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思想贡献和罗蒂的批判解读

在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三位实用主义哲学家中，罗蒂首推杜威，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是理解现代世界的最好向导。像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杜威总会在我们的研究之途中等待我们，为我们指点迷津。然而，即使在杜威哲学中，罗蒂又作了更细致的划分，即区分了“好”杜威和“坏”杜威，认为“工具主义”和“科学方法论”是坏的杜威哲学，“历史主义”和“社会政治理论”是好的杜威哲学，经验理论则是最糟糕的杜威哲学。“如果他没有写过《经验与自然》，我会感到高兴。”^[2]

杜威既是著名的哲学家，又是杰出的教育改革家、社会活动家、科学和民主的卫士。作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杜威进一步阐发和完善了实用主义，把它广泛地运用于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等领域，其思想代表了20世纪美国民主的“真正声音”，是“美国天才的最深刻、最完全的体现”，赢得了世人尊重，被人称作“美国人民的顾问、导师和良心”。

杜威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人生的意义应从静态的认识和观赏转向动态的创造和体验。^[3]杜威认为，西方哲学从古到今一直有一个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即把对于确定性的寻求作为一项终极的学术研究活动，知识活动是最高尚、最纯粹、最有价值的活动。人的贵贱尊卑都是由他与知识的关系来决定的。知识的等级是权力的等级的基础。这样，认识真理的哲学家（劳心者）与从事劳作的普通民众（劳力者）便构成了社会的两极。同这种观念相一致的是，他们认为“理念”、“真”、“善”、“美”先于人、独立于人而存在。人生的极致只能是通过不同方式静观这些实在。因此，人们侧重于探索稳定、和谐、整体、完满、永恒的东西，而轻视变化、矛盾、个别、零碎和相对的事物。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传统的哲学观念已经丧失了社会基础。以科学和民主为特点的现代社会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哲学观念，生活的真谛就是活生生的经验，生活的价值在于对经验的控制和把握。因此，杜威完成了从解释性世界观向改造性世界观的转变。在这一点上他也非常相似于马克思。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4]像马克思一样，杜威赋予了哲学和哲学家以新的使命，创立了一种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即：

第一，在经验过程中，知识是重要的，但知识永远是工具；

第二，经验的态度对疑难和变化更有兴趣，疑难与变化意味着机会，有了机会才可能有成功；

第三，科学、知识的成功表现在对于具体事物的操作和控制过程中。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哲学变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特别是阐明了哲学应从静观的转到效用的、从思辨的变成现实的主张。罗蒂最初接受的是哲学史和思辨哲学教育。杜威的见解给他以很大触动。杜威认为，改造哲学的出发点是反对形而上学。杜威指出，“一切古典派哲学在两个存在的世界中间划了一个固定的和根本的区别。一个相当于普通传统的宗教超自然的世界，而由形而上学描画成为至高的、终极的实在的世界……与这个须经哲学的系统修炼才能了悟的绝对的本体相对峙的，是日常阅历普通的、经验的相对实在的现象的世界。”^[5]杜威指出：“这就是影响关系哲学性质的古代概念最深的一个特质。哲学妄自以为论证超越的、绝对的或更深奥的、实在的存在和启示这个终极的、至上的、实在的性质和特色为己任。”^[6]杜威主张放弃形而上学：“哲学如能舍弃关于终极的、绝对的、实在的研究的无聊独占，将在推动人类的道德力的启发中，和人类想获得更有条理、更为明哲的幸福所抱热望的助成中取得补偿。”^[7]

杜威推崇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开山鼻祖弗朗西斯·培根，称之为现代精神生活的伟大先驱。因为培根是从实用角度看待知识的第一位近代人物。他的“知识就是力量”命题导致了知识观念的近代化和世俗化。现代工业社会完全证实了培根的预言。科学和工业完全推翻了传统形而上学家的见解。从此，人们的世界观由静态的、封闭的、恒常的转向动态的、开放的、无定的。现代人面对着这一无形、混沌、无拘束、无法度的动荡的偶然的世界，不得不由静观的态度转向行动的态度，由审美的兴致转向实用的兴致。现实要求人们自己去思考，去观察，去实验。为此人们就得遵循科学精神，注重实际效果。

杜威认为，近代哲学家们所关注的经验与理性及其关系的问题既是深奥的哲学问题，又是现实的问题，重新处理这个问题是进行哲学改造的突破口。杜威提出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经验观，认为经验就是“做”和“行动”。他由此得出了以下结论：

（1）先有经验，后有关于经验的知识；

（2）经验不是怀疑的、破坏性的和不可知的，而是肯定的、建设性的和自律的，是科学和道德生活的指南；

（3）作为某种和经验相对立的能力，“理性”是不存在的，为此取消传统哲学在经验和理性之间的严格划分，认为那种划分是多余的无用的；

（4）理性纵使存在的话，也只是派生于经验的一种实验智慧，理性不是认识论的范畴；它们只是一些假定，只是一些随时可以修正、补充和撤销的“行动纲领”。

哲学的改造既须救助人们，免其彷徨于贫乏而片面的经验和虚伪无能的理性间的歧路，也会解脱人类必须肩负起的最重的智力负担。这种把经验和理性合而为一的做法推翻了将人划为两大敌对阵营的分界。“它允许那些尊重过去和既成制度的人们与兴趣在于建立一个更自由、更幸福的将来的人们彼此合作，因为它可以决定种种条件，使过去的经验和指望着将来而预为策划的智慧能够有效地互相辅助。它可以使人尊重理性的要求而不至于同时陷于对超经验的权威的迷惑的崇拜，或现成事物的矫激的‘合理化’。”^[8]杜威取消了西方哲学长期以来确立的在经验和理性、此岸和彼岸之间所作的二元论划分。

杜威的哲学思想受到了罗蒂哲学的强有力改造。罗蒂一直把杜威哲学挂在嘴边，声称自己是杜威的忠实信徒，是一名杜威式的新实用主义者。尽管在美国学术界不断有人指出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是对杜威哲学“削足适履”式的改造和利用，但是罗蒂确实继承和发展了杜威实用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杜威哲学的以下几个方面对罗蒂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反对形而上学，主张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改造。第二，哲学改造的突破口是重新考察经验与理性的关系。第三，实用主义是一种实践的、行动的哲学。罗蒂几乎全盘继承了上述思想并多有发挥。当然，杜威对“理性”的轻视也对罗蒂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相比之下，罗蒂对杜威《经验与自然》的评价有颇多微辞。罗蒂认为，在这个著作中，杜威带有太多的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存在的那种试图使哲学科学化的痕迹。杜威论证了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与非经验、非科学的哲学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进而表达了要彻底反对形而上学就必须批判纯思辨的方法，代之以科学的经验的方法的见解。杜威把实用主义归结为一种方法论。罗蒂把它看做那种努力的残余，并称之为杜威哲学中坏的部分。他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一文中指出：“杜威在临死前企图改写《自然与经验》，将之改名为《自然与文化》。”^[9]杜威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反形而上学的，但是他没有完全抛弃形而上学，而是在治疗性姿态与建树性姿态之间摇摆，杜威“从来不满足于只当一个治疗家，他还试图做些建树性的工作”^[10]。胡克曾经指出杜威形而上学同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杜威发现了一种处理形而上学的“经验”方法，它与各种偏见和价值取向无关。“不过杜威也会陷入一种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的坏的信念之中。”^[11]杜威企图使哲学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如果把逻辑实证主义者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和杜威的态度作一番比较，那么我们将发现，杜威早就证明了绝大多数传统哲学问题都是“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后来以更加规范的方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且终止了那些问题。

罗蒂认为，罗素、卡尔纳普、艾耶尔比杜威在对“妄命题”揭示上更杰出更成功，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武器。随着“妄问题”、“妄命题”被揭示，哲学家们不得不去做一些新的工作，美国哲学家把目光指向了欧洲大陆，企图从中求得一些新观念。而他们所找到的恰恰是杜威曾经希望的东西。这样，杜威既否定了形而上学，又试图在哲学的科学化方面做些工作，他几乎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罗蒂认为，我们应肯定杜威在否定形而上学方面的工作，而对他在哲学的科学化方面的工作应持保留态度。这样，便开始了罗蒂对杜威哲学的重读工作。

杜威在1930年说过：现代文化已经用“哲学与小说、戏剧、电影的关系取代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12]。在罗蒂看来，杜威是一个值得重读的人物。如果人们要从康德转向黑格尔，要从经验的形而上学转向对文化发展的研究。那么，杜威能为他们提供不可多得的理论资源。杜威完成了对哲学的改造，哲学不再是一种关于实在的学问，而是变成了“一种综合性科学”^[13]，这种综合发生于诸学科之间与诸学科之内。杜威使哲学和哲学家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

杜威强调对传统哲学进行改造的思想得益于他早年的学术活动。杜威早期曾致力于“心理学哲学”的探索，强调重述经验的重要性，并把那种重述当做“哲学的全体”。他曾视心理学为哲学的全面方法。因为在其中，科学与哲学、事实和理性是同一的。后来，杜威想要成为像洛克那样的自然主义者和像黑格尔那样的历史主义者。罗蒂认为，他这样做既回避了“认识论问题”，又同“系统哲学”和“形而上学”无涉。^[14]杜威揭示了传统哲学二元论对我们的文化所造成的损害。“为了解决二元论问题，我们就必需一种形而上学，一种能解决或消除哲学的传统问题的学科。但是除了它以外，还有一种更有意义的工作有待人们去做：开辟出文化发展的新道路。”罗蒂认为，杜威的错误在于这样一种观念：文化批评必须采取重述“自我”或“经验”或两者的形式来进行。杜威的目标在于抛弃旧问题，在真善美之间不作区别，创立一种使旧问题无法滋生的文化。杜威的主要敌人是一种视真理为精确表象的观念，那种观念后来受到海德格尔、萨特、福柯的攻击。他们以适应、应付和处理取代映像、反映和复制。他们寻求科学、道德和艺术之间的连续性。

罗蒂积极地加入了那个阵营，并认为语言不再是表象现实的一个工具，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一个现实，从而一劳永逸地终结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如下企图：躲避时间，进入永恒；躲避自由，进入必然；躲避行动，进入沉思。罗蒂抛弃了康德的如下观念：为了给文化批判提供“哲学基础”，一种“经验的形而上学”是必需的。并前进到这样一种观念：哲学家的文化批评并不比劳工领袖、文学批评家、退休政客或雕塑家的批评更“科学”、更“根本”、更“深刻”。哲学家不再是对于永恒实在的思辨者，不再是自然科学的不成功的模仿者。^[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