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茶作为一种普通饮料，比起酒来要晚得多。但是，与世界各国相比，在世界其他地区还不知道茶为何物的时候，茶在我国则从朱门到柴户，达到比屋之饮的程度。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上最早发现了茶的效用，也最早发明了茶叶的加工制作技术，把茶树培育为一种重要的栽培作物，但饮茶的推广和普及，并把茶发展成为一门文化，却与唐代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也由于佛教的提倡，茶在唐朝就真正成为举国之饮，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普遍爱好饮茶。正如陆羽《茶经》所云：“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
一
饮茶的推广和普及，与中国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佛教在中国兴起后，茶叶很快就成为僧人坐禅修炼不可缺少的饮料，僧人的生活需要又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坐禅时，可以通夜不眠；二、满腹时，可以帮助消化；三、茶为“不发”之物，可以抑制性欲。因此，喝茶就成为僧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之事。特别是佛教禅宗派兴起后，佛教徒更重视坐禅、断食及默思。坐禅讲究专注一境，而且必须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委不倚。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精神不易集中，同时吃饱易睡，故必须减食，或不吃晚饭。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不吃晚饭的补充物质。古代印度无茶饮，僧徒坐禅常用槟榔制成饮料，但它没有茶叶好，佛教传入中国后，茶叶这种具有提神醒脑，消除疲劳，有助坐禅的饮品，便受到广大僧徒的欢迎，成为他们最理想的饮品。正如唐人封演所说：“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1]
陆羽《茶经》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2]被人们尊为茶圣的陆羽虽不是僧人，但他三岁时就被湖北天门西塔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了一手高超的采制和煮饮茶叶的手艺。成年后，他又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道人，并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可见，陆羽能够著成《茶经》，是与僧教的影响分不开的。陆羽《茶经》对饮茶的起源、茶的产地、采茶的器具、制茶的过程、饮茶的方法、所用的器具等等，都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这是我国茶史上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部茶书。它把茶的产生和饮用，总结提高为一门新的学问和文化，《茶经》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二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东晋名僧怀信在《释门自镜录》中自述他长寿的秘诀就是喝茶。《晋书·艺术传》记载，僧徒单道开在后赵的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昭德寺内坐禅修行，他不畏寒暑，尽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中国宋代以前有将茶叶掺和果料、香料一同饮用的习惯。“茶苏”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坐禅修行。
唐宋时期，佛教中禅宗寺院更注重饮茶，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寺院僧人饮茶成风，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据宋代钱易《南部新书》记载，唐大中三年（849）时，东郡进一僧，年120岁。宣宗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因赐茶五十斤。”
唐代佛教禅宗寺院饮茶风尚对宋代影响很大，到宋代，佛教信徒饮茶更加普遍，宋代道原和尚所著的《景德传灯录》记述了宋代僧徒嗜茶的情景，其中吉州资福如宝禅师说“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福州报慈院文钦禅师说“吃茶吃茶随时过，看山看水实.情”。温州瑞鹿寺的本先禅师也是“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洗漱，漱洗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这部书说及僧徒爱茶的地方有六七十次之多，这与唐代佛教文献《宏明集》、《广宏明集》、《法苑珠林》、《开元释教录》中不见一个茶字的情形迥然有别，反映了饮茶已成了宋代僧人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
禅茶供佛
唐代寺院僧人借助茶来修身养性，写诗题字，这不仅促进了茶风的盛行，而且他们中许多人也成了精于鉴尝茶叶品质的行家里手。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于品茶，他留下了许多有关尝茗的诗篇，也正是他开始将茶理与禅理结合起来。他的一首《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破烦恼”是佛门欲通过修行而达到的解脱状态，皎然竟认为通过饮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可见茶之神妙。茶能使人“情思爽朗”，并能“清神”、“得道”，那么饮茶不正与禅宗相通了吗？故皎然感慨道：“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孰知茶道作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所言饮茶“稍与禅相近”，主要指茶能清人之思，从而保存人性之“真”，禅宗追求的是“真如佛性”，可见，通过饮茶亦能认识到自己的佛性并保持这种“佛性”。那么，饮茶便和参禅有了同等的作用，都能达到“真如佛性”的本体境界。另外，饮茶过量，可使人有飘飘然之感，诗人墨客常为之慨叹，酒茶虽各有千秋，但是令人陶然如醉之感则一也。嗜茶之风能历久不衰，个中奥秘就在此。[3]
茶圣陆羽与释皎然关系十分友好，两人常在一起饮茶，在《与陆处士羽饮茶》中，皎然写道：“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4]俗人只知在热酒中求乐，高逸之雅士，则是在香茶中悟道，这是二人心理上的默契。陆羽虽不是僧人，却自小生活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
唐代僧人精于茶事的行为在宋代也传承下来，因此，宋代僧人精于茶事的也不乏其人。例如，在宋代，有人把茶倒入碗中，然后用茶匙把茶汤调成各种物象，称之为“茶百戏”。宋代僧徒福全擅长此道，据陶谷《清异录·茗苑门》“生成盏”条记载：“福全和尚‘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唾手办而。”陶谷认为这种技艺“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神通之艺也”。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尝鉴可谓精妙绝伦。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其中最上等的茶叶用来供佛，而最下等的则自奉。
三
早期茶叶的对外传播是与佛教文化传播联系在一起的。公元4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朝鲜李朝时代的文献《东国通鉴》说：“新罗兴德王时，遣唐大使金氏，蒙唐文宗帝（827—840）赏赐茶籽，始种于金罗道之智异山”，这是朝鲜种茶的最早记载。公元12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朝鲜民间广泛流行起来。
日本饮茶文化的发展，更与我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茶叶早在隋朝就传入日本，在日本文献《古事纪源》等书中，记载了公元729年，即日本奈良时代圣武天皇太平元年二月，天皇召僧侣百人，在宫中诵经四天，事毕后，都被赐以粉茶，这些僧侣由此感到很荣幸。
到唐代，日本传教大师最澄于唐德宗二十年（804）来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佛教，第二年回国时，他携带了一些茶籽试种在比睿山麓的近江湖畔（滋贺县），相传现在的池上茶园就是最澄大师所种。公元806年，空海（弘法）大师来我国学佛，回国时也带了不少茶籽，分种于日本各地。公元815年，嵯峨天皇巡幸至滋贺的梵释寺时，大僧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饮后大悦，赐以御冠。都永忠也是留唐僧，平素好饮茶。当年六月，天皇便命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贡茶。同时他还写诗赞美茶，“吟诗不厌揭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可见茶已成为天皇和日本人民所好的饮料。他在朝廷内专门设立了“制茶所”，掌管茶叶生产，宫廷寺院广泛推行了中国式的制茶，饮茶方法。日本人具有勤劳好学，又善于创新的民族特点，在我国饮茶文化的熏陶下，加以创新提高，为日本后来风行的茶道奠定了基础。
禅茶礼宾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当时社会上的饮茶风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宋品茶之风已由僧人之间发展到士大夫阶层，因此，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由此可见，唐时茶道已在王公贵族中广为流行，并形成了一定的茶道程式。品茶成为人们一种正常的文化生活。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同时，唐宋时期，茶叶也由佛教的传播，从中国西南传到日本、缅甸等国，因此，社会上也就流传着所谓“茶佛一味”的说法，即佛教的传播与茶叶的传播为同一路线。
佛教离不开茶，因而许多佛寺都种植茶树。由于寺庙多建立在岗峦苍翠、峰谷幽奇的风光胜地，自然条件优越，特别适合茶树的生长。而且，茶树终年常青碧绿，富有生气，与僧人爱惜生灵相吻合。因此，茶与僧相伴成趣，每每构成一种种妙不可言的诗画意境。从南北朝到明清，无数寺庙都辟有茶园，以供自身使用。从陆羽《茶经·八之出》中可以看出，全国名茶大多出于山谷，山谷大多建有寺庙，名山名寺名茶，可谓相得益彰。
当今我国众多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寺院茶。“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四川雅安蒙山出产的蒙顶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贤禅师吴理真亲手所植，饮之延年益寿，称作仙茶，晋朝开始作贡茶。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说：“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留学僧慈觉大师圆仁学习期满，从长安回日本，唐皇李昂向他馈赠的礼物中，即有“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此时，蒙顶茶不仅在国内享有很高声誉，而且已作为国家级礼茶，漂洋过海传到国外。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它以当年佛寺天心观生产的大红袍最为著名，僧徒们还根据不同时节将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著名的太湖“碧螺春”，也是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所制，当时以寺庙命名为“水月茶”，历来是朝贡的佳品。它外形优美，白毫显露，色碧味香。清朝康熙皇帝饮后，赞不绝口，赐名“碧螺春”。明朝隆庆年间，有一位名为大方的僧人，制茶甚为精妙，其茶人称“大方茶”，名扬海内，这就是现在皖南茶区“屯绿茶”的前身。此外，浙江云和县的“惠明茶”，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等等，最初都是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综上可见，中国佛道不仅促进了饮茶之风的普及，而且在茶叶的种植、焙制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以辛勤的劳动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茶叶品种，又以精湛的饮茶艺术丰富了中国的茶文化，成为我们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注释】
[1]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
[2]陆羽：《茶经·茶之源》。
[3]参见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4]《释皎然集》卷三，载《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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