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国文法》和《中国修辞学》

这一部分主要介绍遇夫先生的两部关于语法和修辞的著作——《高等国文法》和《中国修辞学》，旁及《词诠》《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等书。

如前所述，遇夫先生的语法学著作共有4部：《中国语法纲要》《马氏文通刊误》《高等国文法》和《词诠》。《中国语法纲要》出版于1928年，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关于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在语法史上有重要意义。《马氏文通刊误》肯定《文通》是马建忠“用欧洲科学方法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功不可灭”；同时指出马氏“以他国文法填入中文，不免削足适履，失却中文本来之面目”。当然，遇夫先生的“勘误”有用英文文法纠正马氏所用的拉丁文法之嫌，因此，有人不以为然。其实，英语的形态已经退化殆尽，和汉语同归为综合语；而拉丁语形态丰富，其语言组织形式与汉语相去甚远。自西学东渐以来，许多学科的移入中土，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个模仿时期；既然模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汉语语法学的模仿时期，用模仿英语语法造成的汉语语法去纠正马氏模仿拉丁语法造成的汉语语法，尽管有所未惬，却仍不失为明智之举，或者说是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上的必经之路。例如，马建忠认为，既然他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洋葛郎玛有变格以“尽实字相关之情变”，那么汉语也不能没有，于是他用“次”（格）来考究“实字相涉之义”；而《高等国文法》则没有“次”的设置，这不能不说是向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学前进了一大步。

《词诠》是《高等国文法》的姊妹篇。书中取古书中常用虚词470多个，首别其词类，次释其义训，再举例说明之。该书取刘淇、王引之、马建忠诸家之长，丰富而发展之，又融合了文法和训诂，将字典式体例与文法学体例的优点综合加以利用。《词诠》对我国文言虚词及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影响深远，它“在体例上为后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义项上为后学提供了综合的基础”，“在例句上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到目前为止，已重印20多次，约发行30万册。它是文言虚词著作中影响最大的著作。而关于后者，遇夫先生说：“余著《高等国文法》本为修正马氏而作”，“采欧西方法”，“要以保存国文本来面目为期”。全书共分为10章。第一章《总论》，分为绪言、言语之起源、言语之变迁、言语之类别及国语、国语之缘起及其发展、文法学之历史观、文法学之发生等7节。其余9章分别为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其学术价值为：

一、文法与训诂紧密结合，大大提高了训诂学的生命力。训诂学是我国固有的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一种专门用来解释古书的学科，在它的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每次方法上的重大突破，都给这一古老学科带来新的生机。清代训诂学如日中天，究其原因，乃在于古音学得到长足发展，因声求义的方法得到较为科学地普遍地应用。而雄踞清代训诂学巅顶之上的，乃是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氏父子之所以独开风气，卓绝一时，重要原因之一是，尽管那时我国还没有成系统的语法学，他们却有了较为自觉的语法观念，这在《经传释词》《读书杂志》等巨著中是多所反映的。而《高等国文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法与训诂的紧密结合。遇夫先生说：

治国学者必明训诂，通文法。近则益觉此二事相须之重要焉。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其训诂之学必不精；通文法而不明训诂，则其文法之学亦必不至也。

语法分为教学语法和科学语法，前者必须适用；作为古汉语的教学语法，是以帮助读者读懂古书为目的的，而训诂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读懂古书。因此，这种紧密结合训诂的语法学，对于古书的解读，帮助极大。如他在《汉书窥管》一书中结合语法分析，从词序和句读层次、句法结构、语义关系、词的句法功能、语义制约分析以及虚词解释等诸方面对《汉书》的词语、句子进行训释，使得该书成为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也为他本人赢得了“汉圣”的美誉。因此，邢公畹先生评论《高等国文法》一书：“它的成就，与其说在文法方面，不如说在训诂方面——一种受了西洋文法影响的新训诂学。”

二、建立了以划分词类为中心的紧密结合训诂的独特的教学语法体系。邢公畹先生说：“就这部书的经营布置看，可以说绝非苟且之作。”它的成就和学术价值，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以下四端： 1.对词的意义，尤其是对虚词的词义分析得十分周详。全书分析了代词98个、动词81个、形容词52个、副词243个、介词82个、连词87个、助词46个、叹词31个。所以孙楷第先生在序言中赞道：“盖举二千年来所谓虚助字者，一一纳于轨物之中，诚可谓文法界之鸿宝者矣。”2.材料丰富，引例严谨，训释精当，对一些语法规律描述得十分细腻。如陈承泽在《国文法草创》中提出了“致动”、“意动”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高等国文法》里得到进一步地详细分析，并列举了名词、形容词、内动词、外动词作致动以及名词、形容词作意动的各种用法。同时，《高等国文法》进一步指出，所谓致动和意动都是就动词对其宾语的关系而言的，这就比《国文法草创》论述得清晰多了。3.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多种方法，总结出了许多语法规律。例如：“疑问代名词为宾语时，不论为外动词之宾语，或介词之宾语，必先置。”然而，“凡疑问代名词为介词‘于’、‘於’字之宾语时，则必在其之后，为一严格之例外”。4.修正了《马氏文通》等语法学著作的一些不当之处。杨树达先生说：“吾之于欧洲文法也，借镜也，非因袭也。其同者同之，其异者不必强而同之。”例如，在动词分类上，《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都照搬西方语法的分类原则，分为外动字、内动字、同动字、助动字等，而《高等国文法》则按照汉语特点做了改变：内动词分为普通内动词、不完全内动词及关系内动词；外动词分为普通外动词、不完全外动词及双宾语外动词以及致动、意动两种用法。^[1]

《高等国文法》是《马氏文通》之后最重要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在汉语语言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一经出版，即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战前，它已经列入商务印书馆最权威的《大学丛书》；同时，欧、美、日、苏的一些大学及汉学家，大都选用它作教材或参考书。时至今日，我国中学、大学所使用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语法体系仍与《高等国文法》的语法体系相差无几；有的相异之处，还以后者稍胜一筹。如“暂拟系统”有“量词”，而《高等国文法》没有。我们知道，后者虽然是一个泛时的体系，但例句多采自先秦两汉，也即是上古的典籍，而上古汉语恰恰是只有单位名词而没有量词的。因此，在这一点上，《高等国文法》是胜过“暂拟系统”的。语言是一个严整的系统，大系统下还有中系统、小系统。《高等国文法》从语音上探究了古汉语第一、第二人称的系统。例如，在《自称人称代名词之音系》一节中指出吾、我、卬都是疑母字，台、余、予都是喻母字，朕、身等都是端母定母字等，这是非常科学的。又，目前中学文言教学中作为重点、难点的文言虚词系统，基本上还是沿袭《高等国文法》的体系；目前中学生都基本掌握的动词、形容词的“使动”（即“致动”）、“意动”用法，也是沿袭《高等国文法》的说法而一成不变的。

1924年出版的《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重点从修辞和校勘两个方面对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进行了补充和纠正，章太炎称此书“用心审密”，“足匡高邮王氏之失”。1933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修辞学》是《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的进一步系统化和科学化，它是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基础上，将修辞和校勘加以区分，使之各成专门之学的产物。全书分为18章：释名（解释何谓修辞）、修辞之重要、修辞举例、变化、改窜、嫌疑、参互、双关、曲指、夸张、存真、代用、合叙、连及、自释、错综、颠倒、省略，并附录“文病若干事”，指出古人文章中的语病26例。《中国修辞学》是修辞学领域民族形式与科学内容完美结合的典范；郭绍虞曾借用陈寅恪称颂《汉代婚丧礼俗考》的话赞誉此书为修辞学“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该书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古汉语修辞学的体系，注重从古汉语修辞现象的实际中总结修辞规律，注重继承古代修辞研究的传统并有所发展。秦旭卿先生撰写专文认为该书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创造性、启发性四大特点。不顾风行一时的西洋纳斯菲《高级英文作文学》的修辞体系，也不为东洋岛村抱月、五十岚力、佐佐政一的修辞框架所限，而是“沉浸于旧闻而以钩稽之法出之”，即将我国古籍中十分丰富的古汉语修辞材料，分类排比，构成一个独特的修辞体系，揭示出古代汉语修辞的真实面貌，是为“民族性”。作者指出，修辞和语法不同，前者具有民族性，故修辞学不能因袭外人，必须走本民族自己的路。他说：“余恒谓：语言之构造，无中外大都一致，故其词品不能尽与他族殊异，治文法者不能不因。若夫修辞之事，乃欲冀文辞之美，与治文法惟求达者殊科。族姓不同，则其所以求美之术各异。况在华夏，历古以尚文为治，而谓其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不亦诬乎?昧者顾取彼族之所为一一袭之，彼之所有，则我必具，彼之所缺，则我不能独有；其贬己媚人，不已甚乎!”“民族性”也是本书最重要的特点。正因为此，《中国修辞学》才一直被认为是我国修辞学领域两大流派中民族形式派的代表作。将修辞与校勘加以区分，使之各成专门之学，同时归纳总结古人修辞的规律，是为“科学性”。发前人所未发，指出古汉语中的若干特殊修辞现象，并将之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是为“创造性”。从古籍中辑录大量修辞事例，分类编排，让事实说话，而不言自明；关键处加以简明扼要的按语以画龙点睛，所谓“以少许胜许多”，是为启发性。秦先生又指出：1.由先生的前期著作《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到这部《中国修辞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变的一大飞跃；2.《中国修辞学》第一次把修辞和语言三要素紧密结合起来了；3.《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2]

周秉钧先生对《中国修辞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作了更为凝练的总结：“杨氏博览群书，从我国古籍中收集了非常丰富的修辞材料，加以分类排比，揭示出我国古代修辞的真实面貌。汉语修辞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里可以说基本概括了。杨氏是全面地占有了我国古代修辞材料科学地进行研究的开路人。《中国修辞学》这本书是研究我国古代修辞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在我国修辞研究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