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世权变”的方法论

第三节　“因世权变”的方法论

陆贾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古今是变化的，但是其基本法则、纲纪是相通的，所以智者认识事物、治理国家、修身立德，都要以古鉴今，因世而权行，因时而权变，因势而利导。他说:

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则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灵。^[32]

谈论古事是为了指导现今，叙述远事是为了验证近事。所以说陈述三皇五帝的功绩是为了创立不朽的功业，列举桀、纣的败绩是为了警戒自己的言行，这样便可以德配日月，行合神灵，有德有功。

关于如何对待古今的问题，陆贾主张重今轻古，古为今用。因此，他力辟世俗的重古轻今之说。他说:“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惑于外貌，失于中情。”^[33]就是说，世俗那种重古轻今，重耳闻而轻目见，则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历史事实的真相。据此，陆贾以历史事实进一步申论道:“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宫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34]这是说，治国之道不一定是远古时就有的，总结吸取近代的主要经验教训，也会取得成功。《春秋》就是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只述齐桓公、晋文公、鲁国十二公(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之事，当今的为政者，从这些近代的历史事实中，就可以找出成败的经验教训，又何必去舍近求远而到三王时代去寻求成败的历史镜鉴呢?求其实，古人所奉行的，亦与今世大体相同。“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宫商”，这是基本的道理、法则。道德、治道好的，周公与尧、舜相符合;道德、治道坏的，秦二世与桀、纣同祸殃。所以说:“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35]以道德、道术治国，是圣贤之道，万世不易之法，古今共同之纲。治国者应当遵循这些大的道德原则、法规。

然而，在具体实施治国之道、之法时，又不可泥古不化，因循不变，而要因时而适变，因事而变通，因世而权行。所以陆贾说:

故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惟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故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于仲尼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36]

事物千差万别，各有千秋，不是一种一样，独一无二的，所以智者识事、治国，不固守一途一方，只要合乎道理，符合道的原则，就是可以采用的。书不一定是孔子写的，药方不一定是扁鹊开的，只要有道理、是良方，就可以为法，灵活运用，权变而行。

陆贾认为，只要以“天地之法而治其事，则世之便而设其义，故圣人不必同道”。因为“万端异路，千法异形”，所以“圣人因其势而调之”，“圣人因变而立功，由异而致太平”。^[37]所谓“圣人不必同道”，是说圣人治国、修身，也不是都遵循相同的原则、办法。《孟子·万章上》云:“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就是说，圣人的行为可能有不同，有的疏远君主，有的靠近君主，有的离开朝廷，有的留在朝廷，归根结底都是洁身自好，不沾污点。陆贾的圣人不同道，也就是这个意思。

究其实，这就是讲权变通达的道理、方法。陆贾引申孔子的相关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夫目不能别黑白，耳不能别清浊，口不能言善恶，则所谓不能也。故设道者易见晓，所以通凡人之心，而达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则无不能，故谓之道。故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言颜渊道施于世而莫之用。由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38]

陆贾所引述的孔子的话，前者出自《礼记·中庸》，后者出自《论语·述而》。意思是说，人生于世，意在行道，只有行道，才是人的正当行为，人们遵循道的原则去行政、办事，则无所不能。然而，当今的人们，尤其是国君，却不行道，而说人们不能行之。孔子对得意门生颜渊说:用我行道，我就去干;不用我行道;我就藏起来不干。当今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到这样。陆贾在引述孔子的话之后，认为孔、颜之道，其所以不行推行，就在当政者不怀仁义，不别大小，忖度天地，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离天地之宝，追求长生不死之道，这种人君简直是颠倒黑白、不辨是非、不别清浊、不分善恶，逆道而行。对这种无道的人君，圣贤君子不可留恋权位，只好“舍之则藏”了。陆贾以圣贤君子通达权变之法，而革君心之非，求行仁义之道。这显然是取鉴秦始皇之政、之行，以警戒汉代当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