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空间和监督

在《监禁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把杰雷米·边沁（Jeremy Bentham）发表于18世纪末的著作《圆形监狱》称为人类心灵史的一个重大事件。边沁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边沁设计了一种圆形监狱。它包括圆形玻璃屋顶的圆筒状结构，沿外壁是围向中央圆厅的一圈牢房；圆厅里的看守可以将四周囚室里的犯人经常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虽然边沁的新设想没有列入当时建筑监狱的各种设计之中，但它对后来的监狱建筑产生了影响。福柯认为，18世纪末新型医院的诞生完全吻合边沁的圆形监狱构想。医院病人管理制度化与西方监狱观念的变革几乎同时进行。圆形监狱遵循的是可视性原则：

一个像圆环一样的建筑。在中央造一个塔楼，上面开很大的窗子，面对圆环的内侧。外面的建筑划分成一间间的囚室，每一间都横穿外面的建筑。这些囚室有两扇窗户，一扇朝内开，面对中央塔楼的窗户，另一扇朝外开，可以让阳光进来。这样就可以让看守呆在塔楼里，把疯子、病人、罪犯、工人和学生投进囚室。简言之，地牢的原则被颠倒了。阳光和看守者的目光比起黑暗来，可以对囚禁者进行更有效捕获，黑暗倒是具有某种保护的作用。^[8]

圆形监狱提出了一种系统原理，解决了权力如何简易有效地实施的技术问题。福柯认为，边沁向医生、刑罚学家、工业家和教育学家建议的，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圆形监狱解决了权力的空间化问题。圆形监狱观念在所有权力领域的实施，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权力关系都空间化了。空间问题就成为严肃的权力关系问题。

福柯指出，与时间相比，空间问题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入哲学家考虑的视野，是因为18世纪末空间物理和理论物理的成就剥夺了哲学家对宇宙的古老发言权。福柯说：

政治实践和科学技术对空间问题的双重介入迫使哲学只能去研究时间问题。从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莫不如此）。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一边。^[9]

可视性成为权力空间化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权力与黑暗的联系必然走向邪恶。权力与光明相联系，意味着消除权力中的丑恶。以透明度达成权力，让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下，暴露在集体的凝视中，让一切都处于受监视的目光下，成为权力畅通无阻的理想模式。权力的实施转变为对每一个体的全面监督。“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都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10]这种实施权力的理想，由于边沁的圆形监狱观念而变成了现实。

权力的可视化带来了可怕后果。权力与个体利益（自由权利、自主权利）的分离；权力等级系统的强化；权力核心的非主体化或无主体化，谁配成为圆形监狱中那个塔楼的主人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结果导致权力的失控状态。在圆形监狱中，每一个人根据他的位置被所有人或某些人所观察。存在着总体的动态猜疑。完善的监禁导致犯罪意识的强化。^[11]

福柯认为，权力不能简单混同于国家机器。权力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今天的权力结构仍是金字塔型的，在权力层系之间是相互支撑相互依靠的。权力对劳动（劳动者，囚犯）的影响已经转变为强制。福柯看到，劳动具有生产功能、象征功能和驯服或惩戒功能。福柯更感兴趣的是劳动的后两种功能。劳动者总是处于从属地位，是在权力奴役和支配中确立自身的。

福柯揭示了当代社会关系的普遍权力化和强制化。权力成为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恶魔，个体成了处于守势的飘浮于社会之上或之外的孤魂。无论是在监狱之内还是在监狱之外，个体都无法消除其被权力被社会所监禁所强制的命运。由于权力能够动用所有的国家机器、公众舆论和传播媒介对个体进行全面的控制和引导，规劝和惩罚，甚至轻易地把人从生活中从社会中给以抹掉。因此，在一个全面权力化和强制化的社会里，人的生存，个体的生存必然是微不足道的。这是由福柯的考察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一旦我们揭示了蕴涵在福柯思想中的这些深层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知道福柯个人生活中诸多让人感到怪诞和离奇的举动的原因了。福柯不仅以自己的思想揭示着批判着这个完全权力化的社会，而且以自己的肉体与权力进行着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