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制度化的内容

二、经筵制度化的内容

我们对前文作个总结，经筵之所以能在仁宗朝被纳入制度化的轨道，最大的契机，是年幼的仁宗在即位前未能完成经典教育。仁宗早期的经筵活动，事实上是皇太子教育的升格。由于仁宗在位40余年间坚持不辍地学习儒家经典，才使得经筵成为一种针对帝王的教育体制。

学者们经常举东汉的御前讲座为例，认为经筵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萌芽。东汉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儒学教育的王朝，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关于御前儒学讲座的例证。侍讲禁中，被尊为帝师的儒家学者，也大有人在。但我们仔细研究东汉的相关例证，会发现，东汉的这套教育机制，应该主要针对的是皇太子。比如被范晔喻为“父子兄弟代作帝师”的桓氏家族，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即位之前的经典传授。桓荣为汉明帝说经，桓郁为汉章帝说经，都是两帝登基之前而身为太子时期。^[29]

在东汉，皇帝即位之后，仍然延聘宿儒为其讲说经典的情况也存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年幼君主登基，未能事先完成经典教育的；二是藩王、诸侯入继大统，之前未能接受良好教育的。前一种情况，比较典型的是汉和帝。汉和帝登基于章和二年（88），年仅十岁。当年即召桓郁入宫，为年幼的和帝讲说经典。^[30]皇太后之兄窦宪，劝和帝学习经典，以西汉时期的孝昭帝八岁登基，也选择名儒进行辅导为例，暗示着当时的大臣们认为对年幼君主实施经典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31]至于第二种情况，东汉后期的桓帝、灵帝皆属其例。如汉桓帝即位召杨秉说经、汉灵帝之初命刘宽说经等。^[32]这两种看似不同的情况，事实上其本质是一样的，即对未接受过系统儒家经典训练的帝王予以补充教育，我们可以称为“补阙式”的经典教育。重视皇太子教育，对未经历系统经典训练的皇帝进行教育弥补的机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延续。^[33]北魏由于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后又出现了一批向往汉化的统治者，所以在经典教育上成为诸朝中的一个特例，即除重视皇太子的经典教育外，成年皇帝在位时，也任命侍讲官，并讲说经典。如肃宗时期的冯元兴、贾思伯，静帝时期的韩子熙、贾思同，孝静帝时期的荀济等人，皆以侍讲为名，为成年在位皇帝讲说儒家经典。^[34]北魏的这一特征也被北齐继承。^[35]在北魏、北齐历史上出现的这一现象，其本质仍然是一种“补阙式”教育，体现出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吸纳。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对宋代以前的御前儒学讲席作一总结，发现这样的讲席通常出现在幼年君主或未经受过系统儒家经典教育的成年君主，以及对汉文化有一定隔膜的少数民族君主在位时期。这些讲席的用意，在于对君主的经典知识进行补阙式教育。这样的性质，决定了自东汉到南北朝的君主教育史，无法自成一个由制度保障的系统。与此相应，比较系统的经典教育机制，存在于皇太子教育设置中。再将宋代经筵制度演变的历史，和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御前讲席进行比较，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仁宗即位时虽在幼年，未完成系统经典教育，但其后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即为继承以文治为基本导向的祖宗遗策，成年之后的仁宗仍保留了这些御前讲座，并使之制度化。宋代自有健全的皇储教育体制，仁宗之后的成年君主们，却仍然在经筵接受继续教育，这就是作为制度的经筵和宋代以前的御前儒学讲席最大的区别。^[36]

在仁宗之后的宋英宗，即位时已经是32岁的成年人。按照宋代前期的宗室教育制度，英宗应该受过良好的经典教育，更何况他曾一度被仁宗收养在宫中。但英宗即位之后，赴经筵讲学仍被臣僚们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提了出来。^[37]由于和曹太后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也由于自身健康原因，英宗于初设经筵数日之后即罢讲。此事引起了重视讲学的臣僚的不满，司马光上疏说：“今陛下始初清明，方宜锐精学问之时，而五日开讲，八日已罢。臣恐议者以为陛下非有意于求道，但欲循故事、备外饰而已；群臣非有意于明道，但欲塞职业、求赐赉而已。”^[38]这份奏疏一方面说明，当时很多士大夫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君主必须持续不断地接受教育，经筵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必备机制，应当得到保持，不应随着君主的年龄或其他状况而有所减免。另一方面也说明，当面对成年君主时，简单的经典讲解、诵读等内容，已经不足以成为支撑经筵制度继续存在的充分理由，必须要把经筵的意义拔高到“求道”与“明道”。这一拔高，在避免使经筵活动成为摆设性地循故事的同时，也必然使得经筵的功能得到扩张。

需要说明的是，被我们视作宋代经筵制度直接来源的宋太宗、宋真宗两朝的文化讲习或儒学讲座活动，在本质上更接近于唐代以儒臣为顾问的现象。太宗时期的翰林侍读，乃至于真宗时期的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更类似于唐代的翰林待诏，与仁宗之后以教育为职事的经筵官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讨论详本书第六章）。所以，强调经筵制度出现于宋仁宗时代，而非笼统地说出现在宋代，这样有意识的区别，有益于加深对经筵制度本身以及相应政治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正因为这一制度把已经接受过系统经典教育的君主也纳入其中，才使得经典讲说有可能成为政治切入的凭借，因此经筵场域的功能由相对纯粹的教育走向教育与论政功能兼具的政治性场合，进而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儒学制度化。

朱瑞熙先生在《宋朝经筵制度》一文中，从“经筵官的设置、编制和管理机构”、“经筵官的人选和委任”、“经筵开讲的时间和地点”、“讲读的方式和方法”、“经筵讲读的内容和‘讲义’‘故事’等教材的编写”、“经筵官的待遇”、“经筵制度的历史作用”等七个方面对宋代经筵制度进行了阐述。^[39]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七项内容是朱瑞熙先生总结宋代经筵制度最重要的内容。或者可以把这七项内容归归类，从朱瑞熙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经筵制度化所应包含的内容：首先是经筵职官制度（包括职官设置与人员选拔、经筵职官待遇等几个方面）；其次是应当有专门负责经筵事务运行的管理、服务机构；第三，经筵活动需有相对规则化的时间表；第四，经筵活动需要有相对固定的场所；第五，经筵讲读需有比较确定的内容；第六，经筵活动需有一定的礼仪程式（除了朱文提到的讲读方法、方式外，这块内容还应该包括经筵举行时的其他仪制，例如起居官参与经筵，负责记注；坐讲、立讲之争；后来形成的经筵留身、赐茶等，都属于经筵仪制范围）。

陈峰和邹贺在《中国古代经筵制度沿革考论》中认为，经筵制度化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六项内容：专门机构、专门职官、专门法规、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固定科目。^[40]与朱瑞熙先生文章中所罗列的内容大同小异。陈、邹文章的一个特点是，以此六条为标准来检验经筵制度究竟成立于何时。经过比对，该文的结论是，只有到了仁宗时代，经筵制度才六法齐备，所以严格说来经筵制度成立于仁宗时代。这个结论与本章前文所揭示的内容一致。

关于经筵制度化的相关内容，前举两篇文章已有详细论述，这里只作些简要概括。除专门管理经筵事务的讲筵所以及相关章程之外，就经筵活动本身而言，核心要素即为时间、地点、人物、讲读内容。就时间而言，学者们都注意到《宋史·职官志》以及范镇《东斋记事》中的相关记载，一般在每年二月中至端午节，以及八月中至冬至节举行经筵活动。朱瑞熙先生喻之为一学年两学期制。^[41]笔者以为这一相对固定的时间安排，是仁宗晚年逐渐形成，并延续到神宗以后的。仁宗即位之初，定下的规矩是只日坐殿听事，双日召讲读官讲读。^[42]至同年仲冬，就把由原先只在双日举行的经筵活动，扩大到双日、只日皆举行。^[43]这样使得仁宗几乎每日都有经筵课程。笔者怀疑，每日都开的经筵一直持续到刘太后去世前后，而仁宗亲政后又把开经筵的日子改回到双日。从保存到今天的史料来看，明道元年（1032）仍有只日开设经筵的记录，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景祐（1034—1037）以后，经筵活动基本都被安排在双日。^[44]景祐三年（1036）贾昌朝献景祐元、二年经筵记注时也说道：“陛下每以清燕之闲，向学稽古，微言善道，取高前圣，事在双日，杳隔严宸。”明确指出景祐以来的经筵活动都是在双日。^[45]英宗即位之后，司马光曾上疏劝英宗勤于学习，其中讲到“先帝时，无事常开讲筵。近岁因圣体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以后，盛暑盛寒之时，权罢数月”。^[46]这份奏疏中谈到的每年以端午、冬至二节气为界限，把经筵分为两个“学期”，应当就是前揭学者们通常称述的北宋经筵开设时间性规定。但司马光在奏疏中明确指出，这个现象是因宋仁宗晚年健康状况不如以往才采取的措施。英宗即位之初，身处谅谙之中，不便坐殿听事，辅臣们甚至建议恢复仁宗早期每日都举行经筵的状态。^[47]但从其后实际操作情况来看，英宗赴经筵都是在双日。^[48]《宋会要辑稿》指出经筵开讲时间为二月至端午、八月至冬至两季，所援引依据为《神宗正史》，说明这一时间性规定在神宗时已为定制。^[49]就隔日赴经筵还是日日赴经筵而言，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宋神宗时期经筵活动的记载来看，只、双日都有经筵活动。^[50]不知神宗是否日赴经筵，还是在不同的时期有所调整。

比较常规化的经筵活动地点，仁宗之初是在崇政殿西庑。景祐二年（1035），特设迩英、延义二阁，专供经筵讲学之用。两阁建成之初，仁宗首御延义阁听讲。^[51]但以此后的记载来看，多数经筵活动都在迩英阁举行，在延义阁举行经筵的具体记载很少。对于这个问题，范镇作了如下解释：“仁宗皇帝即位，多御延义。……其后，不复御延义，专御迩英。”^[52]该阁名称，《宋史》纪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以及大多时人笔记，皆作“延义”，唯《宋史·地理志》等少数文献作“延羲”。世传范镇《东斋记事》各版，本作“延义”，中华书局版的点校者，以为阁名犯讳不合理，强行将之改为“延羲”。^[53]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强行校改，似有失谨慎。古人虽重避讳，但在疏忽的情况下犯讳的情况也不少见。笔者恰恰以为，延义阁之名或许不误，很可能正是因为阁名犯太宗御讳，在使用了一阶段之后才被废置。关于经筵活动空间更详细的讨论，可参本书第三章相关部分。

经筵中的讲读内容，除了常规的经史之学外，也包括总结本朝前代皇帝成功政治经验的所谓“祖宗圣训”，乃至于本朝前代皇帝亲自撰写的文字，如真宗所撰《正说》，就曾在仁宗时期的经筵中被认真解说、学习。有针对性地诠释祖宗故事、阐发祖宗训谕，用以指导现实政治，是宋代政治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在经筵中讲读《圣训》、《宝训》，也是宋代政治文化中塑造“祖宗之法”权威性的重要环节。^[54]除此之外，《资治通鉴》应该是唯一一部由当代学者编纂并在经筵进读的学术作品。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笔者打算对北宋经筵官任职情况进行逐一考察，梳理清楚经筵中的人事关系，以便为后面几章的讨论做好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