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持基础的一致性

3.修持基础的一致性

儒佛道三者修持基础有着惊人的一致，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在三者走向历史的交汇点时，尽管由于三者所属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短暂的敌视、对抗，甚至冲突，但最后还是实现了对立的消弭，使儒佛道修持思想和实践三个迥然不同的体系能够互补、互取，共存、融合。这一修持基础就是实现人生超越的伦理底线。在儒家，以礼为警戒线，要求克制自身，使自己的一切思想行为都合乎礼仪规范，以“仁”为修养境界的标志⁽¹⁸⁾；在佛家，一切善恶思想行为即“业”都必须遵守戒律规定，他们的修持以“戒”为警戒线，以“慈悲”为修养境界的标志；在道家，从宇宙整体观、天人同一观、人体生命整体观出发，把人作为整体，把人的“生、长、壮、病、亡”整个生命长河作为一个整体，把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把人这个小宇宙与自然界大宇宙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如何使人体生命处于最佳状态的学说。基于对人体生命真谛的深刻认识，确认了以“命”为警戒线，以“自然”作为修养境界的标志。

终极关怀

儒家之“礼”，即指礼乐制度、礼仪规范。春秋是礼崩乐坏的时期，孔子向往西周的文化，而西周文化的核心在于创制了一套周礼⁽¹⁹⁾。《论语》一书，处处表现出孔子对“礼乐”的重视。孔子指出礼乐制度不制定，刑罚制度就会不得当，那样民众就会不知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²⁰⁾，由此可见礼乐制度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²¹⁾孔子主张，君子应该要先学习礼乐制度，然后再去做官⁽²²⁾。对于自身，孔子指出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语行动合乎礼仪规范，要立于礼⁽²³⁾，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²⁴⁾。

合乎礼仪

在孔子看来，不懂礼仪的人近于野蛮人，更不用谈智慧了。智者必须能够清楚认识各种礼乐制度，并能以此为准绳，规范自身的各种行为。不遵守礼仪的“知”，不会助人走向成功，而这种“知”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智慧。治理国家时，即使具备了足以及民的政令教条、仁德与威仪，但不能合礼合法地来处事，亦不能得民心、得天下⁽²⁵⁾。

道家宗旨在于培育元气、涵养精神。古代中国的哲人认为，心、身是一个整体，“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²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命活动是在宇宙万物生生化化的背景中进行的，“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²⁷⁾。这里所谓“精”，即指“气”中精华。故《管子》说：“精也者，气之精华也。”也就是说，人同世界万物一样是“气”或“气”之精华所生成。既然万物与人同源，那么，人的生命活动和宇宙万物自然就有着内在联系。

既然人的生命活动规律只是宇宙万物总规律的一部分，那么，大宇宙的变化必定要影响小宇宙（人体生命）的变化。人的精神和形体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二者又互为依存，“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俱伤矣。”⁽²⁸⁾这是说，人的形体是生命停留、居住的房舍，“气”是充实生命的源泉，而精神则是生命的主宰，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佛教将人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分身、语、意三业，小乘佛教认为：欲行某事之内心意志称为意业，以躯体和言语表现其意志即是身业、语业（口业）。另一种表达是意志活动为思业，思业同于意业。已付诸行动的思业为思已业，思已业同于身、语二业。一切有部等诸部派认为意业属于心法（意志），而身、语业属于色法（物质）。大乘佛教与经量部则主张所有诸业尽属于心之活动。基于这一认识，佛教要求修定的人勤于戒律地修习。修道的起点是戒，戒律就是代表符合道德的行为。要在戒律的坚定基础上站稳，就必须努力制伏瞬息变幻的心念。严持戒律，就能建立起很好的道德基础，弃舍不善思想，获得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思想，获得辨别事物消长的智慧，有助于冷静、安定，发展定与慧，成功地实现菩提和涅槃。

佛教基本宗旨是形成普遍的慈悲，佛陀的全部教义充满着慈悲的明显特征。贪爱、恶意和伤害思想是一种类型，出离、善意和慈悲等思想是另外一种类型。当贪爱、恶意和伤害思想滋生时，妨碍智慧，造成痛苦，不能证入涅槃。因此，坚持避免和清除这类思想，使其不再生起。佛教的慈悲观，没有对象的限制，一切众生都在慈悲的范畴以内，人与动物和昆虫之间，人与人之间，如贵与贱、富与贫、强与弱、聪明与愚痴、黑与白、婆罗门与旃陀罗等等，慈悲对他们没有分别。因为慈悲没有界限，这一无限制的品德，就形成佛家伦理的崇高境界。在儒佛道修持基础上，数佛家关于伦理基础的理论解释最为精深，这也成为佛教与不同思想体系接触中具有较强优势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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