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利怀仁义”

6．“去利怀仁义”

儒家虽然没有否定利益，但对利益并没有给予充分活动的余地和空间。治理政治，不能图快，也不能拘泥于细小的利益。因为，图快就很难达到目的，拘泥于眼前些微利益的话，就必然干不成大事，即“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第139页）；听任利欲的指令而行动的话，就势必引来他人的怨恨，这就是“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第38页）所包含的道理。在现实生活里，君子明了的是义，而小人明了的则是利，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39页）；这无形中把义利设置为君子和小人的分界岭，由于小人在道德大厦里没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作为评价符号的小人，也成为人们永恒鄙视的实际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设置实际上就赋有了否定利益的无限可能，这可能是儒家孔子本人始料所不及的。

对现实的人而言，在动机和效果的坐标里，不仅效果上的追求最大利益，招徕的仅仅是怨恨，而且动机上的追求利益，也只能走向背离仁义的途径。具体而言，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如果怀利而相处，最终必然弃绝仁义，原有的关系会随之破裂；如果他们都能远离利益、胸怀仁义而相处，再不称王的事，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没有必要说利益，即“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第2756页下）。孟子讨论的虽然是如何称王这件事，但无意之间，他把父子、兄弟都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可以说，这里是一般论，并不是特殊的政治论。总之，应该选择仁义，追求富贵、富强也应该在有志于仁义的前提下驱动，“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同上，第2760页下）。

儒家不仅强调在利益面前的“思义”，而且推重理念世界里的“去利”。前者是效果上的考量，后者则是动机上的运思。所以，在动机和效果的合奏中，利益的角色效用已经完全被无视和剥夺了。实际上，出现这一情况，对儒家而言，绝对不是偶然的收获，他们有着深刻的价值衡量。对现实的人而言，不能没有基本欲望或利益的满足，所以，抛弃利益，依归仁义，是否能够带来生活的稳定呢？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在梁惠王与孟子的对话里，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梁惠王问孟子，你老远来到这里，应该带来对我国有利的东西吧！梁惠王一见面就提出了利益的问题，孟子认为，上下交相追求利益的话，国家必然危亡，诸如千乘之家在消灭万乘之国的基础上取得位置，百乘之家在消灭千乘之家的基础上取得位置，就是具体的例证。如果一个国家真的依归利益第一、道德第二而行为的话，则不篡夺君位就不足使欲望满足；换言之，利益在先的行为，只能产生争夺和无尽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对能够切实依归仁德而行为的人而言，遗忘亲族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对能够依归义而行为的人而言，把君主置于后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所以，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仁义，不是利益，即“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第2665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