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灵的避难所

二、自由心灵的避难所

庄子的哲学是关于人生的哲学，庄子的人生观是审美的人生观。庄子美学以“逍遥游”的思想贯彻始终，给人生以美的观照，所成就的是艺术化的人生。庄子人生哲学和美学的主要特色就在于，把个体置于宇宙大生命的循环过程之中，通过对个体有限性的超越，提升人的生命境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疏离。正是因为远离了自然、远离了道，所以才要回归，而回归的路正是“逍遥游”的历程。这个过程是个体人格不断得以完善和展开的过程，同时也是美的境界不断升华的过程。人格的完善，标志着人与自然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使个体从各种世俗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使心灵获得彻底的解放。

庄子的理想人格建构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其理想人格的典型都是虚构的，个个都是高超、神奇，充满着玄妙和神秘，具有空想性和超现实性。他们只能存在于庄子的精神王国领域，但不能由此得出庄子的理想人格是空洞而无意义的结论。事实上，庄子所设想的理想人格模式，在乱世中启发了人们的自由意识，提醒人们认识统治者的虚伪本性以及对人性的摧残，也不失为同黑暗社会相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医治那些刻满创伤的苦难心灵，使那些精神濒于崩溃的人们得到一点安慰和片刻的宁静。身处社会底层，站在平民百姓一边，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以保持人格的纯洁性，这是庄子人生观积极的一面。庄子的理想人格之所以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诱惑力，就在于它为自由的心灵提供了一个可以暂时憩息的避难所。

1.旷达高远的处世原则

儒家的孔子，主张积极入世，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人”。孟子也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强，能自觉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极为关注个人的修养教化，从先秦以来就一直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但庄子对儒家的伦理纲常以及教化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极大的反感，把儒家倡导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视做束缚人生自由的羁绊。庄子既不主张入世，也不主张出世，而是主张游世，提出了“安之若命”、“虚己游世”的生存原则。这种境界既旷达高远，又无拘无束；既对现实社会保持清醒认识，又与现实社会保持适当距离。如果说，儒家理想人格的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仁”境界，那么庄子理想人格的境界则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逍遥游”境界。儒家的人格建构具有明显的现实功利性目的，庄子的人格建构则突出了理想化的精神自由。庄子的人生哲学是在儒家视角之外，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庄子的人生哲学及理想人格建构，同儒家的人生哲学及理想人格建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亲和，是两种可以互补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儒家一旦取得了控制地位，便对自由精神加以限制，于是，那些具有自由意识，不甘儒家思想束缚的文人，便自然地转向庄子，寻求心灵的解脱和安慰，这说明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及理想人格模式更具有魅力。

2.濒临困境的解脱之路

人所生活的世间充满着矛盾，乱世当中，人生更是沉重艰难，正如庄子所言：“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知识分子尤为看重精神生活，因而有着更多的精神痛苦，其脆弱的心理又难以承受黑暗势力的打击与折磨。儒家给人的印象是谨慎小心，软弱克制。孔子曰：“君子固穷。”（《论语》）这实际上是给失意的知识分子以精神上的安慰，以培养一种面临逆境的平衡稳定的心态。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孟子把“修身”作为一种心理平衡的策略，让知识分子面对心理的伤害，能够保持一种平衡，自我进行安慰，“修身”的途径就是体悟儒家的伦理纲常，通过“修身”提高和完善自身的人格。与此不同，庄子则是主张“无待”、“去累”，通过“心斋”、“坐忘”的“逍遥游”途径，进入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境界。在“逍遥游”的过程中，齐同万物，游戏生死，效法自然，化解造成人生困境的所有因素，从有欲到无欲，从有知到无知，从有累到无累，最终使心态得到彻底的平衡。庄子所追求的是一种超然的精神状态，是无牵挂、无所求的平静心理。“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耶？”（《山木》）只要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与宇宙融为一体，就可以做到“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刻意》）这种“依乎天理，因其故然”，“不将不迎”、“游刃有余”的心态，无疑会给困境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一条精神解脱之路。当代社会，人面临多方面的压力，心理负担很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更是普遍感到生存和竞争的巨大压力。而庄子“逍遥游”的精神，无疑会给我们缓解各方面的压力提供一些帮助。

3.志士文人的精神支柱

庄子的人生哲学和美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构造封建文人的气质和风格，起到了重要作用。许许多多的文人志士都把庄子奉为楷模，从庄子那里获取精神的食粮。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也没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处在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不但政治上没有地位，生活上也没有保障。庄子的“逍遥游”的自由精神和浪漫风格，给这些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片绿色的花园，使他们能有一块自由精神的乐土，以弥补现实生存空间的空虚，也增强了生活下去的信念和勇气。对于个别暂时在仕途上受到重用的文人来说，尽管在物质生活上有一定的保障，但他们只不过是充当封建社会御用文人的角色，必须要依附和归顺封建统治者，维护上层集团的根本利益，既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精神的自由，仍从心底感到空虚和苦闷，他们也同样需要有一个精神支柱，以维持心态的平衡。所以，不管是否得志，知识分子都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空间，都要寻找一条解脱的道路，庄子的思想无疑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使精神的空虚得到一点补偿，使失态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

在中国历史上，受庄子思想影响深刻，从庄子思想中寻求解脱的知识分子不胜枚举。如“竹林七贤”、陶渊明、李白、苏轼、陆游、倪瓒、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龚自珍等饱学之士，都属民族之精英，不愧为一代风流。他们虽有一腔热血和远大的抱负，但在封建社会里，他们的理想和抱负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知识分子也曾挣扎、呐喊，甚至不惜生命进行反抗，但结局都是凄惨的，失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压抑感。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中，他们只好从庄子思想中寻求超脱，从内在精神上保持自由的独立人格，在作品中融入一种心灵的淡泊宁静，显示出中国文人独特的气质和风格。

嵇康把逍遥自适，作为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四民有业，可以得志为乐”，（《与山巨源绝交书》）“贵得肆志，从心无悔”，（《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心无所矜，而情无所乐，体清神正……寄胸怀于八荒，重坦荡于永日”，（《释私论》）这些都表达了嵇康不求名利、不逐物欲的思想和对自由人格的追求。

阮籍在性格上傲然任性，在行为上不拘礼法。他蔑视利禄，超然物外，悠然自得。他主张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向大自然学习，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人格境界，这正如他在（《大人先生传》）中所表达的：

不与尧舜齐德，不与汤武并功，王（子乔）许（由）不足以为匹，阳丘岂能与比纵。

天地且不能越其寿，广成子曾何足与并容。

“大人先生”是阮籍心目中的偶像，所代表的是他对自然理想人格的追求。

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连续几次辞官归隐，他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做官，可又忍受不了官场对人性的束缚，每次从官场中解脱出来，他都感到有一种无比兴奋的解放感：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

官场没有自由而言，如同罗网一般，他把自己的仕途生涯比做“宏罗”之鸟、网中之鱼，一旦挣脱了罗网，便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自由感，这令他格外欣喜、轻松。陶渊明晚年，写了著名的《诗山海经》组诗，其中的一首写道：

孟夏草木长，绕层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田园生活，充满了乐趣，这正是庄子那种淡泊超然、乐天安命的处世情调，而“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正是一种拥抱大自然的逍遥之乐。

庄子的“逍遥游”对李白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如：

永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杨。（《古风》）

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无丹血歌》）

同陶渊明一样，李白也是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他是既出世也入世，把“逍遥游”的精神进一步展开，并从羽化升仙推向现实的社会，他甚至也想在仕途上找到“逍遥游”的感觉，他最羡慕的是先秦时的鲁仲连：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未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

开光曜之后，要“顾向平原笑”，不能在痛苦之后随即落入官场的陷阱，而是要像鲁仲连那样，飘然离去。“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赠卫尉张卿》）“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赠杨山人》）这风格与庄子非常类似。在李白看来，无论在朝还是下野，得意还是失意，都不应成为人的负担，都要始终保持“逍遥游”的精神状态。

李白抱负远大，总感怀才不遇，虽有一腔报国之宏愿，却找不到施展的机会。尽管也曾得意进宫，但很快就感到官场的险恶与腐败，根本不是他原来所想象的情形。李白有着强烈的独立人格意识，他不愿随波逐流，也难以忍受官场对人的束缚。他清醒意识到，长安不过是个“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的地方，根本不值得留恋。他还是喜爱读书、写诗、吟酒，“何由返初服，田野醉芳樽”——这才是李白的真正本色。

北宋大文豪苏轼，更给人以明显的超然解脱感。苏轼受到儒、道、禅等各家思想的濡染。他少年时就格外喜好庄子的文章，曾有“得吾心矣”之叹。尤其是苏轼经历了仕途坎坷之后，庄子的解脱与超越的“逍遥游”精神，对他更有触动和影响，“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这是他追求人生解脱的生动表达。苏轼的人生观是较为乐观的，善于寻找身边的“可观”、“可乐”之事。他说：“余之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修建时，“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乐哉游乎！”苏轼的性格极为坦荡而达观，《赤壁赋》写作之时，正是他仕途上失意之际。他总是以超然的态度面对人生的困境，“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总是保持高尚的品格和认真乐观的生活态度，不管现实如何残酷，人生如何短促，可他依然是放眼大江，举杯赏月，“一樽还酹江月”，这是何等的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