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学科建设与高校哲学系的学术传统

一、哲学的学科建设与高校哲学系的学术传统

首先，谈论学科建设，涉及的内容较杂。与哲学学科相关的职称、学位、二级学科等制度的设置，也可以算作哲学学科建设的一部分，但这些都还是制度层面的内容；下文要讨论的哲学学科建设，采用的视角将重新回到实体机构的层面。在考察了全国高校哲学院系的设立情况的基础上，以下将深入到这些实体机构的发展历程中，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实体性机构孕育出了怎样风格各异的学术传统，以此作为对哲学学科建设在精神气质的内涵方面所做的考察。

其次，所谓“学术传统”，必须是有一段较长的可以追溯的历史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在这一系脉络中又须有学术上建树颇丰的大家或学科带头人，在当代应表现出蓬勃向上的学术生长力。这些属于内在的传承和禀赋。外在方面，它也必须得到体制的认同。例如获得国家颁授的重点学科、科研基地等荣誉，并有资质进行硕博学位教育，承担了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等。因此，称得上具有学术传统的高校哲学院系，是一个综合内在和外在条件后综合考量的结果。同时，由于哲学学科内部存在研究的分工，因此这一学术传统的追溯，将落实到二级学科层面进行梳理。二级学科的划分标准，参照1997年版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这也是至今仍适用的标准；哲学一级学科下设8个二级学科，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因此学术传统指的大致就是这8个学科方向上的研究传统。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传统

1.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统，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大调整后，北京大学哲学系设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1957年，毛泽东亲自提名时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一分院第一副院长冯定，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冯定来到北京大学后，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教学和师资培训，并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

1978年后，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重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马列原著教研室、毛泽东哲学著作教研室。1985年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黄枬森、王东任负责人。应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统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富成果的研究方向。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黄枬森、张世英、朱伯崑、齐良骥等就撰写出了截至20世纪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初稿。80年代，由黄枬森等主编的3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世。该书的出版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在我国已经形成，同时此书也获得了1992年国家教委的优秀教材奖。90年代，黄枬森等主编的扩充版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完成。这部400多万字的巨著，是国家“六五”和“七五”攻关计划中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重点项目之一，出版后受到了学界的肯定和好评。黄枬森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探索与总结出一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的思想与方法论原则。他们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返还到历史科学的层面进行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及其思想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不限于经典作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必须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相结合等观点，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研究实力位居全国前列。1988、2002年的高校哲学领域重点学科评选中，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均入选，2007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内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又被确定为全国哲学一级学科中的重点。总的来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系统梳理，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大学术特点和贡献。

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最重要的代表，肖前教授是这一学术传统的领军人物。回顾肖前的治学历程，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统的基本轮廓。

20世纪40年代末，肖前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学术秘书和助手。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肖前成为第一批接受苏联专家培训的哲学工作者。从那时起，肖前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肖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工作之一，便是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20世纪50年代末，肖前参加了由艾思奇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撰写工作，成为该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该书是“文化大革命”前屈指可数的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1981—1983年，受教育部委托，肖前又与哲学系的李秀林、汪永祥共同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两部教科书。这两部书以严密的体系、充实的内容、缜密的叙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先后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世纪90年代初，肖前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又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和哲学教学体系的改革。

在努力进行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同时，肖前还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开拓创新的热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中。1980年，在《红旗》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中，肖前强调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内在统一的哲学。他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特征，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结论。

1981年中国公布首批哲学博士生导师，肖前便是其中之一。几十年来，通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学工作，肖前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哲学工作者，例如陈先达、陈晏清、李德顺、郑杭生、马俊峰等。这批从哲学系走出的后起之秀，现在已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和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者”肖前，为人大的马哲原理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树立了一个“人大传统”。在历年的国家重点学科评选中，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名列其中，研究水平之高得到了学界公认。

3.武汉大学哲学系

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统，始于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的李达，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他对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哲研究传统影响深远。李达在武汉大学度过了13年时间，这期间，他有机会组建学术团队、传承学统及学脉。李达于1956年恢复重建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创建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并亲自招收和指导研究生，不遗余力地培养青年教师。至1960年，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就已因其鲜明的学术特色和突出的学术成就，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社会科学基地。李达逝世后，他所开创马哲研究传统并未就此中断，而是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中的后继者所传承。

陶德麟曾经担任李达的学术助手长达13年之久，是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的执笔人和出版前的修订者。与以往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相比较，《唯物辩证法大纲》从体例到内容都有多方面创造性的建树。它不仅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观点作了精到的阐述，而且非常注重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成就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丰富经验，被学界评价为“一本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反映了我国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新水平”。

《唯物辩证法大纲》一书的最大特点，也是李达和陶德麟两位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统的最大特点是，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思考和研究的核心，旨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理论目标、基本信念和评价标准。这一研究风格在新一辈学人的推动下，在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和发展

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地位，也体现教育部历次的重点学科评比中。1988、2002、2007年，它均入选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学科还担负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和教育部重大课题的攻关，陶德麟还赢得了“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诸多荣誉。

（二）中国哲学的学术传统

1.北京大学哲学系

191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之初，便设立了“中国哲学门”，相当于中国哲学专业。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哲学系成立了中国哲学史组，两年后改为中国哲学教研室，冯友兰任主任，张岱年为副主任。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冯、张两位便开设了在新的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史课程。该科程的教学大纲发表于《新建设》杂志，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全国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参照体系。“文化大革命”以后，1981年北大哲学系又成为首批具有中国哲学史博士教育资质的机构，张岱年担任博士生导师，首批招收了陈来和刘笑敢。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研究传统中，冯友兰和张岱年两位是最重要的代表。冯友兰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撰写了一部系统的中国哲学史，它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冯友兰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但他不满足于已有成就，又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纲重写中国哲学史，题名为《中国哲学史新编》。“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了2卷，“文化大革命”后推倒重写，用10年时间，以耄耋之龄完成了7卷160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该书以新理学思想提出问题，结合了辩证法的释古方法，对从商周到新中国三千多年的中国思想作了系统梳理，为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岱年是著名哲学家张申府的胞弟。1936年，年仅27岁的张岱年便写成了50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195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哲学大纲》是中国古代哲学固有体系、问题、范畴研究的开创之作。它打破了一般哲学史著作以历史顺序叙述历代哲学家思想的体例，把古代中国哲学作为整体，按照不同的哲学问题分门别类地加以阐述，因而这是一部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在全书的组织结构上，基本采用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范畴，以显示出中国哲学的特点。这部著作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中国哲学史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研究学术传统的特点，当然此外，像汤用彤先生的魏晋思想研究、朱伯崑的易学研究、汤一介的玄学研究、楼宇烈的佛道研究、陈来的宋明理学研究等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2.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由于师范类院校对建立哲学系的限制，因此，华东师范大学在1986年才建立了哲学系，但中国哲学教研室在1979年时已成立。在著名哲学家冯契的带领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实现了厚积薄发，1981年中国哲学教研室便获得了首批哲学博士授予点。其后，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等书的出版为这一学术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冯契是一位具有自己哲学体系的思想家，智慧说是其核心。智慧说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正是从知识和智慧相统一的角度出发，冯契对20世纪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三大思潮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体现在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便是其著作在总结了侯外庐、胡适和冯友兰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把中国哲学史研究作为智慧说建立的基础和哲学史论证的基础。首先，他从广义认识论出发，论证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是和知识相联系的。其次，他指出中国近代哲学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经验教训，证明只有在智慧学说上达到知识和智慧相统一的新高度，才能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成果、克服其不足。其三，他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和命题的引申和发挥，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新，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更深一层的研究。

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带动、影响了一批后起学人，杨国荣、高瑞泉、陈卫平等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都颇有建树。在2007年的国家重点哲学二级学科评选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被列为了重点培育学科。

3.武汉大学哲学系

武汉大学哲学系的中国哲学研究传统，可以追溯到建系之初。20世纪50年代时，萧萐父在李达校长的指导下，在哲学系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课程。“文化大革命”后，萧萐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了大学教材《中国哲学史》。该书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影响很大的几部之一，二十多年累积印数达10多万套，其后并有英译本出版。1986年中国哲学学科成为博士点，2007年又成为国家重点哲学二级学科。

萧萐父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研究的代表和领路人，其对中国哲学研究学术的贡献在于：其一，对王夫之的系统研究。他对船山的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经济思想、宗教思想和文艺美学思想的内涵和成就作了全面的阐发，同时将王夫之思想中蕴含的近代因素充分阐释了出来。其二，改写了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明确地把明清之际作为中国哲学开展的一个独立阶段，使早期启蒙哲学的开展在中国哲学史中鲜明地凸显出来。其三，把明清时期哲学文化思潮的演变进行清理，以此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作了宏观而细致的全面阐发。近年来，郭齐勇、李维武等新一辈学人，又在中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新儒家研究、古代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各种成果。

（三）西方哲学的学术传统

1.北京大学哲学系（包括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西方哲学研究传统悠久。1918年便由胡适主讲“西洋哲学史大纲”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高校的西方哲学专家汇集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了外国哲学研究室，第一任主任是洪谦，成员有郑昕、贺麟、任华、张世英、王太庆等。1955年起，恢复讲授西方哲学史，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被授予全国首批外国哲学博士点，导师为洪谦。其后1988、2002、2007年，外国哲学都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2000年，西方哲学教研室和外国哲学研究所共同组建了当时全国唯一的外国哲学重点研究基地。

用汉语进行西方哲学研究，存在着语言和文本上跨越问题，因此翻译在研究工作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这方面，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研究者翻译和编写了一系列教学研究资料，为国内同类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也是北京大学学术传统的一大特点。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洪谦主持下，外国哲学教研室就编译了4本西方哲学原著资料：《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和《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后又增加了《十九世纪俄国哲学》）。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王太庆主持，西方哲学史教研室还编译了两卷本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90年代有陈启伟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在哲学史编写方面，也先后有汪子嵩、张世英等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简编》（1972年），陈启伟、朱德生、李真等编写的《欧洲哲学史》和《简明欧洲哲学史》（1979年），赵敦华的《西方哲学通史》（第一部古希腊中世纪部分）（1996年）、《西方哲学简史》（2000年）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2001年）等。这些宝贵的资料哺育了整整一代的哲学工作者，西方哲学研究者受益尤深。北京大学西方哲学研究传统的另一大特点是研究覆盖面广，从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到近代西方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英美分析哲学、现代欧陆哲学等都有广泛的涉及，其中洪谦的逻辑经验主义研究，郑昕的康德研究，贺麟、张世英的黑格尔研究，王太庆的古希腊哲学研究，靳希平的现象学研究，张祥龙的比较哲学研究都是被学界公认的高水平研究。

2.复旦大学哲学系

复旦大学西方哲学研究的奠基人是全增嘏。早在20世纪30年代，全增嘏就撰写了《西洋哲学小史》一书，该书是中国最早出版的介绍西方哲学史的著作。1956年，复旦大学创办哲学系，全增嘏从外文系转到哲学系工作，主持西方哲学的研究工作。1961年，他给哲学系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专题课，系统讲述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为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奠定了基础。同年，刘放桐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并担任全增嘏的助手。1981年，全增嘏被批准为全国第一批哲学博士生导师，这也是当时全国高校系统中唯一的外国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其后，外国哲学学科也被列为教育部“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学科。2002年，外国哲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包括外国哲学在内的哲学系被列为国家哲学一级学科重点。

复旦大学西方哲学研究传统的一大特点是西方哲学通史教材的编写。“文化大革命”后，在全增嘏外国哲学史讲稿的基础上，外国哲学教研室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合力写出一部较大篇幅的教科书，这就是1983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这部50多万字、重版十几次的著作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最为完整西方哲学史之一。跨入新世纪后，又一部由复旦学人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面世，该书共10卷，600余万字，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研究性教材。对现代西方哲学关注和研究是复旦大学西方哲学研究传统的另一特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全增嘏的《西洋哲学小史》中，现代西方哲学便被专列一章进行了论述。“文化大革命”前哲学系已经开设了较为完整的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并编有讲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国家教委支持下，1981年出版了由刘放桐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后经两次修订完善。该书是国内这一领域第一部较系统的教材，被大多数高校采用，重印达十多万册。此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德国现代哲学、法国哲学、现象学研究上，复旦学人也都有公认的成果。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术传统

1.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学术传统可以追溯到1978年，当年中心的前身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成立。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在该中心已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中科学技术哲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科学技术史学科被赋予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12月又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经过长期发展，该中心形成了从研究生班、硕士生、博士生到博士后的高级人才培养体系。学科带头人郭贵春，现为山西大学校长，曾撰编各类著作20余部，主持国家重点项目10余项。

该中心的学术特点，一是形成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科技与社会（STS）、科学思想史3个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覆盖了科学技术哲学的所有三级学科，既有基础性研究，也有应用性研究和决策性研究，具有广泛的学科发展代表性；二是中心打破了体制束缚，面向全国招聘优秀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人员承担研究项目，全国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大部分优秀研究者都与该中心有过学术合作；三是不断探索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中心科研人员在科学实在论、量子力学哲学、科学修辞学、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成果；四是中心的学术梯队结构合理，学术带头人年富力强，青年科研人员成果突出，科研骨干平均年龄在40多岁，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2.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东北大学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传统始于“文化大革命”后。学科带头人陈昌曙结合东北大学工科院校的特点，建立了科学技术哲学专业。1978年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82年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生，1984年成立技术与社会研究所，1993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在当时全国理工科院校中第一个获得科技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3年成立科技哲学研究中心。2004年被批准为教育部“985工程”科技与社会（STS）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年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

东北大学科技哲学传统的有如下特点：首先，东北大学是以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有着深厚的技术与工程方面的底蕴，因此该学科点偏重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注重从工程技术内在机理引申出技术哲学问题，属于技术哲学研究中的工程技术传统。这点较国内其他机构的技术哲学研究而言是独树一帜的。其次，结合中国国情及具体技术实践来进行研究是另一大特点。该学科点的研究不仅注重理论探讨，更注重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很多研究课题都与我国技术发展的战略问题有关。例如参与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调研研究。因而有其重要的实践价值。最后，是形成了带动了区域性研究氛围。在陈昌曙和陈凡两代学人的努力下，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沈阳理工大学等东北高校中都形成了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向。

（五）伦理学的学术传统

1.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研究传统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成立，这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伦理学教研室。该研究室编写了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教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设提供了一个理论体系；1984年，获批为我国第一个伦理学专业博士点。它还拥有我国高校中唯一的伦理学本科专业，从1986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88、2002、2007年被批准为国家伦理学重点学科。已出版伦理学研究相关专著、教材、资料和工具书共计300余部。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的研究特色，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老一辈的学科带头人罗国杰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上，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潜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和观点。他概括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三大特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门理论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门规范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门理论知识和行动准则相统一的科学。它既是一门理论知识，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是一门“知行合一”的科学。这些观点在国内学界、乃至苏联和西方国家都有一定影响。其次，伦理学研究题材广泛，并有现实针对性。从经济伦理、道德建设、科技伦理、家庭伦理，到宗教伦理、伦理比较、全球伦理。覆盖面广、划分细致。其中科技伦理、全球伦理、经济伦理等领域都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下涌现出的新型伦理问题。其三，进行了大量服务中央决策的研究，承担了国家、省部委级的多项科研项目。例如与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共建了“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组织著名专家撰写有关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系列文章，承担委托的研究任务。开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研究，探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问题，研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方法和机制等。最后，建立全国伦理学研究的网上服务平台——伦理学在线，做了相关研究的资料信息库建设工作，使该网站成为全国伦理学的研究信息中心。

2.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学科在国内起步较早、发展较快。中心于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伦理学博士学位点之一。1996年被批准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2004年被确定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被确定为国家哲学二级学科伦理学重点学科。经过20多年的建设，该中心已初步建设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的伦理学教学科研中心和公民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体现该中心研究成果的《伦理学》一书，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学科带头人唐凯麟编撰学术专著20余部，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其他国家课题多项，两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

该中心的学术特点：首先，伦理学研究的覆盖面广，并有所创新，形成了伦理学基础理论、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4个稳定、颇有特色和成就的研究方向。其中以唐凯麟为代表的伦理学原理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运用比较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确立了以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为逻辑起点的研究思路，构建了“社会道德—个体道德—社会和个体在道德上和谐统一”的新框架。其次，做到了针对中国国情进行伦理学研究。中心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建设，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建构的应有视域、基本条件、价值选择和运行机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理论特质、价值模式、价值核心、基本原则作出了系统深入地的论述。第三，深化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唐凯麟主编有“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丛书”，对儒家、道家和佛家伦理道德的现代因素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中的代表性著作。

（六）美学的学术传统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大学的美学学术传统源自北大校长蔡元培。早在1921年，蔡元培曾主讲美学课，其后著名美学家邓以蛰和朱光潜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院系大调整，另一位美学家宗白华也来到北京大学。这3位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美学家汇集，造就了北京大学美学传统得天独厚的优势。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式，建立了美学教研室，这也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美学教研室。1981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两个美学博士点中的一个就在北京大学哲学系，2002、2007年的国家美学重点学科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均入选，至今它仍是国家唯一的美学国家级重点学科。

北京大学美学研究传统的最大特色在于老一辈学人为美学研究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邓以蛰将画史与画学、书史与书学紧密联系起来研究，对中国书画理论作现代性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中国书画历来就有着相当完整和系统的美学理论，其美学思想中融会了西方美学思想的超功利原则，在我国现代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宗白华把中国体验美学研究推向了极致，他将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创造性地融合成一个整体来研究。此外，他还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影响甚广。朱光潜前期曾对美感和直觉问题有过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美学观点，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该研究传统的另一个特色是在美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成果。在美学原理上有朱光潜、宗白华、叶朗等的研究，在中国美学史上有邓以蛰的传统书画研究，朱光潜、宗白华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是国内学界的顶峰，艺术美学方面朱良志等也有不少成果。

（七）宗教学的学术传统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于1980年由著名宗教学家、道教学家卿希泰创立，是当时国家教委批准的我国高校第一个宗教学专业研究所。1982年，该所成为我国高校第一个宗教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成为我国高校第一个宗教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999年，成为我国高校第一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成为我国高校唯一的宗教学国家重点学科点；2007年，被确定为国家哲学二级学科的宗教学重点学科。自建所以来，出版专著100余部。

该所的学术特点之一是深入的道教史研究。1983年，卿希泰接受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项目《中国道教史》的任务。在他带领下，四川大学宗教所经过12年的艰苦努力，顺利完成200余万字的《中国道教史》的编写工作。该书的出版在国内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受到广泛好评，获得了首届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荣誉。卿希泰的道教史研究贡献在于解答了以下问题：第一，道教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包括道教起源和道教史分期等难题；第二，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及研究中国道教史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问题；第三，研究道教的方法论问题。该所的另一个学术特点是道教文化研究。该所对道教的研究紧紧抓住道教追求长生成仙的宗旨来理解道教文化，分析了道教所推行的炼丹、导引、辟谷等各种道术及其对古代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在批判其宗教迷信、封建糟粕的同时，十分注意发掘其对古代化学、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气功学的贡献。该所是国内高校培养宗教学专业博士最多的研究所，至今已培养博士近200名。

（八）逻辑学的学术传统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学研究实力在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达到了巅峰，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周礼全、胡世华、晏成书、汪奠基、江天骥、李世繁等名家济济一堂。该系最先在新中国高校中开设了数理逻辑课，1956年便开始招收研究生，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唯一一家。1981年全国公布首批逻辑学博士生导师，王宪钧名列其中。

逻辑学教材编写是该研究传统的一个特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教研室就编写了两本教材，虽未能正式出版，但在教育界有很大影响。1982年，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引论》出版，这是中国重要的现代逻辑著作之一，对推动我国数理逻辑学习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该书对现代逻辑的基本内容做了简明、透彻的论述，对数理逻辑的许多难点做了细致分析，其中关于数理逻辑发展史和数学基础问题的探讨，至今仍是国内最系统的、立论最可靠的研究成果。此外，王宪钧、宋文坚等还主持了多项国家重点科研攻关，例如“七五”重点项目《现代逻辑丛书》、“八五”项目《现代逻辑的哲学问题》等，这些成果还获得了金岳霖奖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荣誉。现在北大的逻辑学研究梯队结构合理，中青年研究者成果丰富，在领域语义学、模态逻辑、逻辑哲学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