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市场化对哲学的影响

二、日常生活的市场化对哲学的影响

日常生活世界的市场化带来的种种“世俗化现象”要求哲学来诊断，由此生发出来的种种“世俗化问题”，也要求哲学给出某种合理的解答。正是适应了这样的要求，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新趋向。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我国的哲学研究具有一种“趋政治化”的特征的话，那么，后30多年我国的哲学研究则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趋世俗化”的特征。

（一）日常生活市场化对哲学学科建制的影响

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货币化、资本化和私有化，标志着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意识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中国人的理论需求和中国社会提出的问题结构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并由此引发社会科学的整体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哲学不再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中心学科，它越来越被推向边缘，而原来处于边缘的经济学则成了引人瞩目的中心学科。“事实上，所有其他社会科学包括哲学如要在市场经济的新的条件下重新走向繁荣的话，它们首先也必须懂得经济学的话语，领悟经济发展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重新从边缘向中心移动。”^[36]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哲学积极参与回答世俗化日常世界提出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加深，在此过程中，哲学与经济学的联姻和互动，催生了两个新兴的哲学边缘性学科：一是经济哲学，二是经济伦理学。在经济伦理学中，应用经济伦理学又是一个突出的特色，如企业伦理、金融伦理、税收伦理、消费伦理、会计伦理、环境伦理和法律经济伦理等，它们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从经济哲学的学科建制来看，目前我国许多重点高校，如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黑龙江大学、苏州大学、新疆大学、河北大学等，在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中，陆续都增加了经济哲学专业或者经济哲学研究方向。我国的的第一个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作为理论经济学下设的一个二级学科，已于2004年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在上海财经大学开始招生。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是中国第一个建制完备的经济哲学研究基地，该中心还推出了“中国经济哲学评论”和“中国经济哲学博士文库”两套系列丛书。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都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就经济哲学的学科建设而言，由于人们对经济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经济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的建制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至今尚未形成相对统一的研究规范。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经济哲学”这一概念存在4种不同的理解：经济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s）、哲学的经济学（philosophical economics）、经济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economic）和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

从“经济学的哲学”这一概念出发，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被认为是经济学，即经济理论。用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哲学研究应该“从经济学结束和尚未开始的地方起步”^[37]，对经济学的逻辑前提、研究方法、认识旨趣、价值取向、命题系统、概念和人物谱系等进行哲学澄清和透视。这是西方经济哲学研究历来的传统，所以，在西方经济哲学著作中很少会出现“economic philosophy”和“philosophy of the economic”这样的概念，取而代之的一般是“philosophy of economics”这个统一的称谓。从“哲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philosophy）这一概念出发，经济哲学被理解为运用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马克思是这种经济哲学传统的开创者。从“经济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economic）这一概念出发，经济哲学被理解为哲学原理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作为“philosophy of the economic”的经济哲学，其研究对象是经济事实（economic things）、经济现象（economic phenomena）或经济观念（economic ideas），而不是经济学事实（things of economics）、经济学现象（phenomena of economics）或经济学观念（ideas of economics）。与前3个概念相比，“economic philosophy”是一个含混的称谓，可以被理解为是上述3个概念的杂糅。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经济哲学建制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而且短期内很难达成统一的共识^[38]。

从经济伦理学来看，日常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消解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失范，使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研究变得极为迫切。经济伦理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正是适应这一急迫要求的产物。目前，国内比较有名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机构见下表：

国内学术界在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建制方面主要作出了两方面的努力：（1）对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范式的引介。大致说来，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对经济学理论的伦理学研究，这种研究思路直接把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其目标是推动伦理因素或者价值判断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内生化，力争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有所触动。在这方面，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豪斯曼的《经济分析、道德哲学和公共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司洛夫斯基的《伦理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布坎南的《宪法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算是其中的4个经典；在相同的思路上，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厉以宁的《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版）、汪丁丁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韦森的《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探寻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道德基础、文化环境与制度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维迎的《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

二是对经济现象的伦理学分析。这个研究路向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把经济现象作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简言之，它是运用伦理学的分析工具对某些经济现象给出一种道德哲学的分析。大致说来，这是一些具有哲学背景的哲学从业者所坚持的一种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路向。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被介绍到国内而且有一定影响的著作有：金黛如（Daryl Koehn）主编的“当代经济伦理学名著译丛”、陆晓禾主编的“国际经济伦理论坛丛书”、“当代经济伦理学新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未名译库·经济伦理学译丛”等。国内在这方的著作就更多了，大概有上百部之多。

（2）应用伦理学诸分支学科的建制。应用伦理学诸分支学科的兴起，是日常生活市场化所带来的哲学学科建制“趋世俗化”的又一重要表现。目前，企业伦理、金融伦理、消费伦理、会计伦理、环境伦理、法律伦理和税收伦理等，以“应用性”为主要特点的哲学伦理学分支学科，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分支学科的发展基本上都是问题研究在前，学科建制在后，基本上没有就学科的性质和研究规范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和研究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些应用学科的发展。经过很长时间的学科积累和摸索之后，目前学术界开始转向学科建制的讨论，也可以说，这些应用学科的研究进入一个学科建制的反思阶段。

（二）日常生活市场化对哲学研究内容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随着日常生活世界世俗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哲学研究在内容上也出现了“趋世俗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经济哲学研究的兴起，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勃兴，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调整。

1.经济哲学研究的兴起。

日常生活市场化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洗礼，特别是由此带来的种种精神张力，还促使哲学深入到对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反思之中。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进展和经济学本体论研究的兴起。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中国的成长是伴随着19世纪下半期西学东渐的过程而发生的，自19世纪60—70年代京师同文馆等一些“洋务运动”倡导下的新式学校开始开设经济学课程以来，或者将历史的镜头稍稍拉近一些，自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被翻译引介到中国以后，我国学者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关照和反思就从未中断过，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哲学研究传统。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开始有一些中国经济学者从事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到了40年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已形成气候。有学者统计，20年代以前，国内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专门性成果仅有一本译著，即1913年出版的由日本学者金井延著、率群译的《经济学研究法》；20—40年代，国人自撰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5部、译著6部、论文5篇、学位论文2篇。

20世纪20—40年代国内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续表）

资料来源：王昉：《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上表表明，尽管从数量上来看，20世纪20—40年代经济学方法论相关的成果并不能称为丰硕，但是无论从内容涵盖的广度、理论辨识的深度，还是所关注问题的前沿性和现实性而言，这些研究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构和中国经济的实践，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的是，20—40年代出现的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为重点的中国经济哲学研究，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次经济哲学研究的高潮，并基本上制定了此后中国经济哲学研究的主线：西方经济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传统，以及这两大传统之间的对话和争论。从参与者的学术背景来看，他们大都有欧美、日本或者苏联的留学经历，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学术性的，受政治干扰的因素较少，不是日常生活世界政治化的产物，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洋务革新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代表的新思潮，是对1928—1936年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的一种理论反映。从更深层次上看，我们也可以视之为中国学者企图利用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社会走向世俗化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或者是一次重要的理论折射。

对国际经济学的发展来说，1947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一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出版之后，国际上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开始大踏步朝向实证化、数理化方向发展。然而，自1949年开始，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翻译、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成为主流，计划经济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核心内容，由于整个社会生活泛政治化，泛政治化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哲学争论的主要特点。其中，3起最著名的带有经济哲学性质的争论是：50年代后期围绕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50年代末60年代初围绕李平心“生产力理论”的争论，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围绕价值规律和孙冶方价值规律论展开的争论。由于泛政治化的原因，这些争论都不可能在纯粹学术性的方向上展开。“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日常生活世界被彻底政治化的时期，经济哲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经济哲学研究也随之复苏和兴起。在这一时期，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研究成果

（续表）

（续表）

与20世纪20—40年代相比，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有了不小的进展。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很难说新时期我国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在水平上就一定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水平。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其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式微，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表达的经济理性主义、经济个人主义、经济发展主义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日常生活世俗化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正因为此，从哲学的角度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工作，并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哲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流化保持了沉默。反观经济学界内部，在许多学者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已相当成熟，从事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是一项没有前途、没有很大必要的工作，甚至会受到鄙视。正如著名经济哲学家博兰所言：“主流经济学家对待方法论，犹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39]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青年硕士、博士对从事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兴趣不大，仅仅有4篇这方面的学位论文。

在最近，日常生活世界世俗化对经济哲学的影响，集中体现为经济学本体论研究的兴起。有西方学者称之为经济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40]，这种“本体论转向”正在推动现代经济哲学研究转向一个全新的问题域：经济世界的生存论和存在论意义需要深刻地被揭示，进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观研究也需要在一个全新的基底上被重新考察。这种问题域的转换说明，西方经济哲学研究在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徘徊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开始走向现代哲学的问题域——本体论问题，亦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意义问题，特别是作为“人之在”的“此在”的意义问题。

经济学本体论研究的兴起：理论分支、代表人物和经典文献

应当说，西方学术界对经济学本体论的关注，是与近一时期西方社会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密切相关的。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现代性具有深层逻辑上的同构性，西方经济学建构了最宏大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叙事，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展开本体论的反思，构成了西方社会反思现代性的十分重要的一环。随着我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入，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国内学界对上述经济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已有所认识，相关研究也在展开。但总体而言，自觉提出并研究经济学本体论问题的学者并不多，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秩序的重建而言，这是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学本体论的研究状况

除了经济学方法论和本体论之外，经济学认识论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经济学认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一个是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的判定标准问题，一个是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和适用边界问题，即经济学知识的限度问题。经济哲学界对前一个问题的讨论是沿着经典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路向进行的。经典科学哲学为检验理论的有效性或者真理性提出了两个标准，一个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可证实性”标准，一个是以波普尔证伪主义为代表的“可证伪性”标准。按照可证实性标准，对经济理论（模型）的有效性的检验是通过一组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来进行的，如果经验数据与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是一致的，或者大致是拟合的，该经济理论就被认为是有效的。可证伪性标准则认为，经济理论的有效性的标准只有通过可证伪性才能获得检验，因为，即便经济理论被证实了无数次，但只要有一次被证伪了，该理论的有效性也就被否定了。随着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入，学术界对经济学认识论的研究也发生了转向，即开始关注经济学知识的限度问题。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在转型国家所制造的种种灾难，更是促使人们对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和使用边界进行反思。在这方面，国内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进展是通过对传统知识论的梳理，将知识论区分为确定性知识和不确定性知识两种传统，进而在不确定性知识传统内来反思“经济学知识的边界问题”，也就是经济学知识的“能”与“不能”的问题。^[41]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对“默会知识”的研究，默会知识理论是由吉尔伯特·赖尔、迈克尔·波兰尼和哈耶克3位学者共同提出来的，它被认为是继笛卡尔和康德之后认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哥白尼式的革命”^[42]。

2.经济伦理研究的勃兴。

我国的经济伦理学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市场化进程成长起来的。它研究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在理论层面，主要围绕经济学的价值观问题展开，也就是经济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价值观多元化的一种表现，也是改革开放环境下中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表现。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之初，经济学与伦理学原本是融为一体的。马歇尔曾指出：“经济学是它的主人即伦理学最忙碌的女仆。”^[43]阿马蒂亚·森甚至把经济学的伦理学传统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44]然而，如今经济学与伦理学已分化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领域，以至于围绕经济学“价值有涉”和“价值无涉”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达到互相交恶的地步。在今天的中国，关于经济学与伦理学能否和应否相分离的问题，已经演化成一场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斗争，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分野。一种观点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维护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着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偏好，即它是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因而，西方经济学是“富人经济学”。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它必然把作为无产阶级的穷苦人们的利益放在首位，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穷人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西尼尔就曾坦陈：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是“富人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穷人政治经济学”。^[45]

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教学领域以另一种面目表现出来，即对经济学教育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产生了巨大分歧。一种观点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立场出发，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而只是分析工具的教育，因而经济学教育不但要去伦理化，而且还要去政治化，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的国家，经济学教育更应该讲求实证性、科学性，去除价值判断，去除党性原则，尽力保持价值中立。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同社会阶层阶级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作出价值中立的判断。在这种观点看来，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经济学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实质就是去马克思主义化^[46]。

二是在应用层面，主要是围绕企业伦理展开，即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发表过如下著名宣言：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最大化地获取利润。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利润最大化，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失去伦理底线的追逐利润会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最终也会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随着“毒奶粉”、“黑砖窑”、“有色馒头”、价格欺诈、环境污染等事件的频繁发生，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除此之外，有关金融伦理、消费伦理、会计伦理、环境伦理、税收伦理、法律伦理、医学伦理等行业伦理的研究也兴盛起来。

应用经济伦理学研究成果数量统计

国际经济伦理学著作引介情况一览表

（续表）

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出现了多元对话与争鸣的局面。

日常生活世界的市场化、世俗化，在改变人们生存方式的同时，也该改变着人们有待解决的问题的深层结构，受这种有待回答的问题结构的影响，哲学研究范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这种变化集中于一点，就是奋力冲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禁锢。改革开放之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可谓一场重新阐释马克主义哲学的思想启蒙。这场思想启蒙由中央最高层直接发起，足以说明，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这场新时代的革命就不可能顺利推进。此后的实践也充分证明，我们改革每采取一个重大步骤，都不可避免地要伴随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阐释，从而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作出一次更大修正。在这种艰苦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开始从单一走向多元，出现了研究范式的多样化以及各研究范式之间的对话和争鸣。这主要表现为：“回到马克思”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对话与争鸣；“文献学”与“出场学”的对话与争鸣；“文本学”与“诠释学”之间的对话与争鸣；“马克思恩格斯同质说”与“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说”之间的对话与争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对话与争鸣；“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证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话与争鸣；“知识论马克思主义”与“本体论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与争鸣；“存在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与争鸣；“近代哲学问题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哲学问题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与争鸣；“国外马克主义”与“国内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与争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对话与争鸣；等等。

所有这些范式之间的对话与争鸣，互相交织，错综复杂，异彩纷呈。几乎所有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被卷入相关争论之中，处于论争中心的学者主要包括：俞吾金、段忠桥、张一兵、吴晓明、何中华、任平、聂锦芳等。相关著作可参考：俞吾金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和《问题域的转换》、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和《回到列宁》、段忠桥的《重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吴晓明和王德峰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何中华的《重读马克思》、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等等。与学术界的活动相呼应，党中央适时推进“马克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工程”），以及出版新版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与此相关学术研究和争论也趋于活跃。

有必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身传统的反省与批判根植于时代本身的根本问题之中，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革命——日常生活的市场化。比如，存在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流行，就是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异化问题”内在地要求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回答人们所面临的“存在问题”而密切相关的。再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流行，也与资本无限扩张所引发的生态危机所造成的人类在当下的生存困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除了前面提到的争论之外，还有一些官方直接介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值得关注，其中就包括1983年“认识论改革纲要”事件。针对这个学术事件，俞吾金曾经接受过《晋阳学刊》的采访：

“那时我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1983年秋天，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哲学方法论的全国性研讨会在桂林举行。当时我们复旦哲学系有一些老师和研究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举行前，在当时的副系主任李继宗教授的召集下，我们6位研究生（其中3位硕士生是：安延民、吴晓明和我，3位博士生是：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分头起草了一份《认识论改革提纲》，对当时国内流行的教科书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桂林会议上，陈奎德代表我们6个人发言，这份《认识论改革提纲》，当即遭到了与会者中的保守人士的批判。会后还有人打小报告给中宣部。据说，中宣部就我们这个《提纲》下达了一个文件，批评我们的《提纲》是‘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一来可以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回到学校里，校党委书记把我们6个人都找去了，要我们做深刻的检讨。学校里的一些人士也乘机把事态扩大，甚至扬言要开除我们的学籍。当时，这个事件在哲学界搞得沸沸扬扬，成了著名的‘六君子事件’。

“当时正好赶上所谓‘反精神污染’。出了这件事以后，学校党委书记几乎每周找我们谈话，要我们认识自己的问题。其实，他也想借此保护我们。因为我是研究生班班长兼党支部书记，所以首当其冲。当时我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学校里还指定了几十本马列著作要重新考我们中间的3个博士生，理由是他们的马列水平不够。过了一段时间后，政治空气好转了，学校里打算把我们6个人都留下来，理由是人才难得。其实，我当时考虑到学校里不能留了，决定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工作，经过联系，他们基本上也接受了。当然，我的第一愿望还是想在大学里做教师，所以我最后决定还是留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当时被分配在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我们6个人中间只有安延民没有留下来，因为他的家在北京，他要求回北京，被分配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其余5人都留在复旦大学。后来我们6人中的3人——陈奎德、安延民、周义澄去了美国，其余3人在复旦：吴晓明现在是哲学学院的院长，谢遐龄起先也在哲学系，当时要成立社会学系，从哲学系调过去一批人，我当时是哲学系的系主任，还是我签字同意他们过去的。后来，谢遐龄做了社会学系的系主任，现在已经从系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了。我于1995—1999年担任系主任，目前担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的主任。本来，我们共同起草的《认识论改革提纲》是要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刊登的，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而未能刊登出来，是很遗憾的，实际上至今这个提纲仍然处于未正式出版的状态中。”^[47]

4.国学热的兴起。

20世纪以降，中国先后出现了两次国学热。一次出现在20世纪之初，即清末民初的20世纪头一二十年，当时正值东西方文化冲突剧烈之时，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等人遂倡国学以激发国人之文化自觉，我国现代学术的重镇北大、清华一并起来推动。另一次大致说来出现在20世纪之末（80年代），在21世纪头十年渐入高潮。新近出现的国学热可说与20世纪之初的国学热大为不同，就背景而言，世纪之初中华民族尚处于内外交困、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而世纪之末我们已处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兴盛时期。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随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反映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也反映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日常生活的市场化在不断培育着人们的经济理性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内在需求，在缺乏宗教信仰而传统价值理想又不能满足人们对内在超越性的生活的追求的时候，从国学中寻求精神慰藉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在学术界，一些学者积极发掘传统精神资源，希望借此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倡导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甚至为现有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论证，等等。从国家层面来看，党和政府也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不仅承认而且倡树儒学，明确“儒学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思想学说的主流，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支柱和基础，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团结和进步，对于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48]。由此可见国家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对当代人的精神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国学热在当今中国随社会生活之变迁而兴起，学界和政界对之均有共识，当然也引发不少争论。究竟何谓国学？国学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国学与外来文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在今天提倡国学？今天倡国学其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

5.催生一些新的重大哲学主题。

其一，人道主义讨论。关于“人道主义讨论”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场集中而热烈的论战。这场讨论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继续，又正值人们清算“四人帮”的罪行，问题一提出便引起强烈反响，其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的科学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异化理论是其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类社会而不是抽象的人，虽然社会由人构成，马克思主义也关注人的问题，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马克思青年时期曾经是人道主义者，但当他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取代人道主义历史观时，他就不再是人道主义者而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了。这种争论延续到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时达到了高潮。纪念会议于3月7日开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长篇发言，会后有人对发言的倾向有不同看法，原定开3天的会议因此2天被迫休会。之后，3月13日继续开会，黄枬森、王锐生、靳辉明、唐达成等分别代表不同观点作了发言，继续展开争论。直到1984年初胡乔木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报告后，由于其是主管党的理论工作的领导人，他的报告也一般被认为是党中央为人道主义讨论作了结论，讨论方基本停息下来。但理论界并未真正取得共识，至今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仍在继续展开，且无定论。特别是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并把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原则之后，相关争论又活跃起来。事实上，争论的继续也反映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重新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这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日益市场化的背景下的生存境遇，牵引着哲学去重新关注人的异化问题。

其二，资本哲学研究。资本成为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现象，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其带来人们日常生活世俗化之后哲学作出的一种必然反映。对资本哲学的研究有这样几个主题：一是如何看待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二是如何看待资本逻辑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系，三是如何看待资本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关系，四是如何看待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49]，五是如何让看待资本运行的伦理规范，等等。围绕这些主题，全国召开了很多研讨会^[50]。

其三，货币哲学研究。就像资本一样，人们日常生活的货币化也引发大量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在西方学术史上，西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对此类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在国内，2003年12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货币哲学高级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大领域专家学者共同聚焦货币哲学问题，这是国内哲学界第一次针对货币引发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讨。这次会议关注了三大主题：一是关于货币现象与货币本质的哲学反思；二是关于货币化过程与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三是关于货币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本次研讨会还专门编辑出版了论文集《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05资本哲学专辑》。

其四，财富哲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财富生产模式，也使得人们的财富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随着财富的迅速增长，生态危机、环境恶化、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社会，贫富差异日益拉大，炫富、仇富、敛富、暴富等扭曲的财富心理也在滋生蔓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财富这个传统的经济学范畴日益为哲学界所关注，对财富的哲学透视也成为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学者们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视角，围绕财富范畴的寓意及其社会本质、马克思的财富观及其当代意义、虚拟经济和虚拟财富的哲学解读、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透析、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财富观的嬗变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争鸣。^[51]

（三）日常生活市场化对哲学从业方式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日常生活世界的世俗化，使得中国公民个体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中国公民个体中的一部分哲学从业者，在与普通民众一样感受着这种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历史巨变的同时，还把他们感受到的对日常生活世界变迁的历史经验传导到自己的哲学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与改革开放前非常不同的哲学从业方式。从积极方面来看：

首先，市场化拓展了哲学从业者的学术空间。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现实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中的深刻的变动，必然会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哲学领域中新旧观念之间的激烈冲突。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生活的市场化培育出了诸多在传统社会不曾出现或者表现不明显的精神现象，如理性计算、个人主义、公民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等；与此同时，市场化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信仰缺失、价值迷失、伦理失范、心理失衡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上述诸多新的精神现象都为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都需要哲学作出诊断，给予解答。因此可以说，日常生活市场化的时代也是人们精神需求急剧增加的时代，它推动着哲学不断突破固有的学术边界，拓宽哲学关注的问题域，从而为哲学从业者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其次，市场化扩大了哲学从业者的学术自由。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不但社会需要的基本物品具有计划性，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思维方式也带有一定的计划性，因此，在这样的时代任何学术研究都会受到某种价值约束，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研究所能获得的自由空间更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日常生活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呈现出多样和多变的趋势，这为学术开放提供了传统社会根本无法具备的“思想市场”；与此同时，市场化也打破了在传统社会少数“权威哲学家”对哲学话语的垄断权，哲学家不再被迫为某种价值观念、政治口号服务。这些都给哲学家的生存状态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使其学术人格不断走向独立。

最后，市场化培育了哲学从业者的学术个性。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的哲学事业中，哲学作为一种职业，更多表现出它受制于时代、是时代的产物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史中，哲学家们在深切关注和解答时代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其“超时代”和“反潮流”的特征。在现代性大潮中引入后现代性，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时代反思发展的代价，在资本逻辑盛行之时反思资本，等等。这说明，今天的哲学从业者在追逐时代潮流的同时，也有相当一批学者在努力摆脱时代对哲学的束缚，哲学本身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被空前地激发出来。更多具有鲜明个性、气质和差异的哲学家涌现出来，并受到广泛关注，哲学也因此显得千姿百态、生机勃勃。

同时应当看到，日常生活市场化也对哲学从业方式造成了某些负面影响：

其一，哲学职业的趋世俗化。在当代中国，市场化潮流引发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正在挑战哲学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精神和人文道德激情，使得哲学这个原本颇具内在超越性的职业也难免不同程度地被市场化。一方面，哲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由于它创造市场价值和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先天不足，因而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它所面临的被市场边缘化的风险很高，由此引发一种所谓的“哲学的贫困”。这是哲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在今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另一方面，哲学研究在市场化的刺激下产生了一种迎合市场化，从而走向世俗化的学术冲动。有学者因此慨叹，在市场经济唤醒了主体意识和利益上的想象力之后，“对真理的追求会让位于对金钱的崇拜，对哲学的敬畏让位于对理论的蔑视，哲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52]。

其二，哲学知识的趋世俗化。在市场经济下条件下，就像其他一切知识形态一样，哲学知识也不可避免地对参与市场利润分割提出自己的要求，这就会导致哲学知识的商品化。值得警惕的是，在利润最大化这个残酷的市场竞争游戏中，哲学知识的市场化可能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原因在于，真正优质的哲学知识是一个需要花费极大时间和精神成本的创造性活动，而这样的原创性活动所需要的学术成本却很难通过市场交换得到弥补，因此“学术速成”、“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逐渐蔓延开来，真正潜心学术的人却呈现萎缩之势。

（四）日常生活市场化对哲学功能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时代，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曾经是哲学统帅一切的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确立，特别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所带来的人们日常生活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哲学的世俗化倾向使得它的意识形态功能日趋弱化，其典型表现就是，哲学的阶级立场及其所表达的阶级意识日趋模糊。主要体现为：

其一，哲学的价值中立化。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学者们在哲学研究中采取非意识形态化的立场，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潮。这种现象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也未能幸免，陈先达对此曾经表达过忧虑：“对一些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或分歧尖锐的问题尽量回避；或者把自己研究的方向离马克思主义远点再远点；或者在原则上观点模棱两可甚至迎合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53]这说明，与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时代根本不同，在日常生活世俗化的时代，政治社会对于“要不要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约束，已大为弱化，“价值中立”的研究问题，成为不少学者追求自身学术价值实现的理性选择。

其二，哲学的实证化。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关系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对二者关系的界定又受到当时的社会生活氛围的影响。众所周知，19世纪下半叶以降，实证科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不断地攻掠原来属于哲学的领地，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是，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实证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化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生活动因。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决定论的语境中，不断地被阐释为一种发展主义，最终被抽象、扭曲、定格为一种GDP至上主义。这两个“主义”的最终形成，都与将马克主义哲学实证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实证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这样一个公式教条：“实践”＝“实证”＝“实用”。在这个哲学诠释公式中，马克思的“实践”标准被抽掉了本体论的内涵，人的维度让位于物的维度，“实践标准”让位于“实证标准”和“实用标准”。显而易见，当哲学堕落为实证科学附庸的时候，哲学本身也就失去了价值坐标，它再也不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阶级意识了。

由哲学的价值中立化和实证化所导致的哲学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并不代表人们对哲学意识形态功能的需求在减少，而毋宁说，这是人们对哲学意识形态功能异化的一种抗拒。回到当代历史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在一个日常生活世界世俗化的时代，人们对那种官方的“灌输式”的意识形态供给，产生了排斥情绪，今天高校公共课所面临的窘境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世界世俗化带给人们的生存境遇和种种困惑，使得普通民众在排斥“灌输式”意识形态说教的同时，却对另外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强烈的渴求，这就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54]、“让人们生活得更有尊严”^[55]、“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56]等，这些话语在全社会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就是人们对后一种意识形态内在需求的一种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人们在内心深处确实希冀获得某种意识形态的支撑，人们对历史现实留给历史唯物主义真实地表达自己的阶级意义的空间已被压缩到极限的状态，确实感到忧虑和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