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试不第豁达笑，睿智不掩释程朱

2.屡试不第豁达笑，睿智不掩释程朱

王阳明回到余姚的第二年，祖父竹轩先生王伦卒于京师。父亲王华奉丧归余姚，与王阳明总算是又重聚在一起。只不过祖父竹轩先生的离世，让王阳明有些失魂落魄，仿佛一下子失去了追寻自由的志向。果不其然，在王华料理完父亲王伦的丧事之后，就命从弟冕、阶、宫及妹婿牧为王阳明讲析经义。王阳明要经过三年的苦读，等待乡试，而后参加会试、殿试。

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时期，并经过两宋时期的不断完善，到了明朝已经是一套非常严密的考试制度。明朝科举的整个过程大概分为四步，真可谓是十年寒窗苦读。

首先，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在明代之前，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途径有很多，而到了明代，学校几乎成为唯一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途径。若想参加科举，必须取得入学的资格，并达到参加科举的水准。

在明朝有两种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方式：其一就是成为国子监监生，其二就是成为科举生员。国子监是外三监之一，犹如汉代的太学，也就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人，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在明朝初期常常可以直接做官，不用参加科举考试。随着明朝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明成祖之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但是监生具备直接参加科举的资格，不需要再进行遴选考试。

科举生员一般是入学的学生。到了明代，教育发展迅速，逐步建立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学校体系。在南京和北京有国子监，在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凡是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而进入府学、县学的学生，通称为生员，俗称秀才。一般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叫做童试。只要经过院试，就会被分配到各个府学、县学进行学习。考取生员，是取得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被选拔出来成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另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只有位居第一、二等的考生才能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为科举生员。

其次，参加乡试。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省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各省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又叫乡闱，因为在秋季八月举行，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都可以参加考试，在称为贡院的考场待命。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两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他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为举人，俗称孝廉。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唐寅就是乡试第一，被称唐解元。

再次，参加会试。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在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因为考期在春季二月，又被称为春闱。会试的时候，全国举人齐集于京师，真可谓精英团聚。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相关人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会试考中的举人被称为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会试的第一名称为会元，很可能成为夺得殿试状元的人选。

最后，参加殿试。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定为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起，时间改为三月十五日。应试的贡士在殿试中都不会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结束后，第二天阅卷，第三天就放榜。录取结果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的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所以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之职，榜眼、探花授编修之职。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官。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都考八股文，是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一般读书人往往将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自明朝起，多少文人士子深受八股文的残害，逐渐变成为考取功名而读书的行尸走肉。王阳明失去了祖父的庇护，只能遵从父亲的安排，暂时向现实低头。王阳明考取功名并非一心为了光宗耀祖，主要是以此作为大展宏图、为民请命的途径。

王阳明在余姚老家，白天与众叔父长辈研析经义，晚上则搜集经、史、子、集诸书研读，每天都到深夜。在这种情况下，四位长辈在学业上远远赶不上王阳明，对王阳明的学问既惊讶又怀疑。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四位长辈终于知道王阳明夜半读书、痴迷学习的事情，都自叹不如。王阳明与长辈们讨论了关于志向与实践的问题，正所谓知易行难，这让王阳明对知行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与长辈讨论之后，一向喜怒哀乐跃然脸上的王阳明突然变得异常安静，仿佛一个贪玩的少年瞬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青年。其实王阳明是在刻意训练自己，看看自己能有多强的自控能力。一种行为的坚持，总会形成一种习惯，从而影响一个人的品性。就像古代有佩戴玉佩的习惯，最初并非是要玉佩来做装饰，而是要用玉佩来约束一个人走动的步伐。只有玉佩匀称地晃动，才会体现一个人步伐的端庄、体态的优雅。

经过王阳明个人的努力，他在学业上大有长进，远远超过了四位长辈。他的刻苦行为也感染了一同学习的四位长辈，受到了家人的称赞。弘治五年（1492年），21岁的王阳明与四位长辈一同参加了浙江乡试。夜半，巡视考场的人见到两个巨人，一个穿绯色衣服，一个穿绿色衣服。这两个巨人东西相对而立，大声说：“三人好做事。”正好在这次乡试中，王阳明与孙燧、胡世宁同时通过考试成为举人。在宁王朱宸濠叛乱时，胡世宁首先发现宁王的谋反迹象，并报告了朝廷；孙燧在反对宁王叛军时被杀；王阳明全力平定了宁王叛乱。这正应验了“三人好做事”的预言。

因为会试是第二年的春天才举行，所以王阳明在此期间去了北京，等待父亲守丧后归京。在北京，王阳明并没有专心为第二年的会试做准备，而是痴迷于宋儒格物之学。前贤儒者曾说：“众物皆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王阳明由此便对官署中的竹子产生了兴趣。因为格物的浅显意思就是穷究事物所蕴含的道理，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就像我们观察事物，并非寻求对其外表的简单描摹，而是要找出其发生、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将得到的道理运用到其他的社会实践中去。哲学家需要苦思冥想，参禅者需要顿悟，但都离不开对某些细小事物的仔细观察和符合逻辑的思考。

由于王阳明没有找对格物的方法和对象，用脑过度导致大病一场。在京师格竹子失败，对王阳明的影响很大。圣贤的修为并非一般人能达到，在短时间无法实现，王阳明只能继续在辞章上与京师的文人进行切磋。乡试是秋闱，会试是春闱，相差没有几个月。在弘治六年（1493年）春天的会试中，王阳明不幸落第，但他并没有太在意。倒是守丧27个月归京的父亲王华对王阳明落第感到很是惋惜。当时的礼部侍郎李东阳鼓励王阳明说：“这年不高中，下次必定能高中状元，那就作一首来科状元赋吧。”王阳明丝毫没有推辞或者羞愧，豪情万丈地一挥而就，赋惊四座。

年纪轻轻锋芒太露，必然会遭到别人的嫉妒。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学会隐藏自己的才华，也许能更顺利地施展自己的才华。王阳明的状元赋得到了诸多学人、官员的称赞，也引来了很多看客的不满。他们认为王阳明落第尚如此猖狂，一旦高中，岂不是要目中无人。以王阳明的个性，绝对不会做出非议别人的事情，他只想追寻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绽放。

弘治九年（1496年），王阳明又参加了会试，还是名落孙山。科举考试凭借的不光是个人的本事，有时还需要一点运气。唐朝韩愈曾经积极地参加科举考试，自信地写了一篇文章，却名落孙山。下次再考试的时候，韩愈将上次考试的原文一字不落地誊写了一遍，居然高中状元。会试两次落第并没有打击到王阳明，反而让王阳明看清了很多东西。

很多士子考试失利以后，往往感觉无颜见乡亲父老，都不敢再回家。就像北宋的柳永一样，因为屡次不中，而不敢回乡，只得流连在勾栏瓦舍之间。王阳明心中最终的追求不是做官，而是为百姓谋福祉，在修身中成为一代圣贤。他经过两次会试，对儒家的经典已经有所研究，特别是对宋儒中的程氏兄弟和朱熹有了一定的认识。

若想成为圣贤，就要对前代圣贤的思想进行批判的吸收。程颢、程颐两兄弟是北宋中后期的理学思想家。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将理作为宇宙的本原。他认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称天道为仁。按程颢的说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氤氲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与天地是同样的。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

程颢并不重视观察外物，他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所以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程颢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他追求所谓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过直觉领会，达到所谓物我合一。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轫者，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

程颐同样以“理”为世界的本原。他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理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则是形而下的。离开阴阳就无道，但是道不等于阴阳，而是需要阴阳来催发。程颐承认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就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独立的实体。程颐承认每个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转化，而且物质都有其对立面。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

程颐认为，性无不善，人之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就不能说明人性本善。程颐论述为学的方法时，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他所讲的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程颐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

对于二程的儒学思想，王阳明在心学上批判地吸收了程颢的心学思想。程颢在道德修养方面对王阳明的影响比较大，也对儒学中的修身进行了重新界定。支撑整个社会顺利发展的不是有板有眼的法律条款，而是根植在肉体中的思想信仰。这些所谓的信仰就是对某些道德修养的坚守，始终维持的一种品格。在明朝中后期，国家的思想体系已经陷入崩溃，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来抚慰彷徨的人群和缺乏信仰的下一代。

程颐的格物致知说虽然说得通透，在早期却没有对王阳明产生很大的影响。直到被贬谪到龙场，王阳明才彻底参透程颐的格物致知之说，并且终生受益。穷究事物之理并非在于苦思冥想，而在于达到一种通明豁达，才能彻底参悟天地间的大道。至于程颐提出的知行关系，王阳明通过自己的参悟，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在经世致用的观念中，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就要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彻底否定了那种投机取巧、乘虚而入的恶劣行径。

朱熹是南宋时期理学的集大成者，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形成了一套“三纲五常”的道德体系。在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元朝恢复科举，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考试士子的本子，从此朱学成为科场必学的学问。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也将朱熹等注解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必读书。王阳明为了考科举，对朱熹的《四书集注》没有少读，也趁机对其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梳理。王阳明认为“存天理，灭人欲”并没有抹杀一个人的天性，反而会帮助一个人成为追求天性的圣人。朱熹的提法并非要灭掉一切私欲，仅仅是对自我在道德上的一种限制，只不过在被统治者阉割后，才变得那么没有人性。

通过对程氏兄弟、朱熹三人思想的释解，王阳明的心情变得舒畅很多。在第二次会试落第之后，他回到了余姚老家。在龙泉寺，王阳明组织了一个诗社，作为结交文人、对饮低唱的场所。一时间，很多爱好诗词或辞章的文人慕名而来，与王阳明在辞章上进行对决。每次王阳明都会语出惊人，佳句每每被与会者传诵。

已经致仕的方伯魏瀚平常自认为才华出众、无人能及，听到王阳明声名鹊起，便有心与王阳明切磋一番。某日，魏瀚与王阳明同登龙山，两人一边下棋一边赋诗，雅兴甚足。魏瀚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逐渐为王阳明频出的妙语所折服，便扔棋认输。

在思想还未大开之时，王阳明只能以辞章作为消遣。他并没有像很多士子那样想以辞章显名于当世，而是转向更为经世致用的学问或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