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知觉的关系

一　良知与知觉的关系

王阳明的良知之说，最初是由怀疑朱熹的修养方法而提出的。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之间有一断裂，“涵养须用敬”和“进学在致知”是两个平行的方面，二者并非时时打并为一。良知之说就是把道德置于统治地位，知识与之辅翼配合，二者合一并进。所以，在王阳明这里，道德与知识分际甚明而又浑然一体。

欧阳德继承了阳明这一点，既讲良知与见闻知觉的分别，又讲良知不离见闻知觉。他指出，良知虽与知觉同称为知，但它们有本质的区别：

知觉与良知名同而实异。凡知视、知听、知言、知动，皆知觉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知是非，所谓本然之善也。（《答罗整庵先生寄〈困知记〉》，《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一）

就是说，知觉是一般心理生理活动如视听言动的发出者，它本身无所谓善恶，对它的内容的善恶评价出于良知。良知是道德意识、道德情感如孟子所谓“四端”的发出者、知觉者。它是本然之善。所谓本然之善是说它是天赋的，自明的。良知虽与知觉各有所司，但并不能离开知觉所司的活动而另有表现，良知就是通过一般知识活动表现出来的。他说：

本然之善，以知为体，不能离知而别有体。盖天性之真，明觉自然，随感而通，自有条理。良知者，天理之灵明，知觉不足以言之也。（《答罗整庵先生寄〈困知记〉》，《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一）

这里所谓“体”，是载体。良知必须有一个载体，这就是一般知识活动。换言之，一般知识活动中包含的道德情感、道德评价等方面，就是良知的内容，不能离此别有良知的活动。当人被某种有道德属性的事物刺激时，良知就会根据好善恶恶的本能把对此事物的处理意向传达给一般心理活动，通过一般心理活动表现出来。良知是人的统一的活动中的“天理之灵明”，它与纯粹知识活动不同，所以说“知觉不足以言之”。据此欧阳德认为，良知与知识见闻是不离不杂的关系，他说：

见闻知识，真妄错杂者，误认以为良知，而疑其有所未尽，不知吾心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之本体，非见闻知识之可混。而见闻知识，莫非妙用，非有真妄之可言，而真妄是非、轻重厚薄，莫不有自然之知也。（《答陈盘溪三》，《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一）

良知不离于见闻，又不杂于见闻。道德理性不同于知识理性而又必须通过知识理性的活动来表现。同时，欧阳德把良知和见闻，看做体用关系：良知是体，见闻是用，体用不离不杂，故良知与见闻不离不杂。

欧阳德关于良知与见闻不离不杂的见解，得于王阳明。阳明嘉靖五年居越时，欧阳德曾有书信问及良知与见闻的关系，阳明复信答之甚详。因为此信于致良知之旨的正确理解甚有关系，故被阳明弟子南大吉录入《传习录》，信中说：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传习录》中）

这里，良知指先验的道德理性，见闻指后天经验。良知是天赋的，故不因后天经验而有，但也不离后天经验；良知与见闻是不即不离的关系。欧阳德继承了阳明这个观点，他不但反复申论良知与见闻不离不杂的关系，而且强调阳明格物即致良知，良知必须在实事上致的观点，他说：

格物二字，先师以为致知之实。盖性无体，以知为体；知无实，事物乃其实也。离事物则无知可致，亦无所用其致之之功。……大抵会得时，道器、隐显、有无、本末一致；会未得，则滞有沦虚，皆足为病。（《答陈明水二》，《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三）

他强调的是，性、良知等形而上者必落在形下事物上，道不离器。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会不堕入泥于物和沦于虚两种偏向。

欧阳德关于良知与见闻的观点虽说得于王阳明，但与阳明侧重点有所不同。阳明的思想方法主要是综合，这是因为，第一，他要反对朱熹“析之太精、辨之太详”的强大积习，故特别强调综合一面；第二，他对弟子的解说往往因人而异，为防止各据一偏，他常常强调综合，强调合而观之。在良知和经验的关系上，阳明和欧阳德都承认其不离不杂，但在此基础上，阳明强调不离，欧阳德强调不杂。阳明的重点在说明具体事物是致良知的场所，良知的发用流行必依傍具体事物。欧阳德的重点在说明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形式，它们各有所司。虽然它们通过同一经验事物表现出来，但二者绝不能混淆。欧阳德也讲良知与见闻是体用关系，但他所谓体用主要用其形式，即二者不离不杂的关系。而阳明讲良知与见闻的体用关系，主要用其内容。在阳明，良知是体，见闻酬酢是用，后者是前者的发用流行，致良知就是把良知本体之善推广于一切见闻酬酢，使之皆得其理。一般知觉活动由良知搭乘的载体，变成了良知本体的表现和作用。这是阳明抬高道德本体的必然结果。欧阳德恐阳明弟子径任良知，泯没知识理性的辅翼作用，故在承认良知与见闻不离不杂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二者的差别，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