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是“眼睛盯着真理的人”[10]，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研究哲学和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11]“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12]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踌躇再三抛出的“哲学王”假说，在哲学和政治思想史上影响久远且深入人心。我称之为柏拉图的“哲学王”隐喻概念。
“哲学王”隐喻概念有五个要素组成：“哲学家”、“卫国者”、“真理”、“正义”和“幸福”。“哲学王”隐喻概念的结构可以表述如下：
首先，作为最强有力的隐喻概念之一，柏拉图的“哲学王”假说，是以设定存在着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天然等级序列（无法逆转的不平等层系）为前提的。柏拉图一开始就认定公民应该分为三个阶级：普通人、兵士和卫国者。只有最后的一种公民才能拥有政治权力。后来所谓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可以在这里找到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后来施特劳斯抵制波普尔在美国大学谋求教职的重要原因。
其次，“真理”是柏拉图理论哲学的主题。“正义与幸福”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主题。[13]依柏拉图见解，人类不平等是哲学王存在的前提，对这种不平等的维护就是正义。从“真理”到“正义”，再从“正义”到“幸福”，形成了封闭而完整的逻辑链条。拥有真理是大前提，维护正义是小前提，获得幸福是结论。这一切都由“哲学王”完成。作为“真理”与“正义”的化身，“哲学王”在这个链条中居于核心位置，哲学王的存在是维护人间正义和谋求人类幸福“没有言明的大前提”。正如罗素评论的那样：
哲学在其全部历史中一直是由两个不调和地混杂在一起的部分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或政治学说。……从道德上讲，一个哲学家除了大公无私地探求真理而外若利用他的专业能力做其他任何事情，便算是犯了一种变节罪。[14]
第三，“哲学王”隐喻使基于天赋的知识、权力和特权的社会不平等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尽管格格不入于“平等关切是政治共同体的至上美德，缺乏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政府”[15]的现代平等和民主政治理念，“哲学王”理念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各个层面的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中。围绕科学、理性、正义、民主、自由等展开的诸多现代性讨论，时有柏拉图“哲学王”的影子。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可以视作柏拉图哲学王假说的现代版本，“在当今社会，科层制已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并在事实上成了现代性的缩影。”[16]德沃金苦苦寻觅疑难案件之“正解”[17]，坚持“完备性法律”，他虚构的完美法官赫拉克勒斯[18]就是法律帝国的“哲学王”。在2000年10月的一个讲演中，德沃金给出的标题是：“我们的法官必须成为哲学家吗？他们能成为哲学家吗？”他在那里明确提出：
法官的目标和方法包括了哲学家的目标和方法：这两种职业的目标是更为准确的表述并更好的理解此关键理念，而我们的政治统治道德和基本法律就是据此关键理念得以表达的。[19]
即使到了今天，“哲学王”仍以新的版本存在着。“哲学王”隐喻成为人们思考基本问题的起点，深深地影响着哲学，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自从近代启蒙以来，随着自由、民主、平等、宽容、博爱等世俗社会观念的普及，尤其是随着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建成，“国王”观念已经日益衰落，“哲学王”观念也开始变得不合时宜。在哲学领域，偶尔有哲学家开始自觉反省和批判“哲学王”隐喻概念。然而，其反省和批判还不足以达到动摇哲学根基的程度。“哲学王”隐喻概念总会以新的变体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相比之下，罗蒂对“哲学王”假说深感不安，直接斥之为“糟糕的”理念。[20]罗蒂认为，未来的统治者最好不是“哲学王”，“我们未来的统治者到底会像什么，并不取决于人性和人性与真理、正义的关系之伟大必然真理，而是取决于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偶然事实。”[21]与“哲学王”理念相反，罗蒂构想了一个谦逊的哲学家形象：
在一个完全时间化的知识性世界里，希求确定性和不变性的人肯定会感到绝望。我们哲学家应以自由的仆人、民主的仆人自许。[22]
哲学家是“自由的仆人”、“民主的仆人”、“人类的仆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公仆”。哲学家从“国王”向“仆人”的角色转换，为我们构想未来哲学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借用福柯的说法，正像“疯子”是无法改造的一样，“哲学王”是无法改造的，“哲学王”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生存，要么死亡。终于，维特根斯坦、罗蒂等极少数哲学家勇敢地站了出来，前赴后继且义无反顾地杀死了“哲学王”。他们用“公仆哲学家”填补了“哲学王”死后留下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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