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习的意义学行结合的境界

“学而时习之……不亦君子乎”这一段话，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孔子学行结合原则的纲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体现了孔子的学行结合原则，体现了孔子以“学而时习之”为快乐的幸福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实现学行结合原则的社会措施，体现了孔子的“仁爱”。“仁”的真实含义是爱人，尚群、乐群、向群、聚群。“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孔子学行结合的心理要求，体现了孔子的“恕”。子夏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对孔子学行结合原则的发挥。孔子学行结合原则在人道、治道、圣道中表现明显。“好学”、“乐学”与学行结合、“文行忠信”与学行结合、颜回的理想与学行结合之间关系密切。孔颜乐趣是一种学问境界、道德境界、政治境界、社会境界、自然境界合一的重生存的境界。《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与孔子学行结合原则密不可分。

《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32个字，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孔子学行结合原则的纲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表述，精辟地概括了孔子学行结合原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孔子藉以实现学行结合原则的社会措施，尚朋、向群、乐群、聚群、里仁、处仁。“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一表述，则反映了藉以实现学行结合原则的心理要求，宽恕、容人、厚道（即当别人不了解自己，甚至误解自己的时候，也不埋怨别人，也不发脾气）、不怨天不尤人。这三者（学行结合、尚朋里仁、宽恕不愠）构成了孔子思想的核心，体现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关于知识（学）与实践（行）的智慧。在孔子看来，人生的快乐就在于将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学无止境，行无尽头。学行结合，学行相须。学行尚朋乐群里仁，学行忠厚宽恕无怨 无尤。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是学到知识能够不断地实践、施行，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而”训为“能”。“学”字的本义是“觉悟”。“学”相对于“教”而言，“教”相对于“学”而存在。“教”字的本义是“上所施，下所效”。“上所施”为“教”，“下所效”为“学”。“效”即是“行”（实践）。“下所效”即是在仿效的实践中觉悟、领悟、醒悟。可见学始于行、学行相须。“习”字的本义是鸟类频频学飞。《说文解字》：“习，数飞也。从羽，从白。”徐锴《系传》作“从羽，白声”。学飞，就是仿照着去飞，以飞为宗旨。学飞，本身就是在飞。离开飞谈不上学。“数”字的本义是快速频频之意。《尔雅•释诂》：“数。疾也。”行，是人两足前进之貌。“习”是鸟双翼快速前飞之貌。因此，“习”字具有“实践”、“实行”、“练习”、“实习”等义项。1936年再版的李雅各（James Legge）《华英对照四书》将“学而时习之”译成：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习”的对

应词是“application”。“application”除了勤勉、用功、努力、专心等义项之外，尚有“运用”、“应用”等义项。爱德华•斯林格兰德（Edward Slingerland）2003年出版的《论语》译本(Confucio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将“学而时习之”译成：to learn and then have occasion 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learned。“习”所对应的英文词就是“practice”。“practice”具有“实践”、“实行”、“练习”、“实习”等义项。“習”字训“行”，我们还可以从《易经》之《習坎》的“習坎”、“習坎入于坎窞凶”、《易传•象》之“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尚书•大禹谟》之“龟筮协从卜，不習，吉”等处得到旁证。“習坎”意即“行走在坎坑上”。“習坎入于坎窞凶”意即“走在坎坑上面，掉进坎坑中，危险”。“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意即“行走在坎坑上，掉进坎坑中，是走错了道路带来的危险”。“龟筮协从卜，不習，吉”意即“龟筮协从帝王决策，都得到了不出行则吉利的占卜”。上面这些“習”字只有被训释为“行走”时才能疏通上下文义。由此可见，“学而时习之”的“习”字可以训为“行走”、“实践”。因此，我们说，“学而时习之”这一命题，除了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对学习过的东西时常进行复习”的方法论上的诠释外，尚有孔子对学行关系的探索的解释存在。所以我们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体现了孔子的学行结合原则，体现了孔子以“学而时习之”为快乐的幸福观，反映了孔子的乐学和乐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孔子学行结合原则的实质内容，是孔子仁爱思想的真实反映。通常人们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其实“仁”的真实含义爱人体现为尚群、乐群、向群、聚群、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众星拱斗和谐善良的心态。

一部《论语》中的110个“仁”字，都可以作这种意义的诠释。所谓“仁，亲也”就是亲和乐群从众之意。“仁”字“从人从二”意即“和人、亲顺上下”。“二，古文上字。”“一，地也。”“一，天也。”“天尊地卑”，人居其中。“三，天地人之道也。”从这种意义上说，仁的本义就是亲和天地人之意。因而，仁者不仅爱人，而且爱天、爱地、爱物，即“泛爱众”。仁爱，是乐群、尚群、聚群、亲和天地、泛爱万物的具体表现。《说文解文》中3个不同的“仁”字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古文‘仁’从千心。”千心，即众心，民心。人能顺从千心，则仁矣。千心谓之仁，万众一心，群聚之至也。千心，又可视为迁心。迁心之谓仁，将心比心，将己之心比天之心，将己之心比地之心，将己之心比他人之心，将己之心比死人之心。能近取譬，即向群、尚友、乐群、聚群、亲和天地、泛爱万物的仁之方也。“古文‘仁’”，意即上坐之尸（活人）既能将己之心比死人之心，又能将己之心比天地之心，比鬼神之心，比活人之心。这种仁心体现在交友之道上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实现学行结合原则的社会措施。只有爱人利物的仁人，才能尚朋、向群；只有尚朋向群的仁者，才能为远方来的朋友高兴、快乐；只有尚朋、向群、乐友，才能里仁、处仁。这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真实含义，体现了孔子的“仁爱”。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孔子学行结合原则的心理要求，体现了孔子的“恕”。不愠，便是恕。“当别人不了解自己的时候，自己心中并不怨恨别人，这难道不是道德高尚的人吗？”这种“恕”包含了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方法——调适容忍法。容忍，是一种克制自己以调适与他人的关系、环境的关系的具体形式。“人不知而不愠”要求人们在别人不了解甚至于误解自己的时候，自己应当采取一种容忍宽恕的态度以调适相互之间的关系。愠，就是怨恨。不愠，就是不怨恨。不怨恨，就是宽恕。孔子希望人们过着和谐美好的生活，因而要求人们能够宽恕忍耐，互相谅解，和平相处。所以他也曾把自己的思想片面地归纳为“一以贯之”。他的学生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的“恕”就是“人不知而不愠”（《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准确地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忠”的体现，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构成“忠”的两个方面的内涵。孔子的忠恕孝悌是其仁爱的基础。恕以待人，忠以事君，孝以养父，悌以敬兄。只有忠恕孝悌才能和谐相处。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用曾子的话来说，就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

子夏充分发挥了孔子学行结合原则，将学行结合原则精辟地概括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仕，是行，是实践。优，是空闲。实践（仕）有空闲就做学问，做学问有空闲就实践。学在行中，行在学中。学不离行，行不忘学。“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子夏的这段话，实质上把道德实践与学问知识合二为一了。他认为，人们只要达到了“贤贤易色”（见到有学问、品行优良、本事大的人便肃然起敬，是人的天性——能够不扭曲自己的天性，做到“贤贤易色”就是实践了自然道德原则）、“事父母能竭其力”（尽自己的能力事奉父母是儿女的天职——能够尽心尽力履行自己的天职，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就是实践了家庭道德原则）、“事君能致其身”（事奉君上或者帮助别人能够勇于献身是做人做事处世的准则，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实践了政治道德原则）、“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交朋友一定要真心真意、诚心诚意、说话算话，这是和朋友相处的前提，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实践了社会道德原则）这样的道德境界，即令这样的人没有读过有字之书，但却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是真正有学问的人。子夏的学行结合思想的另一表述为“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日知、月知（月无忘），就是要天天、月月，学问、认识、理解自我。所能、所无（所不能），即自我道德实践的能与不能。因而学与行的关系就成了认识自我与造就自我的关系。所以，子夏又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志，意志。意志是人们自觉地确定行动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和调节行动、克服困难以实现行动目的的心理活动。广泛地学习又能够树立坚定不移地运用知识的意志和决心，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多听多问而又能够进行符合现实的思考，仁道就包含在这样的学、问、思、志之中。这样的学问思志本身就是道德实践（行——行仁——为仁——成仁——成人——成为道德品质高尚行为美善的仁人、圣人、智人、勇人），即将自己造就成为仁、智、勇俱善的圣人。“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这个“道”就是造就仁、智、勇合一的圣人之道，是成仁、成智、成勇、成圣之道。那么，成仁、成智、成勇、成圣——造就完全人格的基础是什么呢？对此，有子有明确的答案。“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这里，有子抓住了“为人”、“为仁”（做人、行仁）、“成人”、“成仁”的根本，抓住了造就完全人格的基础——孝悌；指出了只有完美地实践了“孝悌”这一家庭道德原则的人，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循规蹈矩，而不至于犯上作乱，才能更好地实践政治道德原则和社会道德原则；说明了人道在治道中的作用和地位；要求社会的管理人员抓住根本，推行仁道，搞好管理，巩固统治，维护社会安全。

孔子的学行结合原则，在人道中表现为孝悌、仁爱；在治道中表现为忠信、礼让、礼仪；在圣道中表现为仁爱、智慧、勇敢。因此，孔子的思想体系是由人道原则、治道原则、圣道原则组成的。既不能片面强调仁，也不能单纯追求礼，更不能简单地强调智慧和勇敢。孔子的人道原则、治道原则、圣道原则是通过学行结合的知识与实践统一的形式表现、反映出 来的。

为了更好地实施学行结合原则，孔子十分强调“好学”。指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仁、知、信、直、勇、刚，是完全人格的六种美德。“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是人对这六种美德的要求、执著、追寻、实施的心态，只不过是一些美好的愿望而已。光有这样一些美好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好学”的精神去追求伟大的智慧，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望。如果只有良好的愿望而没有好学的精神，是无法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望的，那么这些美好的愿望就只能流于空想，甚至于陷入六蔽的泥潭。

一部《论语》，“好学”一词，虽然只出现了15次，但却充分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自强不息进取不已的精神风貌。好学，不仅是孔子及其弟子自强不息进取不已的精神风貌，而且也是孔子及其弟子追求的学行结合的极乐境界。孔子叙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卅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就是孔子好学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政治境界、社会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行为境界的推进历程。孔子因好学而立、因好学而不惑、因好学而知天命、因好学而耳顺、因好学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孔子及其弟子所追求的好学的极乐境界具体说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简单地说就是“文”，就是“不耻下问”。子贡向孔子请教“孔文子”为什么要用“文”命名时，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不耻下问”就是“好学”的具体表现。“不耻下问”，也是求得知识造就自我的一种优良品德。这种不耻下问的好学就是对知识的执著追求。所以，孔子在一段关于知识追求的程度的评判的讲话中，便将“知”与“学”视为同一概念进行叙述。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在这里，“知之”、“学之”为同义语。这段人们非常熟悉的话，可以作如下的解释：在自我实践活动中（即“生”。《说文》：“生，进也。”）体验觉悟得来的直接知识，是上等的知识；在老师的教授下获得的间接知识，是次一等的知识；遇到困难时去请教所获得的知识，是又次一等的知识，遇到困难还不愿意去请教求学的人，谈不上知识，只不过是下等愚民而已。孔子把人追求知识的程度和获得知识的渠道作为评判知识的标准，将知识分成几种类型，有其合理性。好学的人，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去获得知识，提高智商；不好学的人，即令碰到了困难也不去请教，永远都得不到知识，永远都提不高智商。

孔子认为，好学是一种美好的精神境界，是很难达到的。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把好学视为比忠厚诚信还要难以达到的一种境界。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那些人是好学的呀？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无）。’”（《论语•先进》）在孔子看来，除了他自己和颜回，再也没有人达到他所要求的“好学”境界。

为了更好地施行学行结合原则，孔子不仅强调“好学”，而且要求“乐学”。孔子对学问要求有三种境界：知之、好之、乐之。一种境界比一种境界高，一种境界比一种境界美好。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懂得学问重要的人达到了“知之”（知学）的初始境界；爱好学问执著追求学问的人达到了“好之”（好学）的美好境界；以学问作为人生的快乐、人生的幸福的人达到了“乐之”（乐学）的极乐境界。通常人们都将孔子这段话中的“知之”、“好之”、“乐之”三个“之”字解释为“道”。其实这三个“之”字，既可以解释为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道”，也可以解释为特殊意义上的“五谷”，甚至于人与物，同样也可以解释为“学问”。这段话能够作如此不同的解释，本身就说明了孔子的学行结合的思想原则。孔子眼中所谓不耻下问的好学典型人物是颜回。颜回好学所达到的境界是“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便成了好学的准则。颜回的好学、乐学，所追求的是一种安贫乐学、安贫乐道、人己相爱、君臣和谐、上下相安、内心安宁、快乐幸福的理想境界。孔颜乐趣就是在这样的理想境界中的自我实现。这种理想境界是一种学问境界、道德境界、政治境界、社会境界、自然境界合一的重生存的境界。子贡称赞颜回“能夙兴夜寐，讽诗崇礼，行不贰过，称言不苟，是颜回之行也”。将他的“好学”精神同他的美好行为、优良品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孔子则夸颜回能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那样“人不堪其忧”的艰苦环境中做到“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精神风貌。颜回的理想是：“愿得小国以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内外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尚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子路）何进而救？赐（子贡）何难之解？”这是一幅充满着爱的美丽的图画。在这画面上，没有战争、没有争夺、没有占有、没有杀戮、没有矛盾，人与自然、人与生物、人与动物、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安无事，和谐相处，其乐无穷。这是一幅理想环境、理想社会、理想国家、理想人格、理想政治、理想境界合一的图画。颜回所向往、追求、好学、乐学、乐行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想境界。孔子听了颜回所抒发的理想后，极力赞美说：“圣士哉！大人出，小人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子路）、赐（子贡）焉施其能哉”。这就是孔子、颜回好学、乐学的终极目的。这就是孔颜乐趣。这种幸福快乐的观念，这种理想境界，是建立在重生存的存在方式之上的。因此，子路武力建功保家建国的理想无需存在，子贡善辩建功解难卫国的理想也无需存在。至于其他一切邪恶的东西就更加不需要存在了。

孔子的学行结合思想，还可以从他所教的内容上得到解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自然所学的内容也就少不了“文、行、忠、信”。学文，除了学习古代文献之外，还要进一步学习天文、人文、地文。观天文以及变，察地文以知来，视人文以成化。“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学行，学习美好的德行。学忠，学习对君上、对同事、对朋友、对事业的忠诚。学信，学习对朋友的信任。所教、所学的内容都同道德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师的目的要达到“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光辉，晓生民之耳目”。学问的目的在于造就“耻其言而过其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理想的人。“行”既是孔子“学问”的终点，又是孔子所说的“学问”的始点；“行”既是孔子“学问”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又是孔子“学问”的全过程。孔子的“学”包括“知”在内。他的“知”，除了“知言”、“知人”、“知己”以外，还包含“智慧”、“智能”、“智力”等义项。

孔子的学行结合思想在《大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的逻辑起点是学行结合、知行结合、政教结合。是对孔子学行结合原则的具体化、条理化。“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既是学问的起始点，又是学问的归宿点。贯穿于整个学问的全过程。“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学问的内容、方法，又是学问的步骤和过程。因此，《大学》关于学问的目的、内容、方法、步骤、过程，归纳起来，就是学行结合、知行结合、政教结合。学问、知识、行为、教育、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培养和造就美好的人刘勰：《文心雕龙•宋语》。

格，创造美好的社会，美好的未来。“在明明德”，知识、学问、实践、行为的目的就是要照亮那光明的美德，唤起那固有的良心，为善去恶，造福人类。“在亲民”，学行的目的就是要爱民如子，与民同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其心诚，其民信。其德美，其民亲。其言善，其民应。其行仁，其民顺。其身正，其民化。身心不正，何以亲民。道德不善，何以率民。“在止于至善”，学行结合的目的就是要让普天下的人民都达到尽善尽美的完美境界。“三纲领”是学行结合的三条基本纲领。“八条目”既是学行结合的八条原则，又是学行结合的逻辑进程。离开行去讲学，无论如何达不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物格”、“知致”、“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境界。反之，离开学去讲行，也无法达到这一境界。因而必须学行结合才能达到理想境界。

为此，《论语》中记载了孔子提出的“学”与“思”紧密结合原则与“行”与“思”紧密结合原则。

“学”与“思”紧密结合原则主要体现在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一名言中。对此我曾在拙著《论语通说》中写道：

孔子说：只学习而不思索就会受蒙蔽，只思索而不学习就会遭受危险。孔子指出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在求知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违背了思与学的辩证法则，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学与思、思与学的关系是统一的关系，可以互相促进。学习并且能够思考，则学习更加轻松。学而思，则不罔；思而学，则不殆。不罔、不殆，其学日新，其知日博。程子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陈祥道曰：“思由中出，学自外入。学而不思则内无自得之明，故不信而罔；思而不学则外无多识之益，故不安而殆。子曰：博学之，慎思之。荀子曰：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扬雄曰：学以聚之，思以精之。是思以学而后得，学以思而后精。二者谓其可偏废乎哉？”何晏说：“不学而思终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倦）殆。”邢昺说：“此章言教学法。学而不思则罔者，言为学之法，既从师学则自思其余蕴，若虽从师学而不寻思其义，则罔然无所得也。思而不学则殆者，言但自寻思而不往从师学，终卒不得其义，则徒使人精神疲劳倦殆也。”康有为说：“愚尝见好学而不好深思之人，诵据甚博而不求事理所以然，故绝无心得，卒无所成。故程子曰：‘能穷所以然，是第一等学人。’故贵深思之士。然徒思而不学，则冥心力索，至阳明格竹而三日汗下，傅子渊默坐而晚岁颠狂。吾弟子三水潘藻鉴，高志力学，其后闭门冥坐，专力苦思，至病狂而卒。盖追索过甚，灵性迸走，故至殆也。孔子此义精深周遍，盖学问思辨，固不可缺一而偏废者也。”《中庸》综合了学与思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学问思辨行”五位一体的教育理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的作者忽视了“学”与“问”、“问”与“学”的辩证关系，忽视了“学”与“思”、“思”与“学”的辩证关系，忽视了“学”与“辨”、“辨”与“学”的辩证关系，忽视了“学”与“行”、“行”与“学”的辩证关系，突出强调如何掌握、实践天之道（诚者）、人之道（诚之者），以达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的境界和“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的贤人境界。因此，其“博学之”乃是博学“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其“审问之”乃是审问“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其“慎思之”乃是慎思“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其“明辨之”乃是明辨“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其“笃行之”乃是笃行“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的作者借用孔子告诫鲁哀公如何为政的话，告诫人们必须下苦功夫、千锤百炼将自己培养成为一个最诚实最守信用最真诚的杰出政治家。至于《中庸》的作者忽视“学”与“问”、“问”与“学”、“学”与“思”、“思”与“学”、“学”与“辨”、“辨”与“学”、“学”与“行”、“行”与“学”、“思”与“辨”、“辨”与“思”、“思”与“行”、“行”与“思”、“问”与“思”、“思”与“问”、“问”与“辨”、“辨”与“问”、“问”与“行”、“行”与“问”、“辨”与“行”、“行”与“辨”等的辩证关系，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对于《中庸》的这一章，我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

这一章记录了孔子为回答鲁哀公问政而阐述的政治理论。一个主题，就是为政必须施行“中庸之道”。中心思想是“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具体内容是“五道”、“三德”、“九经”、“诚身”、“明善”。主要途径是“择善而固执之”，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具体方法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是比较系统而又具体的儒家政治理论，强调了《大学》的以修身为本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论证了为政以德的实施方案。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要在上位的领导人与在下位的领导人都要以诚心实意修身为本，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实行中庸之道，自强不息，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老老实实地探索认识怎样修身、怎样齐家、怎样治国、怎样平天下的规律，踏踏实实从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

对于《论语》中孔子提出的“行”与“思”紧密结合的原则，从前我仅仅是从孔子提出的思维方式的角度进行诠释。我在拙著《论语通说》中 写道：

“孔子说：君子有九种思维方式：看的时候要想一想是否看清楚了；听的时候要想一想是否听清楚了；自己的脸色要想一想是否温和；自己对人的态度要想一想是否恭敬；自己说话要想一想是否诚实；自己做事要想一想是否严肃认真；自己有疑问要想一想是否弄明白了；自己生气时要想一想生气的恶果；自己得到富贵要想一想是否符合道义。孔子告诫人们在九种重大事情面前应当认真思虑，以使自己的言语、行为、心态符合君子的要求。这也是修身的具体方式和具体内容。要求君子通过这九种方式反思自己的九种行为，使其符合君子的行为规范。‘视思明’是要求观察客观事物时检查反省自己是否观察清楚明白了。‘听思聪’是要求在听旁人说话时检查反省自己是否集中注意力听清楚明白了。‘色思温’则要求人们在接待他人时检查反省自己面部表情是否和颜悦色。‘貌思恭’要求人们在公共场合时检查反省自己的仪表是否庄重，对人是否恭敬。‘言思忠’要求人们检查自己说的话是否诚实忠贞。‘事思敬’要求人们办事时反省自己是否严肃认真。‘疑思问’要求人们善于请教疑难，解决问题。‘忿思难’要求人们发脾气时反省发脾气所带来的灾难。‘见得思义’要求人们不要苟得不义之财。胡广《大全》：‘朱子曰：视不为恶色所蔽为明，听不为奸人所欺为聪。若视听糊涂、是非不辨，则下面诸事于当思处皆不知所以思矣。有为气质所壅蔽，有为私欲所壅蔽，有为谗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聪便须去其壅蔽。’○新安倪氏曰：‘视外明，而听内明。蔽是蔽于外，壅是壅于内。’○南轩张氏曰：‘九思当乎此则思乎此，天理所由扩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当养之于未发之前，而持之于方发之际，不然但欲察之于流而收之于暂，则但见其纷扰而无力矣。’新安陈氏曰：‘君子苟未至于不思而得，当随时随处而各致其思，则处己待人应事接物，无不各中其则矣，岂但九者而已哉？冯氏谓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实际上，孔子所倡导的“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乃是“行”与“思”紧密结合的原则。要求人们在“行”，即实践中认真思考，以便让自己的行为更加完美、更加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孔子关于“君子有九思”的精辟阐述，表明了孔子强调“行”与“思”必须密切结合，是孔子“学”与“行”、“学”与“思”辩证统一思想的深化。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听了以后说：用比较方法思考就可以了。季文子是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历任鲁国文公、宣公、成公、襄公等四代，他办事特别谨慎，每件事情都要考虑好如何开始、怎样进行、结果如何（谋其始、思其中、虑其终），三思之后才施行，孔子听了以后说：“再，斯可矣。”孔子一方面赞许季文子，另一方面又建议人们运用比较思维的方法，将事情思考得更加清楚些。孔子提倡运用比较思维方法。他曾非常谦虚而又十分实在地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教人不仅竭尽全力以教，而且善于运用启发式诱导人们从事物的两端（始与终、本与末、利与害、吉与凶、福与祸、贫与富、贵与贱）去进行比较思考，启迪智慧、开启思维。所以孔安国诠释说：“有鄙夫来问于我，其意空空然。我则发事之终始两端以语之也，而竭尽所知，不为有所爱也。”这也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的仁爱广阔胸怀。

不过，毋庸讳言，在《论语》这部不朽的著作中，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最缺乏的思想是创新思想。一部《论语》，“新”字仅出现了三次。《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虽然我曾将孔子倡导的“温故而知新”作了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诠释，指出：“这一章孔子提出了充当教师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创造性思维能力。孔子认为，在温习旧知识的时候能够发现新知识、新问题，这样的人就可以当老师了。温故而不能知新，则不能当老师。说明教师的责任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还要传授方法、启迪智慧。温故是知新的前提。温故也可以说是综合。在综合的基础上创新，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但无论怎样诠释，“知新”毕竟只是“知新”，“知新”并不等同于“创新”。孔安国诠释“温故而知新”章云：“温，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者，可以为师也。”从创新的角度来说，孔子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缺乏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