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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所欲不逾矩”阶段及启示

时间:2022-08-3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为:“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孔子从“十有五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经历了“志于学”“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等阶段,这些阶段中并未有“食、色”的成分。

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为:“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此时内心自由之极致,纵己心之所至,无不合于仁德之规矩,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自由、心灵的解放等含义。正因为心是自由的,可以“随”而“欲”,是“心欲”而不是“欲心”。这种欲是人们能接受的,也是科学能接受的。人类、科学也许永远无法接受一个无欲的人,反之就不是人。不是人,何言随心所欲?

一、孔子之“欲”

人生的情感、精力在不同的生涯发展阶段上各有不同,古今中外相似,大致分为生理和心理成长(Growth)、探索(Exploration)、建立(Establishment)、维持(Maintenance)、衰退(Decline)五个发展阶段。从儿童期到老年期,再到去世,各个阶段的感悟也都有所不同,各有使命。要想跳过一个或多个阶段的心理期,是违反自然的,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是一种罪或病。孔子从“十有五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经历了“志于学”“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等阶段,这些阶段中并未有“食、色”的成分。孔子并非是一个压抑欲望的人,对于食,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不及乱”“不撤姜食,不多食”(《论语·乡党》),也从不认为“好色”是件坏事,只是希望更“好德”。那么孔子的“食、色”哪里去了?转移了!孔子把对“食、色”的需要与精力转移到与“食、色”不同的目标上——对匡复周道的追求了,这种转移会达到提升(sublimation),即是食、色的变异而非食、色变相地扩张。

以上我们考察了孔子的“志于学”“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六个生涯发展阶段,可以得出结论:孔子的政治仕途生涯发展总体是失败的,虽各国君主都很尊重孔子,但从他们向孔子请教政务却并不重用孔子这一使孔子尴尬的局面能够看出来。然而孔子却意外地收获了开堂授徒的成功,使他成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

二、孔子生涯发展历程的经验与教训

孔子的生涯发展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都对我们今天的生涯发展研究与教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孔子生涯历程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孔子的生涯发展自始至终都重视自身“仁德”的修养。前已述及孔子的仁德思想,孔子在实践“仁”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仁者”;而“仁者”为达到最高道德境界的理想人格[38]。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子思也引孔子语:“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中庸》)这里孔子把“仁者”与“寿”联系起来,即“仁者寿”。“仁者寿”揭示了道德修养与养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道德高尚、涵养功夫好的仁者,由于内心充实,身心经常处于和谐的状态,自然就能够长寿。反观今天,人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仁德”理念与人文关怀,处于道德的亚健康之中。

其次,孔子认识社会的实践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很重要。生涯发展理论告诉我们,个体在规划自己生涯时首要的是要认识社会与自我。认识社会不是在书斋里读书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在网络中冲浪就可以认识的。孔子在年岁已高的时候,花了十四年周游列国,直到68岁才回家,这充分显示了他认识社会的强大生命力。正如顾炎武先生所说:“仲尼,一旅人也。”孔子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在旅途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这大大地丰富了他的知识结构、眼界与人生阅历。这种亲身实践的探索精神,是我们今天的学生所严重缺失的。

再次,在人格方面,贯穿孔子整个生涯发展历程的,是培塑君子人格(Personality)[39],反对“小人”人格。人格的培塑对个体的生涯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正如燕国材先生所说:“人格对人的生活、学习、工作与事业的影响是很大的,有时还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40]君子是与小人相对的。贤人、圣人对于一般人而言是难以达到的,而君子,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修炼而达到。孔子在《论语》中通过外貌、修身、言谈举止、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对君子人格做出了规定。燕国材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第一卷中,把君子人格总结为十六个方面,分别是:君子是稳重、威严、忠信之人;君子具有谦虚逊让的美好德行;君子是容貌谦和端庄、言辞持重之人;君子是敏于做事慎于言谈之人;君子是一个有仁爱品德的人;君子是能够正确对待贫贱富贵的人;君子是能够适应变化、勇于创造的人;君子用道义处理人际关系;君子是重义轻利之人;君子能够“三戒”“三畏”“九思”;君子是义勇兼备之人;君子是进取好学之人;君子是具有强烈责任心、敢于负责任之人;君子是掌握趋时守中与刚柔并济的出世原则与方法的人;君子是具有特立独行的完美人格的人;君子是达人知命的人。

最后,孔子所反对的“小人”人格,其特征是:主导心境消极;性情狂妄不诚实;缺乏是非观念;色厉内荏,巧言令色;人际交往存在障碍;知错不改,文过饰非[41]。“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划分的精神内核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对于当今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过程重塑“君子”型人格的做人做事方式,剔除“小人”型人格做人做事方式,对于当代中国落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培塑健康的生涯发展规划与和谐的劳动关系,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孔子生涯历程中为仕失败的原因分析

孔子政治生涯之所以失败,我觉得从生涯发展理论来分析,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三点:第一,对社会环境认知不合时宜。孔子的理想是“周公之梦”,然而这个社会却是上下陵替,叛变成风,诸侯间征伐兼并不绝,“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无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42]。这样的社会如何救?所以“周公之梦”是乌托邦。第二,路径选择失误。孔子求仕的途径主要是周游列国游说君王。在先秦,游说之风很盛行,在当时的情景下,没有比游说更好的办法来求仕了。然而对孔子而言,这种路径未必是很好的途径。当时昏庸之君很多,以孔子为首的集团为何不取而代之来推行仁政恢复周道呢?张松辉教授讲:“孔子教育弟子时,射箭、驾车就是很重要的学习内容,而这些技术就带有一定的军事作用。孔子出游列国时带着庞大的车队与随从,不仅有弟子,而且一些较有地位的富裕弟子自己也带有数量或多或少的车队和仆从,而这些弟子中有一些还善于作战……孔子集团的战斗力是相当强的。”[43]孔子不是不知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商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传》)这些所谓的天命之道。孔子率领的这些“文臣武将”,为何不自己创业立国推行仁政,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呢?第三,生涯设计调整没及时跟进。生涯设计调整是指不断依据环境变化和自身条件变化做出匹配性的职业规划,为达到自己内心的理想目标不断向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角度进行调整。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君,处处碰壁,当然精神可嘉,实则是理性之生涯发展之不可取。所以笔者觉得,在这种状况下,他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涯发展规划。也许,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政治生涯的失败、最终没有做成大官,所以余秋雨先生说:“我赞成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理想投入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却又不主张被权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44]

【注释】

[1]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一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79页。

[2]熊十力:《读经示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109页。

[3]职业锚理论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美国著名的职业指导专家埃德加·H.施恩(EdgarH.Schein)教授领导的专门研究小组在对该学院毕业生的职业生涯研究中演绎而成的。该理论详见笔者主编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指导》(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到35页相关内容。

[4]周群振:《论语分类义释·卷二》,《鹅湖》2002年第6期。

[5]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7页。

[6]杨伯峻:《论语译注》,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1页。

[7]李泽厚:《论语今读》,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8]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经韵楼藏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9]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26页。

[10]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修订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1]目前生涯选择和发展的理论可以分为两类:结构取向理论和过程取向理论。(笔者注。)

[12]Reardon,Lenz,Sampon,Peterson:《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侯志瑾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13]塞缪尔·H.奥西普等:《生涯发展理论》(第四版),顾雪英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14]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修订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15]塞缪尔·H.奥西普等:《生涯发展理论》(第四版),顾雪英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16]同上,第13页。

[17]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修订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19]李泽厚:《论语今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20]塞缪尔·H.奥西普等:《生涯发展理论》(第四版),顾雪英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21][加]刘烈:《重构孔子——历史中的孔子与孔子心理初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22]塞缪尔·H.奥西普等:《生涯发展理论》(第四版),顾雪英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页。

[23]何新:《孔子年谱》,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24]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经韵楼藏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25][加]刘烈:《还原孔子》,书海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5页。

[26]何新:《孔子年谱》,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27]关于“天命”,众说纷纭。代表性的观点有:如钱穆先生的“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论语新解》,第34页);李零教授的“‘天命’是什么?就是出来做官”(《丧家狗——我读〈论语〉》(修订版),第10页);杨伯峻先生的“孔子讲的‘天命’,指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论语译注》,第11页);张允熠教授的“天命的内涵主要集中强调的是一种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中国主流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上册),第115页);等等。

[28]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第一》(简体白文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页。

[29]余秋雨:《问学余秋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30]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31]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32]李泽厚:《论语今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33]塞缪尔·H.奥西普等:《生涯发展理论》(第四版),顾雪英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3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简体白文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另外,关于孔子任司寇,美国学者RobertEno认为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司寇臧氏的家臣,母亲颜征在是邾颜之女。孔子当鲁司寇就是因袭臧氏的官职;学生多出颜氏,也是母家的亲戚。参见RobertEno:TheBackgroundoftheKongFamilyofluandtheOriginsofRuism,no.28(23),p1—41.

[35]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简体白文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36]关于孔子诛少正卯,历来有异议。反对此说者如叶适认为此说“殆书生之寓言,非圣贤之实录”(《习学记言》卷十七);清人崔述认为此说与孔子的“子为政,焉用杀”一贯主张大相径庭(《洙泗考信录》卷二);近人钱穆先生还提出诛士之风始于战国,春秋是无此可能的(《先秦诸子系年》卷一)。笔者以为,荀子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儒学大师,他三为齐祭酒,为稷下大师有年,建立了学术权威。荀子之所以不名其儒师,概因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笔者以为荀子所记应属实。

[37]何新:《孔子年谱》,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38]理想人格,是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只是思想家设想出来被人民奉为楷模的人格。韦政通先生说它“实际上是指代表性人格(Representativepersonality)为少数人所共有,表现文化精神或精华人格,与主要制度相整合,从根本内涵上讲指人格理想化的典范和目标”。参见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39]中国古代没有“人格”这个概念,但却有丰富的人格思想。张岱年先生在《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说:“‘人格’是近代的名词,古代没有‘人格’这样抽象的名词。在古代,与今天所谓人格这样相近的名词是‘人品’。”人格是人的知、情、意、行等心理活动的本质特征的综合体现,它一经形成,又会对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

[40]燕国材:《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第一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41]关于“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特征详细内容,请参考燕国材:《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第一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511页。

[42]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简体白文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624页。

[43]张松辉、周晓露:《〈论语〉〈孟子〉疑义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 272页。

[44]余秋雨:《问学余秋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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