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吏为师”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初并天下，臣相绾等提出“封诸侯，建藩卫”的建议。朝中大臣都赞同这个建议，惟独李斯提出异议，他认为秦朝不应该再沿袭周朝的封建制，而应当设立新的郡县制度。秦始皇赞赏李斯的看法。于是，秦朝确立了郡县制的政治制度。秦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在咸阳宫大摆酒宴。席间，有个名叫周青臣的大臣说了一些阿谀奉承之辞，并特别美言“郡县制”的好处，秦皇大悦。而另一个名叫淳于越的大臣听不惯周青臣的阿谀奉承，便向秦始皇进谏，强调要学习历史，效法古人，否则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李斯不同意淳于越的看法。他驳斥说，秦朝之所以采用新的郡县制，是因为现在时势变了。但一些书生不知道时代的变化，一味宣扬古人的学说，扰乱人心，罪该斩首。进而，李斯便提出了“以吏为师”的建议。这一建议主要包含三个意思：一是认为百家争鸣有碍于国家法令的统一；二是焚烧各国史书和诸家学说，只保留秦国史册和一些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典籍；三是禁止私人讲学，全社会都向掌握国家法令的官吏学习，把思想统一于国家法令。

从表面看来，李斯提出上述建议是偶然的，不过是由于周青臣的奉承与淳于越的直谏所引发的。但从本质上看，这个建议的提出有它的必然性。因为，其实质在于统一思想、统一人心。它是在确立了郡县制这一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换句话说，秦并六国，光有统一的政治制度还是不够的，必须进而统一人心、统一思想。郡县制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用它来代替封建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统一人心、统一思想也是当时形势的必然要求，因此，从原则上讲，李斯的建议是应当肯定的，但也有它的局限性，就在于李斯那种绝对化的思维偏向。这种思维偏向还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即秦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的“坑儒”事件。也正是这些“焚书”和“坑儒”事件，导致李斯成为思想文化史上的“千古罪人”，自汉初以下，即受到激烈的抨击和批判。但在抨击和批判之后，更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关于古今问题，固然不能像淳于越那样泥古不化，不知时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表面地、抽象地认为，“今”一定胜“古”。秦并天下之后，时势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李斯所要强调和维护的“师今”，实质只是拘泥、固守法家传统。但法家的严刑酷法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之需要，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向前发展的障碍；李斯所要压抑和铲除的“师古”，实质上也包含当时不断发展的儒家仁义之道，它代表了国家意识形态向前发展的新趋势和民心所向。汉初诸儒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已充分地阐明了这一点。例如，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并六国之后，李斯之所以固守法家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期间，法家思想卓有成效，竟使“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也就是说，历史实践证明，法家思想在秦并六国的战争年代是成功的。因此，在李斯看来，法家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战争结束之后的秦帝国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这样，即使李斯意识到必须对秦帝国的意识形态加以调整、更新，却也不能随意抛弃法家传统这一思想包袱。这一点是耐人沉思的。

无论如何，李斯为秦朝“大一统”帝国确立了郡县制这一政体，应当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还意识到必须统一思想，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要求。问题的关键在于统一于何种思想、以什么方式来统一，以及统一到什么程度。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在筹划建国方略时，由于缺乏“前车之鉴”而容易出现失误，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意义上看，“焚书坑儒”、“以吏为师”意味着政治强制文化，用一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取替自古即多元并存、发展的民族文化传统。当然，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能达到目的。这种人为的强制显然有悖历史的自然发展趋势，因而很快地为历史所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