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学，在哲学界的理解，主要是指当代新儒家而言，它所涵盖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先生。学术界之所以这样的认定，除了因为这些前辈先生毕生致力儒学思想的阐扬，而且彼此之间可以找到清楚的师生传承、友朋讲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1958年张、唐、徐、牟四位先生共同发表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2]，明确地宣达了他们对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西方文化及世界学术思想的立场与主张。我们细绎这篇宣言的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学者面对1949年以后中国残破不堪的局势，既没有一味地欣羡西方文化而导致怀疑自家传统，也没有情感用事地站在本位的立场排斥所有的西方文化。约略言之，他们有以下几点看法，特别值得深思。
首先，他们对中国文化在长期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种种积弊与病痛，并不讳言，但是基于历史乃人类生命客观实现的主张，他们反对将中国文化视同于客观外在的自然物，而要求所有的研究者肯定中国历史文化自有其“客观的人类之精神生命”贯注其间。[3]
其次，在他们心目中，所谓“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生命”，其实不是什么别的，指的就是“由先秦之孔孟，以至宋明儒”的“心性之学”。[4]因为儒家这种心性之学，主要建立在实践与觉悟的相依互进之上，一旦充分地展开，不但可以建立人之外在行为的规范，充实人内在的精神生活，而且在人的实践行为步步推扩中，更可以由家、国、天下宇宙，进而参赞天地之化育，撑开一种与西方形上学、宗教迥然不同的形上理境与宗教情怀。换言之，抟造中国文化特殊形态的基础，正是儒家心性之学这种兼内外、通天人的义理性格。这里，如果我们原则上承认中国文化的绵延存在有其意义、价值，那么，属于中国文化“神髓”所在的儒家“心性之学”，理应得到世人的尊重。
再次，当代新儒家的前辈，虽然一致肯定传统心性之学在义理上的成就，但是却不讳言近代西方所成就的民主科学，毕竟是传统文化所欠缺，乃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现代化课题。不过，他们与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者极其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传统文化与学习民主科学有何扞格之处，以至于追求现代化就必须否定传统文化;相反地，他们相信儒家心性之学所建立的“道德实践的主体”，依其自身的要求，亦即要求“人格之更高的完成与民族之精神生命之更高的发展”，就能在政治上转化自身为一“政治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从而为中国文化发展民主、科学奠定基础。[5]换言之，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本身即可为现代化提供实践的动力。
最后尤有进者，当中国寻求现代化学习民主科学之际，当代新儒家的前辈，基于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体认，认为西方文化也应向东方智慧有所学习。因为西方重理智、运用概念的思考方式，虽然可以成就科学技术或客观的法律制度，但却不足以曲尽真正的具体生命世界、人格世界与历史人文世界中的一切。因此西方文化如要完成领导世界的目标，或完成其自身更高的发展，亦须从中国心性之学所透显的“圆而神”的智慧，“当下即是”的精神、“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天下一家”的情怀，有所学习。[6]
我们从前述四点基本主张来看，当代新儒家最大的特色，即是在回应中国现代化的课题时，他们认为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不但不应轻置，而且应该推陈出新，由“道统”开“政统”、“学统”[7]，亦即通过心性论更精密的诠释与重建，进一步厘清其与科学、民主政治之间的分际与关系。要言之，即通过内圣心性之学的阐扬，开儒家在当代中国“新外王”的事业。我们细究当代儒学前辈的著作，虽然涵盖中、西、印三大哲学系统，但中心关怀却始终围绕着儒家心性之学来畅发其现代意涵。这一点，的确反映出新儒家在当代中国思想界鲜明、一贯的学术立场。但是，或许不免为外人所疑虑的是，当代新儒家的前辈学者，究竟依据何种思考来架接传统心性之学与科学的关系?这种思考果真曲尽了西方科学认知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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