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平实之旨

二　泰州平实之旨

王艮创立的泰州之学有极强的平民色彩。泰州后学大体沿着三个方面发展，其一为罗汝芳赤子良心当下即是，当机任运，形下心体直接表现形上性体，形上形下直通。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可谓之爽朗高明派。其二为王栋严意念之辨，以先天之意为主宰，以慎独为功夫，心中主宰常明。此与后之刘宗周甚为相像，而与罗汝芳之径任本心、顺适当下相反，可谓之沉笃严毅派。其三为耿定向心性天为一，以良知真机之不容已为本体，以反身内观，灭息情缘，识认真机为功夫，形上形下一贯。此三者纯以心性的不同配置为区分的根据。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罗汝芳强调其当下即是，不假思索的方面；王栋强调其“天性良知，自能感通，自能顺应”的方面；耿定向则强调其不玄远、不深奥、粗浅中有精微的方面。耿定向可以说是二人之中道。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道极其平常，童子捧茶，动作泛应处，不用思索，当下即是；一费思索拟议，则非道之本体。其二是，道的内容，不外乎百姓日常生活，离此而别寻道，则为异端。耿定向继承泰州传统主要在第二个方面。他将百姓穿衣吃饭等日常行为作为道的直接表现，他尝说：“此入孝出悌就是穿衣吃饭的，这个穿衣吃饭的原自无声无臭，亦自不生不灭，极其微妙者。……圣人之道，由无达有，圣人之教，因粗显精。”（《与周柳塘》，《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三）这是说，精微之道，不外日用常行之粗迹，因粗迹而显精微。百姓穿衣吃饭即道。耿定向并以此批评世儒割裂知行，割裂道与百姓日用，走入虚玄的弊病，他说：

凡道之不可与愚夫愚妇知能，不可以对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说乱道也。盖费中隐，常中妙，粗浅中之精微，本是孔孟万古不易正脉，但非实是撑天拄地，拼身忘家，逼真发学孔子之愿者，未易信此。（《复乔户部》，《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五）

百姓日用是显，其中所包含的天道是隐；百姓日用不过市井细事，但其中道理自是精微。儒者民胞物与之志，济世拯民之功，皆应循此途径，从百姓日用做起。而儒者多认为此琐细不屑于做，耿定向批评这种弊病说：“今之学者，谈论在一处，行事在一处；本体功夫在一处，天下国家在一处。世道廖廖，更无倚靠。”（《复乔户部》，《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五）“今人倒是不为学的，处事倒安妥；反是一种为学的人，才遇些小事，便处得过当。此何以故，只是着了些意思，不晓得尧舜与人同耳。”（《刘调父述言》，《明儒学案》第824页）“着了些意思”，即希高慕大，不措意于百姓日用；认为尧舜之道玄妙深奥，不知尧舜之事即百姓日用之事。他指出，圣人之道，不仅在儒家精英身上，也在市井小民身上；道不远人，触目皆是。

耿定向提倡把眼光转向百姓日用，从百姓日用认识天道，所以他对王门后学中割裂先天与后天、形上与形下、心性精微与百姓日用等流弊，皆痛切提出批评。对一味虚远高明者，贬摭尤多，甚至斥之为魔：

吾儒家自有常中妙，费中隐，自合体察。而高明者往往入于一种高明之魔，竟使眼前中庸之道掬为芜芥！曰道之不行也，智者过之，非谓是耶！（《与胡庐山》，《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三）

耿定向所斥为高明之魔者，指空言心性，不切百姓日用，心性中又只言觉言悟，不切实修为。耿定向反复言，儒家所谓道，合天人，一显微，贯虚实，统性情。凡离此者，皆为邪障。耿定向与王龙溪通信，劝诫他“不可持论太高”。耿定向认为，王龙溪之“四无”说，“心是无善无恶的心”，头一句即错，心是性天交汇处，心统性情。心是“十字大开”的中心点。纵则天人一体之理蕴于心，横则人我一体之仁本于心，只“无善无恶”一句，就将儒者基本见解抹杀净尽。而龙溪所谓“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全体堕入无中，于孟子“天机不容已”处了无关涉。

耿定向对于王龙溪之排击宋儒，也提出批评。王龙溪所排击者，主要是程颐、朱熹，此亦承阳明之绪。王龙溪说：“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说误之也。”又说：“晦庵以尊德性为存心，以道问学为致知，取证于‘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说，以此为内外交养。……若既养其根，又从枝叶养将来，便是二本支离之学。”（《明儒学案》第247页）“文公分致知、格物为先知，诚意、正心为后行，故有游骑无归之虑。必须敬以成始，涵养本原，始于身心有所关涉。”（《答吴悟斋》，《明儒学案》第260页）王龙溪认为，朱熹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为两截功夫，故有涵养、进学两种途径，非一贯之旨。耿定向对王龙溪批评宋儒甚为不满，他说：

近者龙溪诸人讥刺宋学，议论甚是混障。自对证此心，不过明道云大公顺应，亦只是不自私用智耳。今世学者所谓悟，只增得一番虚知见，添得一种浮气耳，于此学全无干涉。（《与霍丘田生》，《耿天台先生全书》卷四）

他的意思是，宋人学问笃实，程朱之涵养用教，议论虽若支离，精神却是一贯。宋人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皆是修身切实功夫，他提出：“学者从念上研几，闲邪去偏，亦是复性实功，似未可破除。”（《与杨复所》，《明儒学案》第818页）耿定向之学，有很强的合理学心学为一的倾向：其天机不容已之本体是心学，格物致知保此天机不容已者之功夫是理学，皆于宋儒有本，非如龙溪一味排击宋学。

耿定向也批评宋儒，但着眼点不同于王龙溪，他是从泰州之学的立场出发，认为宋儒多由强制本心之真机，以某种原则、某种道理为标准而遵循之、执持之，非任天机之自然。故宋儒修养功夫繁琐，且专为士君子修身而设，非与百姓日用融为一体。他尝说：“孔孟之学，真实费而隐。宋学未脱二氏蹊径者，以其隐而隐也。……宋儒多只说向入微处，终是未脱见耳。”（《与胡庐山》，《明儒学案》第816页）他批评的是宋儒强探力索，只注重心性精微，遗却百姓日用，偏离了孔孟“费而隐”的方向，高妙有余而平易不足。从泰州之学的立场看，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宋代诸大儒的修养方法，纯为士君子修养身心而设，是典型的精英文化，偏离百姓日用。明初学者，薛瑄、胡居仁的修养方法皆是耿定向所谓“隐而隐”一路。王阳明良知之学，从人人皆具的良知出发，以扩充、推致良知为进路，王阳明的功夫途径是“愚夫愚妇皆能知能行的”，“自卖柴人至公卿，皆是此功夫”。王阳明以致良知的简易直接和讲学授徒上的有教无类将精英与平民的距离拉近。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更是倡导平民精神，推广平民文化。耿定向继承了这种修养途径和治学风格，将它贯彻于一切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