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经区域划分的语言学依据

4.3.2　译经区域划分的语言学依据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自生民以来，固常然矣”⁽²⁴⁾。汉语方言在先秦就有了很明显的分歧，《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桥本万太郎也认为汉语北方方言受阿尔泰语影响较大，他从语言地理类型学的角度指出汉语“呈现出南方汉语南亚式的顺性结构和北方汉语阿尔泰式的逆行结构的鲜明对比”⁽²⁵⁾，南北汉语方言的差异是明显的。地域上相连和语言特征上的共同性应该有其历史渊源，我们把地理上相连、语言上具有较高相似性的方言归为一类⁽²⁶⁾。上述译经区域的划分就是从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各地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异同关系）出发的。将佛典的翻译地点首先分成若干区域，有利于庞杂参差的译经语料的处理，这只是研究的起点，绝非研究的结果。

汉魏六朝是语言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语音在历时的发展演变中已呈现出了共时的南北差异。东晋南渡后初期，南渡北语虽仍大量保留了南渡以前以西晋王室洛阳音为基础的标准音⁽²⁷⁾，但随着新贵金陵音被典籍常用，逐渐成为“会理合时”之音时，南音色彩愈来愈浓，终在颜之推前形成了以金陵音为代表的南音，有别于以洛阳音为代表的北音。周祖谟先生指出:“盖自五胡乱华以后，中原旧族多侨居江左，故南朝士大夫所言，仍以北音为主。而庶族所言，则多为吴语。……惟北人多杂外族之音，语多不正，反不若南方士大夫音辞之彬雅耳。至于闾巷之人，则南人之音鄙俗，不若北人之音为切正矣”⁽²⁸⁾。南北朝时期，南北的语音已不完全相同⁽²⁹⁾。

语音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其稳定性远远高于词汇。导致此时期语音出现南北差异的力量同样也会推动词汇南北格局的变化。吉叶龙先生认为“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³⁰⁾，这一结论虽有它的局限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不同特征的演变⁽³¹⁾，告诉我们词在各地的演变速度及其进程是有差异的。

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颜之推曾认为汉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³²⁾，由于佛教的外来特性，这在译经语料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关外西域的高昌、龟兹、于阗、鄯善等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语言的差异表现为民族间的差异，这不像入关后方言只是表现在汉语本身地域上的差异。西域的高昌、龟兹等地译经是处在含少量汉语的多语言环境下翻译的，字里行间方音俚语的显现，会让人觉得译经语言中存在着很多不规则的成分⁽³³⁾。而关内译经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则都是处在含少量外来语的汉语环境下翻译的。北方的长安、洛阳，因四塞之固而久为京师王畿之地。尤其是洛阳译经（主要在东汉时期），洛阳地处可能是最古老汉语的分布区——黄河流域⁽³⁴⁾，虽然洛阳译经一直被指“凌乱而缺少章法”，“到处充满了模糊不清和仍未标准化的术语表达”⁽³⁵⁾，但其与稍后的江东南吴译经甚至同是长江以北的长安译经的差异却是如此直观，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译经地点与译经语料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