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一批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影响的前辈，已经开始了有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到全国解放的三十年间，陆续出版了不少的著作，即使不是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因为参考了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成果，在扩大取材范围方面，比以往只限于宣传“道统史”的一批旧学者，无疑是前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时代和他们阶级的局限性，也带来了严重的缺陷，难免把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编排外国哲学史的形式，依主观意图制成套子强加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一般只是简单地从字面上摘取可以比附西方哲学术语的片断来加以发挥，于是在中国哲学史上虽有贡献，但在西方哲学书中找不到外表相像的争论，自然也就完全不注意了。如此，中国哲学史就变成了不完备的西方哲学史，只是牵强附会地补充了若干我国古人的例证。他们这样把哲学观点完全孤立地抽象来看，因而脱离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抛弃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切特点，使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无形中变成了宣传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最理想的园地。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人认为简直是介绍美国杜威一派“实用主义”的教科书一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学术界，面对着这种情况，也有不同的反应，首先是少数受过传统旧学训练的“国粹派”，一般是不太了解西方哲学的，他们多半采取反对的态度，至于表现的方式也有不同，或者是批评这批“新”学者根本不懂中国哲学，或根据这批“新”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中所用来比附的一点东西，从而宣传外国哲学的浅薄，不管它是进步的或反动的，唯物的或唯心的，总之，借口保存中国文化，最好从一切方面把它和西方完全对立起来。其次是带有买办色彩的深受外国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哲学工作者，大致也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或者是把这种“中国哲学史”的结构形式，无原则地模仿得跟西方相似，尤其是对于迎合外国读者口味这一点特别加以赞扬，称之为接近“国际学术水平”;另外是一向不注意本国文化遗产的，他们认为只有像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所表述的形式，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才算哲学，他们偶尔一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感觉似懂非懂，面貌不同，从而肯定中国没有哲学，也可以说，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完全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以上便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旧中国所出现的各种“形式主义”对待祖国哲学遗产的面貌，他们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引向科学的大道。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一些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工作者在反对这样各种“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方面作了不少有价值的贡献，他们都特别强调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一定要联系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斗争的情况等，把对古代哲学的研究和当前革命的需要密切地结合起来。但是由于他们写作是在反动统治时代，当时思想战线的情况跟目前很不相同，而且大多非常慎重地很少把自己的著作轻易地就叫做“中国哲学史”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形势的发展，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提高，加之科学研究上不断出现新的成就，因此我们也就不便根据当前所了解的哲学史的抽象定义来苛求于前人了。虽然如此，但是这些前辈学者的有关著作，无疑是我们今日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参考的文献，特别是在教学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选择它的内容和用什么标准来指定同学阅读的范围，则的确是好些青年教师目前所遇到的具体困难了，他们表示要求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正在积极从事建设国家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时期，许多年青一代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都初步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同时热情地工作，他们极力争取在这一方面老专家的帮助下，早日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升到先进的国际水平，这种积极性应该肯定是非常可贵的。但是也有部分同志，因为对于这个艰巨的工作认识不足，未免表现太性急了一些，无意中选择了过于速成和简易的道路，在没有能坚决自觉地摆脱旧中国哲学史研究长期存在的各种“形式主义”观点影响的情况下，就会很自然地遭受到作为思想上懒汉的“教条主义”的侵蚀，可是在最近也普遍地感觉到了一些问题。另外，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一些多年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专家，也更积极地参加了工作，通过独立思考，又从实践中提出好些具体问题，一时还未能很好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作出有足够说服力的合乎客观事实的结论，因此影响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也时常遇到一些暂时不容易回答的疑问。这次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的几个问题座谈会”，便是具体地反映了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中目前存在的一些思想情况，同时也就体现了要求如何为更进一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来结合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斗争。

我现在只想围绕这次讨论中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这个问题表示一点初步的意见。首先谈到目前存在的一种看法，认为不能用现代哲学的对象去看历史上的哲学发展，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过去历史上对于哲学的定义虽说随着时代的进展有不同的规定，但是我以为不必考虑要用过去这样一些不同的哲学定义来讲过去的哲学，而是要根据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史的定义来系统地进行研究。但是又必须明确任何一门学科的定义本来只为指示我们研究的基本方向，从不限制探讨各方面有关的问题。过去不同时代为什么对于哲学有如此不同的定义，乃至过去同时代的不同学派也有不同的哲学定义?而且哲学对象的本身也处在经常变化之中。我们要唯物地来解释这个哲学史上的事实，但是决不能放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讲哲学史，即是应用任何一种过了时的哲学定义来理解以往唯物主义的发展及其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我们知道过去一切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家，例如黑格尔、爱德曼、文德尔班等人，从不见例外地都是根据自己一派的哲学体系来讲哲学史的，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跟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体系不能等量齐观，但是关于这个立场问题，我以为无产阶级的学者应该而且必须向资产阶级的前辈学习。有人只拘泥于“哲学”一名的字义古今不同，从而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史定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可能会有人说，连“哲学”这个名词也是日本人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中国过去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更用不着讲根据哪一种定义来确定“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了。至于有人害怕这样的研究会损害到中国古代哲学的真实面貌，我以为那也是不必要的顾虑。他们看到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所产生的暂时的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却未想到那并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应有的结论。本来恩格斯早就告诉了我们:“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的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来适合于它，那么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它的反面了。”^[2]一般的历史研究是如此，我以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也是一样。所以，可能损坏了中国古代哲学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决不是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史定义，而事实上恰得其反，采取了一切过时了的不正确的哲学的定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所必然产生的恶果。因为我们深彻地理解到研究过去是为了“那种只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才能出现的真正的进步”，同时又肯定“应该以各族人民的全部历史和他们历代的一切成就为依据”^[3]。

其次要谈到的是一向作为我们工作指南的日丹诺夫同志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全部发言。在个人今天看来，虽然不能认为是毫无可以批评的，例如他为了指明亚历山大洛夫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革命的变革这一个基本的原理，使得他已不自觉地成了“资产阶级哲学历史家底俘虏”这一事实，说马克思以前“在那个旧时期哲学只是个别人们的事情，只是少数哲学家及其门徒所组成的哲学学派的专有的财产。这帮人都是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人民、与人民毫不相干的”。这种严厉的批评，对马克思以前哲学史上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进步的思想家来说，显然是过分夸大了他们的缺点，因而是不完全合乎历史事实的。把这一思想不适当地用来作为指导研究哲学史的原则，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否认一切古典哲学家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但是日丹诺夫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指示，在这个发言中给哲学史所下的定义说:“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个定义虽然非常简单，但是我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最近任继愈同志在1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一文，指出了它有三方面的缺点:(一)使人认为研究哲学史，仅仅是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感到困难，有些有价值的东西本来应当作为哲学史对象的，也只能忍心抛弃，因为它没有唯心和唯物主义的斗争。(二)对辩证法如何战胜形而上学的斗争这一严重事实重视不够。(三)没有给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以上这些论点的提出，都或多或少地为了表示反对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种心情我想读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牵涉若干带原则性的问题，必须作进一步的讨论。

现在且从其中较为明确的第二点谈起。说日丹诺夫的发言中，“他没有充分指出哲学史的任务不仅在于阐明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斗争的规律，而且也在于阐明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思想斗争的规律”^[4]，我想是不尽合乎事实的。我理解日丹诺夫同志说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实际上就是指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不能只限于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而辩证法事实上不就是物质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吗?离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来孤立地考虑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斗争，是可能走上唯心主义道路的，所以不宜把这两种斗争绝对平列起来。因此，离开辩证法来谈唯物主义，虽然是目前我们一部分同志在思想战线上不可否认的弱点，但是不一定是日丹诺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事实证明，他在这篇发言中正是批评了亚历山大洛夫这一方面的毛病，说:“既然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存在，在哲学史中就应当包括辩证法产生的历史，表明辩证法产生的条件是什么。”至于引证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所说的，自从阶级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的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从而推论说:“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应当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认识过程在中国发展的历史”^[5]，这样提出中国哲学史的定义，至少在形式上会给人一种印象，难免有忽视哲学理论的阶级内容的嫌疑，有可能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哲学史的基本原则——哲学中的党性原则的危险，其结果必然要导致取消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与亚历山大洛夫把哲学史的对象规定为“人类对于周围宇宙的知识之前进、上升、发展的历史”，可能有同样性质的毛病。我们认为毛主席的关于哲学的定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忽略立场来加以推论，借此有意无形地把它跟日丹诺夫同志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对立起来，则显然是不很妥当的。因为有关生产斗争的自然知识和有关阶级斗争的社会知识，在如何总结的问题上，不也就贯穿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吗?

谈到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有没有唯物主义因素的问题，我基本上同意李志逵、孙长江等好些同志们的论点，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社会历史观方面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但是并不排斥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而且在这些个别的观点上也有唯物和唯心的斗争，然而不等于说已经形成了唯物史观、有了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日丹诺夫同志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发言所说的“科学的唯物主义”是指的辩证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乃是同样可以适用于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乃至思维现象的共同规律，因此决不能认为日丹诺夫同志是有意把社会政治思想、伦理学等——中国哲学史内容特别丰富的一方面——排斥在哲学史范围之外的。事实恰得其反，他在发言中号召苏联哲学研究工作者说:“现在应当是大胆地把苏维埃社会的理论、苏维埃国家的理论、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伦理学和美学推向前进的时候了。”因此，根据日丹诺夫的发言，如任继愈同志所说，“就会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留下了空白点”，从而可以证明他关于哲学史定义的种种不完备，特别是不能适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情况吗?

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一方面固然要分别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不同特点，肯定自然和社会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而且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基本上还没有出现在这两方面自觉地建立统一的世界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他们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事实。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来，毫无疑问的则是一向肯定有包括自然和社会在一起的更有普遍性的规律。日丹诺夫同志说的“由于各种实证科学底发展，哲学的范围不断地缩小了(顺便的说一句，这个过程到现在还没有完结)。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哲学权力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无论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对于哲学本身都是一种进步过程”^[6]，我们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是也必须指明，这并不等于说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规律应用的范围也比过去的哲学相对地缩小了，相反地，应该是更见扩大了，例如关于上帝的信仰，甚至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的哲学家也有认为不能用他们的哲学原理来解释的，现在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则是毫不奇怪的，并不是什么例外了。

说科学的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样是否就意味着过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等复杂情况，我们就可以完全不讲呢?个人认为还是要讲的，而且必须要讲，因为这些斗争也都是出现过的客观事实，我们要是完全抹煞了它的存在，那就是在片面地看问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何况唯心主义的历史本来就跟唯物主义的斗争是分不开的。所以相反地，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对于这些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样要总结它的规律，作出唯物主义的分析。根据事实，从而阐明在如何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既然没有不可以为人类认识的真理，如何又有产生各种虚伪的世界观的可能，同时反动统治阶级又是如何来为这些虚伪的世界观进行辩护的。这种分析的研究，一方面等于在清除过去唯心主义残余的影响，另一方面我认为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往往有利于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所以日丹诺夫同志在他的科学的哲学史定义中虽然只是简单地提到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个最本质的方面(事实上不可能把一切思想斗争的方面都提到)，并不能因此认为我们这样做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如果只采取谩骂和嘲笑的口吻，则显然是不能完成这种任务的。而且仅就谩骂和嘲笑这一点来说，现代的人也不见得比古人胜过多少，一个哲学工作者比一个非哲学工作者又高明了些什么?毛主席曾告诫同志们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7]

我们说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是否就意味着一概否认了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算“没有给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呢?我认为问题并不这样简单。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对于唯心主义思想作斗争，一方面在彻底粉碎它的体系，而另一方面正是为了挽救它们思想体系中哪怕是一点滴的正确可用的东西。例如唯心主义夸大了人类认识作用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利用主观吞没客观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跟这种错误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我们如何进行斗争呢?我们是不顾事实地有意站在它的反面，即彻底否认人类认识作用的主观能动性去反对它，还是恰如其分地承认主观能动性呢?又如一般批评唯心主义歪曲了“事实的”真相，也不过是要矫正他的歪曲，并不等于要完全否定他所可能根据的任何事实。如果说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排斥任何一点可能反映客观存在的合理因素，好像唯心主义者是全面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等于一切理论都是凭空掉下来的一样。要是肯定有这种完全与现实不相干的思想，可又能麻醉人们，起极大的危害作用，那就无异于彻底否认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的普遍原理，同时也就更加忽视了客观世界本来是通过矛盾来发展的这种辩证的根本性质，等于把历史上受到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都看作一群瞎子或神经病患者，则显然是不尽符合客观真实情况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头脚倒置的世界观”也是由于“头脚倒置的世界”造成的事实。但是否因为唯心主义思想中包含了若干合理的因素，我们就应该取消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呢?显然是不可以的。至于中国哲学史上有些哲学家的思想，因为限于史料和目前科学研究的水平，确实暂时不容易全面了解当时作者的复杂思想情况，简单地从它们之间划分唯心唯物的阵营，但这与认为哲学史上根本不存在唯心与唯物的对立的观点相比，我以为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在政治上我们常说要跟敌人学习，又说对于某一方面他是我们的先生，如此就不应该跟他所代表的反动政治路线作斗争了吗?至于有人认为没有唯心主义的提出问题，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得到日益完善的发展，因此应该充分估价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虽也看到了事实的一个方面，但是无疑地片面夸大了这种影响。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应该更加注意到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由于科学的成就以及唯物主义思想的传播，怎样使得不同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被迫不得已地采取新的面貌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抛开了被包含在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歪曲地反映了当代各种科学的成就之外，我们很难说后来比较细致的唯心主义是比过去粗枝大叶的唯心主义更接近客观真理了。同时也要注意，哲学史上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反对唯心主义，仅仅是为了唯心主义对于某些问题的提法不悦耳，还是因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所产生的问题，必须根据事实和需要作出合理的解答呢?所以，推动唯物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应该只是唯心主义的一些抽象的错误观点。例如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者主张“理在事中”，不可能仅仅是因为前期的唯心主义者提出了“理在事先”的缘故。

既然同志们一致认为哲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我们要是不否认在历史上一切不同的哲学体系之间的斗争是与阶级斗争有关的事实，那么就决不能把唯心主义思想产生的阶级根源这一方面轻易抹煞。自然，把唯心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简单地只归之于剥削阶级的本性，完全忽略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乃至个人的社会斗争经验和文化修养等认识论方面的因素，显然也是非常错误的。但是，为了纠正理论上在这一方面的缺陷，因而对于唯心主义的产生只注意它认识论的根源，我想更是一种片面性的严重的误解。个人以为，问题不仅在要注意分别这两方面的根源，同时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这两方面相互影响的关系。哲学的党性原则告诉我们，不能把反动统治阶级的唯心主义体系和人民内部也有唯心主义思想这两件事等同起来。我以为这个原则不仅适用到当前的思想战线上，而且同样可以考虑适当地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要是把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都简单地归结成为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若果滥用了这个原则，就有可能把陈立夫臭名远扬的“唯生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只看作“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8]的发展，甚或把这样两条哲学上的基本路钱，简单地都算作是一个人思想内部的变化，只是先后错误与正确的不同，并以这种情况来概括一切，从而取消了宣传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革命的现实意义，把敌我之间的思想斗争都化为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了，这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必须充分地加以注意。我们同意不能把学术思想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但是也反对无条件地将学术问题的论争跟政治斗争彻底割裂开来，因此，我们对反动学者的哲学观点，一定要联系他的反动阶级立场来加以批判。

谈到中国哲学史的对象跟外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否一致的问题，我不同意目前存在的这样一种意见，他们夸大中国哲学的特点，到了要取消存在普遍性(共性)的程度，因而主张有与任何外国哲学史性质根本不同的对象。我认为其间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就是要“由此及彼”和“由表及里”地来反复考察，在不同形态表现的思想斗争之中，进一步地来发现它们本质上的共同之点，同时在大体相似的问题上，也能深一层地分辨出这个“同中之异”。总之，不应该只停留在现象的形式上的比较。张岱年同志这话说得很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都不是中国旧有的名词。但问题不在名词上，而在思想的实际上。”^[9]举例来说，中国古代哲学上的“气”字跟西方哲学史上“物质”的概念，虽然名称不同，但是经过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有可以等同的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步，也要在这个“异中求同”的基础上，充分地注意到还要保留不同的特点(或方面)，因为这样的范畴究竟是中国哲学历史的产物，又与中国哲学史上各方面争论的具体问题保持一定的联系，我们要通过这些相关的具体问题来说明以“气”与“理”互为先后这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特点，并且不能忽略它是发生在中国，否则就难免把问题一般化和简单化了。因此个人认为，联系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各种思想的斗争，来具体分析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形成，乃至不同时代如何被歪曲和不得不改用新的范畴的历史。例如魏晋时代“有”、“无”的争论是如何形成的，佛教唯心主义又是如何对于“有”、“无”的概念加以歪曲的，为什么宋明哲学又基本上改用“理”、“气”的范畴，这些哲学史上先后出现的思想斗争形式的微妙变化，也从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发展的情况。这样深入地来进行中国哲学范畴历史的研究，我想对于改进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是有很大帮助的。

至于谈到中国哲学史的范围是否包括一般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学和美学的问题，目前多数同志认为，关于社会政治的观点、伦理学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等，应该包括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仅限于一些抽象的观点呢?我认为，若果有必要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是否因为中国哲学史书中有了这样一些具体的例子就破坏了作为科学的哲学史的范围呢?是否就混淆了哲学和其他学科的对象呢?我想是不会的。哲学史的研究固然要特别注意科学的抽象，但是它与具体情况的联系，还是不能无原则地加以割断的。例如我们作思想家的阶级分析，时常要考察他一些政治上的具体主张。又如谈到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所谓“道”与“器”的关系的争论，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怎样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以及这种观点对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现实意义等。有人以为这样就是混淆了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对象，因而在理论上犯了重大的错误，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若果在中国古代，像墨子的“兼爱”、“非攻”等可以归入哲学史的讨论，而近代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就绝对不能包括在哲学史的范围之内，那就未免标准太不一致了。所以我认为，笼统地说哲学史的对象是否应该包括社会政治思想、伦理学和美学等这个提法是有些模糊的，问题在你对这样一些方面是如何理解的，有关问题是怎样处理的。我们反对把任何社会政治思想、伦理学和美学的内容都无原则地一概搬进哲学史的范围，但是也反对把任何有关社会政治思想、伦理学和美学的内容都必须从哲学史中清洗干净的做法。总之，我们要求理论必须结合实际，得通过具体的情况来说明抽象的法则，反对把兴趣只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上。但是也不能将涉及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学和美学的具体事例、抽象观点和更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世界观在哲学史中并列起来，加之各个哲学家在历史上的贡献又很不一致，同时注意的方面也不尽相同，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必要采取一律的办法。至于有人提到中国古代哲学有许多特点，尤其是关于修养方法的理论占著作中很大的篇幅，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讲呢?个人以为，若果真是有贡献的地方，对于我们目前革命建设事业有用的东西，必要时还是应该讲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进步的哲学家有一向注意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哲学史上必定要结合他的自然观、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等来讲，而不能只是孤立地来讲一些不相干的条目、生活琐节。但是像我国古代一部分道学家所主张的“洒扫应对，可以尽性至命”，对于这样的问题，个人以为就有必要结合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和批评了。再如宋明道学上“主静”和“主敬”的不同，便不仅是一种有关修养方法的争论，实在也代表了彼此有不同世界观。我们以为，目前教条主义影响在哲学史工作中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从不注意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一切特点，也不喜欢研究任何过去实际存在的具体问题，而只是简单地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见到书本上几句话，字面上好像可以把它划归唯心主义阵营的，就说那是代表没落贵族或大地主阶级的思想，见到书本上几句话字面上好像可以把它划归唯物主义阵营的，就说那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或中小地主的思想，有时再加上部分地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要求等，这样贴完标签，就算了事。彼此间的争论，也往往好用一般的概念来反驳一般的概念，用这样凭空扣帽子来抵抗那样凭空扣帽子的办法，事实上变成了两顶帽子在空中对舞，却不具体明确两人争论的焦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从而阉割了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斗争的丰富的实际意义、有血有肉的内容。例如目前有的同志见面就谈某人主张老子是代表没落贵族意识，某人主张老子是代表农民阶级思想，他们两人的见解根本对立，就不肯再深入追问一句，究竟这种对立的关键在什么地方?要是仔细考察一番，可能这人所谓的没落贵族意识和那人所谓的农民阶级思想，其实是指的一样东西，不过两人扣了不同的帽子罢了。因此所争的应该不是老子的思想是代表没落贵族或农民阶级的问题，而是这种思想应该怎样来理解、来进行阶级分析的问题。总之，我们必须注意在一切科学研究领域中，对待这个“抽象”与“具体”或“一般”与“特殊”之间那种“不即不离”(譬喻)的关系，必须辩证地来掌握，全面地来考察。否则，只要忽略了其间任何一方面的重要因素、基本环节乃至矛盾发展的情况，在进一步推论时，都有可能失足陷入唯心主义的危险，把本来存在的东西变成不存在了，本来有差别的东西变成没有差别了。所以马克思说:“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或水中的东西，都可以经过抽象归结到逻辑范畴上去，这样，就可以把整个现实世界淹没在抽象概念和逻辑范畴的大海中，这又有什么稀奇呢?”^[10]

最后，我们还要附带地谈到有关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无意中忽略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自发的辩证法的因素和自觉地将辩证法认为是客观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有意识地把它当作一种方法，应用它来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前后本质上的变革重视不够，于是谈到中国两千年前的哲学家如老子等人的辩证法观点，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就跟注解斯大林《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差不多了，而且在论述一切哲学家的思想时，又多半停留在经验主义的描述方法，枯燥乏味和千篇一律地在介绍他们如何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有无包含自发的辩证法因素和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的问题。从对于一个哲学家的孤立论述来看，勉强也能自成体系，但是联系前后社会历史的发展，要寻找他们先后不同时期唯物主义思想的不同面貌乃至其间矛盾发展的规律就很难了，更谈不上通过这种研究来帮助指导当前革命实践的问题。所以，虽然如此研究了历史上不少的哲学家，可就是还没有条件能写出科学的哲学史来。这虽是短期间初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不可避免的情况，但是为了克服这种弱点，我们都须要作更进一步的努力。第二种情况是去年苏联批评了哲学史家亚历山大洛夫的所谓“应时主义”的作风，也没有能引起一部分同志足够的警惕，还不免习惯于一种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说好就一切都好，绝对的好，说坏就一切都坏，绝对的坏。于是对于一个历史上主观认为进步的哲学家也就无不向好的方面拉，相反的情况，则又无不向坏的方面拉。虽然表现得爱憎分明，这是好的，可就是难免离事实太远，科学性不强。甚至有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在作这篇文章为了表扬就采取第一种办法，在作另一篇文章时，为了批评就采取第二种办法。若果这样先后的不同是因为研究逐步深入的结果，我们完全同意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自己可以彻底推翻个人以往错误的结论，要是客观情况不是真的如此，那就要引起我们及时的注意了。第三种情况是研究现实社会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党的政策不够深入，因此多数人虽然知道要接受文化遗产，特别注意到思想的继承性，不能采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是究竟哪些东西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在社会历史条件经过革命的变革之后，所谓批判地接受应该如何具体进行?即在批判它的错误和缺点的同时，怎样“细心地选择、保护和发展它的一切有益的成分”^[11]?在戏剧和医学方面，“推陈出新”，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领域，为了取得同样的效果，目的和任务是否需要更进一步地明确?

以上所谈到的情况，并非说作者就是例外，所以把问题提出，只是为了更方便地求得同志们的指教。

1957年1月20日

【注释】

[1]本文原载于《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3期。在该期《教学与研究》中，本文及相关文章的总标题是《“中国哲学史”问题论稿》。本文又载于《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题名为《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编者注

[2]《致恩史特的信》。

[3]莫洛托夫《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

[4]任继愈《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

[5]任继愈《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

[6]《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

[7]《反对党八股》。

[8]《实践论》。

[9]《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10]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1]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