言判断，依据合理的规则作出判断，“效”就是效法模仿，“法”就是公式或标准，“所效者”指效法模仿的样式或范本，“所以为之法”就是把效法模仿的样式或范本当成公式或标准去进行推理。判断要以是否合“法”（中效）来确定是非，“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小取》）。

后期墨家还认为，要做到正确的判断，必须遵守逻辑思维规律，具有充分理由，正确的推理，即所谓：“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大取》）“故”是指判断事物的理由、原因。“故”有两类：“大故”和“小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经说上》）有了这个条件，不一定就产生这种现象，没有这个条件，就一定不能产生这种现象。这是说的事物或现象产生的必要条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经说上》）有了这个条件，就一定产生这种现象，没有这个条件，就一定不能产生这种现象。这是讲事物或现象产生的既必要又充分的条件，或各种条件的总和。

关于推理，后期墨家提出了“辟”“侔”“援”“推”四种推理形式：“辟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于‘其所取者’，予之也。”（《小取》）

“辟”就是比喻，相当于类比法。通过比喻来进行推理，即用另外一个具体事物来说明这个事物。“侔”是相等的意思，即用两个相等的判断进行直接对比而得出结论的推理方法，相当于直接推理的方法。如：“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小取》）在“白马，马也”前加“乘”就直接推论出“乘白马，乘马也”的结论。“援”是援引前例或对方的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相当于间接推理的类比法，这种推理方法，应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在引用自己和对方的论据作为前提进行推理时，必须注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共同性与差别性，只有类比双方所论事物的性质相同，才有可比性，否则便失去可比性。“推”是从已知的事物推断出未知的事物的推理方法，相当于间接推理的类比法。“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小取》）是用已知的事物与未知的事物，进行反复推论、比较、观察，推出其同与异的结论。

对上述四种推理形式，后期墨家认为应当根据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审慎地运用，否则就会发生错误。如说：“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诡），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小取》在各种推理方式的具体运用过程中，由于推理过程辗转繁杂，寻求的论据极易游离本意，加之言辞不同、类别不同、原因不同，因而会出现种种错误，必须仔细审查，全面掌握，不能以偏概全。从总体上看，后期墨家的逻辑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比较完整的体系，是名辩思潮中的光辉成就，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