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哲学研究

同志们:

个人虽说是长期以来，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在搞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但由于理论水平不高，历史知识不够，特别是对蒙古哲学和社会思想史的无知，缺乏研究，不特过去谈不上有什么贡献，到今天依然可以说没有任何发言权。这次来参加讨论会，主要是想了解情况，向大家学习。此地领导决定让我向大会作一个报告，却之不恭，但由于仓促间没有很好的准备，就随便说一点有关方面的感想。说得对的，供同志们参考，说错了的，就请同志们毫不客气地批评指正!

先谈有关今后蒙哲史研究工作的一点设想。

蒙古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早在秦汉以前，就在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在我国历史上起着重大的作用。以后长期以来一直不断都有文献记载，到12、13世纪时，更建立了统一全国、威震欧亚两大洲、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对中西文明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西方算学的经典欧几里得几何等，最早是用蒙古文翻译过来的;中国历史上四大发明如印刷术和火药等，也是从蒙古开始传入西方的各大国家;马可波罗的游记更是重要的文献，记载了我国元代的高度文明，引起西方各国的羡慕，促进了东西航线的开辟。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乃至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都不断地起着积极的重要作用。今后要批判地继承蒙古族过去伟大的传统，使它在各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不断放出光辉的异彩，这是不成问题的，因此需要积极开展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科学研究，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环节，那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开展这项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呢?又有哪些具体工作在等待我们去进行呢?谈一点初步的设想，很不全面，聊供参考。

首先，大家知道，自从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需要不断进行总结，自然就会产生哲学和社会思想的萌芽，那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民族都没有例外。其中有的被记载成书，不断流传后代，但有的则随时因故失传，很难一概而论。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儒家的创始人孔丘的代表作《论语》，其实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凭记忆而记录下来的。印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也从来没写过什么书，但是现在的所谓佛教经卷，累计下来却成千上万。若果仅凭本人要写过成本的哲学著作才算哲学家，那么孔丘和释迦牟尼的思想今天都不能谈了，所以思想的内容才是我们要研究的，无论是活的死的，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至于书本的有无，只可算是不同的保存形式。有书本和没有书本，在研究方法上当然可以有所不同，但不是值得不值得研究取舍的标准。

其次，是否需要伟大的哲学理论著作，特别是唯物主义的不朽文献才能成为我们哲学和社会思想史研究工作的唯一对象?我看也不尽然。例如通过摩尔根根据长期调查的记录写成的《古代社会》一书，恩格斯写出了《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的经典著作。又如根据同时代杜林的反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著作，恩格斯写成了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反杜林论》。我们的哲学史工作者，如果精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什么不能通过蒙藏地区的社会调查，乃至对喇嘛教宗教理论和实践的深刻研究，写出马克思主义的、有高度科学价值的理论著作呢?因此，我总觉得治学成果的有无贡献，并不完全在资料本身的性质，而在于我们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思想武器，以认真严肃的态度从事系统的解剖。

再次，科学和哲学的性质是有所不同的，例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古代天文学、医学乃至军事学方面的作品直接称之为哲学理论著作，但是我们对它进行哲学的研究是完全可以的。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进行考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即可成为哲学史的思想资料，因此蒙古族古代的不少科学著作，也可以加以改造成为哲学和社会思想史的资料，至于军事学方面的理论研究，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研究的工作者，万不可以把眼光只限于从概念出发，只对所谓合乎哲学意义的著作进行研究，而应该从广泛的社会历史的各种事实中、乃至活的思想实际中，从事理论的概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活的灵魂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针。那样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只会越来越宽广，而决不至越来越狭窄，需要研究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此外，蒙古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在国外，无论西方和东方，都有悠久的历史，著作很多，有不少可以补我们过去史料之不足的，特别是讲到前期的元代的历史书，尤其是关于今天中国版图之外的许多情况，他们国外的记载，往往比我们现在保存的史料反而详细得多;当然也有不如我们的地方，例如著名的《多桑蒙古史》一书，就是一例。如何放眼世界，取长补短，纠正外国研究者的错误、著作的缺失，都有很多的工作值得今后去做，从而使我国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走向世界学术的先进行列，显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最后，关于有关方面资料的系统整理出版，这是一项重大的基本建设。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培养精通蒙古文文献的专家，并鼓励研究我国与外国之间、国内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文化上彼此相互影响的关系。例如佛教虽然是从印度传来的，但它一经传入中国之后，为了适合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就不断被改造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因此中国的佛教不完全相同于印度的佛教，这些不同的特点正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部分，值得加以特别的研究。这方面过去往往注意不够，只知道简单地把外来的东西和我国已有的东西从形式上加以区别开来，而忽略了其间从相互对立到融化乃至合流的过程，那种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印度与蒙藏地区佛教的关系尤其密切，为此，我们对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最好不要采取彼此完全孤立的办法去搞。这也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注释】

[1]本文是石峻先生1982年5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稿。本文标题在《石峻文存》中作“蒙古哲学研究”，鉴于当时会议讨论的是蒙古族哲学，今改为“蒙古族哲学研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