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五行》

陈来在《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中又指出：“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考古学者据楚墓类型学研究推定，该墓入葬时间约在公元前300年。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文献中有一篇，自题为《五行》，其内容基本同于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的经部，而没有说部。首先，这一新的出土资料问世，使得学者们都认为，以往帛书《五行》篇的命名是合理的。其次，竹简《五行》有经无说的事实，使得学者大都接受这一推定，即经与说不是同时完成的。最后，由于竹简《五行》入葬于公元前300年，其成书年代必在孟子以前，从而使得以往对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成书年代的推定必须加以修正。”^[9]“仍然是庞朴最先对此作出反应，他说：‘荀子批评子思、孟轲编造五行，则此篇既早于孟子，其为子思或子思弟子所作或大有可能。’由于此篇与竹简的《缁衣》同抄一卷，而《缁衣》在古代认为子思之作，更加强了学者以《五行》思想为子思一派的看法，于是子思作竹简《五行》的看法被普遍接受。李学勤甚至认为整个郭店楚简儒书文献皆为《子思子》。”^[10]“由于《五行》篇经部的出土，庞朴对帛书《五行》的说部的年代和制作也进一步提出了他的想法：‘因此我设想，《五行》篇早先并没有说或解，帛书所见的说，是某个时候弟子们奉命缀上去的。’他还推测，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荀子的批评，思孟学派的弟子们觉得应该将他们的经典《五行》篇施以解说，以杜讨伐，以广流传，于是遂有了解说本，如马王堆所见。’‘说文完成的时间，当在《孟子》成书以后，是由弟子们拾缀老师遗说补作出来的。’”“郭店楚简公布后，有关《五行》篇的研究，主张、结论多同于或近于庞朴，即帛书《五行》篇的经部为子思所作，说部是孟子后学的缀补，唯与庞朴以帛书《五行》在荀子之后的主张不同，李存山主张竹简《五行》早于《中庸》，帛书《五行》则在孟子之后，荀子之前。郭沂则认为，不仅竹简《五行》为子思所作，而且帛书《五行》的说的部分的作者亦当为子思门人。郭沂此说无异重新肯定了魏启鹏的说法，以经说两部分都定位孟子以前的子思氏之儒的作品。”^[11]

马王堆帛书《五行》以及郭店竹简《五行》篇显示思、孟论述“仁、义、礼、智、圣为‘五行’”，而非顾颉刚、郭沫若先生推测的思、孟“案往旧”而造的“金木水火土的五大元素”的五行说。距今5000多年的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版图则启发人们，简单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的五行观应当诞生在更加遥远的古代。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其中的《尹至》篇将典籍出现的时间提早到了五帝时期，这在第九章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顾颉刚先生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所言及的《尚书》中的《甘誓》和《洪范》两篇，即便《甘誓》不是夏书，《洪范》不是商书，亦必有所本。《史记·历书》言“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也当本于五帝典籍。

至于顾颉刚先生提出的春秋、战国以前，阴阳、五行甚希见和黄帝传五行历夏、商、周不曾发生影响，而一到秦、汉便在社会上活动起来的疑问，《礼记》有云：“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已然将原因说得清清楚楚。试想，在夏演变为“天下为家”的私有制社会后，统治者怎能不将“五行”等核心之学据为己有呢？至于《国语》和《左传》中屡见“五行”字样，则是由于周朝统治者内部斗争，王子朝携典外逃，导致的“天子失官，学在四野”局面后才出现的。以上问题作者在《远古图符与〈周易〉溯源》一书中已做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至于所谓《国语》和《左传》有汉人“窜乱”的情况，也实属“古书”之常情，既不能对可能存在问题的史料不加辨别而引以为据，也不能因噎废食而自陷于“史料困境”，应将资料“去伪存真”后审慎地用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