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和通例

第一节　范围和通例

中国思想史先秦时期的史料，可以划分为文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两大类。先秦文物史料是指传世的和近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先秦实物，包括商代和西周的甲骨，商代和西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还包括其他文物。其中，刻有卜辞的甲骨和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更为重要。卜辞是反映商代、西周宗教观念的重要史料，青铜器铭文是反映先秦宗教观念、宗法思想的重要史料。在中国思想史范围内，先秦时期文献史料比以后各个时期都少，文物史料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从先秦思想史范围来讲，春秋以前文献比春秋战国阶段更少，所以文物史料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先秦文献史料是指有关先秦思想的历史文献，大致包括这样几类：第一类是所谓“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它们是几部性质不同的书。《易》是占筮用的书，《书》是政治文件，《诗》是诗歌，《礼》是礼仪制度，《春秋》是史书。第二类是春秋战国诸子学派的著述。这类著述很多，《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共列189种书，大部分是先秦诸子学派著述。有许多在后代逐渐散失了，保存到今天的主要有《论语》《孟子》《易传》《墨子》《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管子》《公孙龙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第三类是先秦史书，包括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国语》，记载战国历史的《战国策》和《史记》中有关先秦部分的历史。《史记》是汉代司马迁的作品，不是先秦著述，但因为司马迁写《史记》时所依据的原始资料许多没有保留到今天，所以我们研究先秦思想的时候，对《史记》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外，有一些先秦史料在汉代或隋唐时期还存在着，甚至宋代也还可见，却在唐以后或宋以后散失了，但《史记》以后的著述中却收录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史记》以后的书籍中的记载也值得重视。例如《申子》这本书，唐代还存在，唐人的《群书治要》中录引其中《大体》篇，《史记》却没有录引。《申子》在唐代以后失传了，《群书治要》的引文就是研究《申子》的重要史料。

先秦文献有一些不同于后代文献的情况，使用先秦文献时，应该对这些通例有所了解。

（一）先秦文献大都不是一个人的著述

从一片最简短的甲骨卜辞到诸子文集中的每一篇著述都有执笔者，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就整部文献来说，先秦的著述都不是由一个人执笔写成的，甚至不是由同一时期的人写成的。“五经”中的《易》是由西周初期以前周族占筮积累下来的资料整理而成的，《书》是三代先后发布的政治文诰的结集，《春秋》是各国史官执笔写下来的大事记。孔子可能整理过这些大事记，但整理者也绝不会是孔子一个人。否则“孔子卒”这件事怎么会写进《春秋》中去呢？《诗》更是西周至春秋早期的诗歌总集。至于《礼》虽有周公制作的说法，但那是靠不住的，即便承认《礼》反映西周的礼仪制度，也不能认为它就是周公的个人著作。过去的学者传说，孔子“赞《易》，修《春秋》，删《诗》《书》，订《礼》《乐》”，也只是说孔子在这些文献的最后形成中做了赞、修、删、订的工作，不能认为孔子就是这些书的作者。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著作也大都不是一个人的著述。《论语》历来不题作者姓名，因为它是孔门后学记述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而不是孔子的著述。其他子书由后人补题了作者姓名，实际也都不是一个人的著述，例如《墨子》的作者题为墨翟，其中却有后期墨家的作品。《庄子》的作者题为庄周，其中却有老庄学派其他学者的著述。《管子》一书题名为管仲，其实是战国稷下学者著述的总集，其中还包括不同学派的见解。战国后期诸子著述如《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中属于题名作者的作品占多数，也有一些篇肯定不是或不能肯定是题名作者的著述。先秦最后一部书《吕氏春秋》则是在吕不韦主持下由其门客集体编写而成的作品。

（二）先秦文献往往杂入后代人的文字

先秦著述历时久远，或者口耳相传，或者辗转传抄，在流传过程中本身面貌会发生某些变化。特别是秦代焚书造成先秦文献散乱，汉初学者依据保存下来的零散篇章编集成书，或由年长学者口述重记。现存先秦文献一般都是汉初学者编集起来的。先秦文献中杂入后代人的文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早在6世纪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就指出了这个问题。清代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中考证出大量这类文例，随后俞樾搜集了更多的同类材料，写入《古书疑义举例》中。我们不能因为发现这类情形而否定整部文献作为先秦史料的真实性，否则就会把先秦文献全部否定掉。同时，从先秦文献中引用材料的时候，应该细心审查，避免把后人的文字作为先秦史料使用。

辨识先秦文献中杂入的后代人的文字，有赖于史学修养和理论修养。有些情况下比较容易辨识。例如一部先秦文献中，某个地方却出现了先秦还没有的地名、制度、用语，就可以肯定这个地方是杂入了后代人的文字。在没有这类证据的情况下，需要联系思想内容作深入研究，难度就比较大了，也是一般初学者不容易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尽量注意前人的研究成果，参考了前人的成果还不能确定，只好暂时存疑。

（三）先秦文献都有注释

流传至今的每一种先秦文献都有秦代以后人的注释，其中儒家经典的注释特别多。我们要读懂先秦文献，既有语言文字障碍，又有历史知识和思想内容障碍，单靠古汉语修养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历代的注释在这些方面都会给我们以帮助。有了注释，有些先秦文献也还不能完全读懂，但毕竟可以读懂得多些。所以，我们阅读先秦文献必须依靠汉代及汉代以后的注释。古人的注释在不同方面价值大小不同。一般来说，古人对语言文字和历史知识的注释可靠性比较大，而对思想内容的注释常常与先秦文献本身有距离，甚至完全不同。我们利用注释的时候，对古人的注释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为了利用古人的注释，应该知道古人注释的体例和流派。汉代的注释有“传”“说”“训”“故”（亦作“诂”）等名目，“故、训者，疏通其文义也；传、说者，征引其事实也。故、训之体，取法《尔雅》，传、说之体，取法《春秋传》”（黄以周《儆季杂著·史说略·读〈汉书·艺文志〉》）。汉代的注释还有“注”（也写作“註”）、“解”“笺”“章句”等名目。“注”取义于灌注，好比孔道阻塞，灌水使之畅通，多为解释文字。“解”也叫“解诂”，着重于分析内容。“笺”是表识的意思，如今人读书时夹在书中的纸条式笔记，所记的内容是对原文的补充发挥或不同见解。“章句”是概括原著内容、推畅原文义旨的一种注释，是后来“批疏”“讲章”体裁的开端。魏晋开始又出现“集解”“正义”“疏”等名称。“集解”是“集各家说，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何晏《论语集解序》），是后来“集释”“集说”体裁的开端。“正义”是唐代出现的对经书的官方解释，是在旧注的基础上引申发挥，也就是注释的注释。“疏”也是唐代出现的对注释的注释，不同于“正义”的是，“疏”是私人编写的，而不是官方组织编写的。唐以后注释古代文献的作品很多，却没有出现新的体裁。

（四）先秦文献的格式、用字与后代距离较大

形式整齐、条理缜密，有著述者自定的篇名、书名的最早著述当推《吕氏春秋》。多数先秦文献本来没有篇名，现在看到的篇名是后人整理编定时加上去的。《诗经》《论语》《孟子》的篇名都是编集者从各篇第一句取几个字为篇名，有的甚至不能成词，这样的篇名不能概括整篇的内容，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地从篇名推测其主题和思想。另一种情形有所不同，如《墨子》《庄子》《商君书》《荀子》等书的篇名，多数可以概括整篇的内容范围或中心思想，但那些篇名也是后人加上去的。至于书名，更是后人编集成书后加上的，各书中包括的著作本是分散流传的，自然不可能有总的书名。不署作者姓名也是先秦文献格式与后代的不同点。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而不知作者是谁，经李斯说明才知道是韩非所写。可见直到战国末年，著书仍是不署名的。许多先秦文献的作者至今无法确定，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先秦文献用字与后代主要的不同是使用假借字多。汉字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一个汉字只能有一个本义，但可以用几种引申义和更多假借义。现代人使用汉字一般不用假借，用一个字代替另一个字就是写了错别字。但先秦没有这个规矩，用假借字不算错误，所以用假借字特别多。例如一个“齐”字，不但可以从齐平的本义引申为正直、和同、适中、平等诸义，而且可以借用“齐”字代替斋戒的“斋”字、分的“”字、调剂的“剂”字、跻蹬的“跻”字、缏的“”（音咨）字、盛的“”（音咨）字、腹脐的“脐”字、齏菹的“齏”字。可以用“光”字代替“广”字，用“方”字代替“旁”字，用“明”字代替“孟”字，用“政”字代替“正”字，用“文”字代替“紊”字，用“依”字代替“隐”字，用“众”字代替“终”字，用“亡”字代替“忘”字，用“形”字代替“刑”字，用“取”字代替“聚”字，等等。当然古人用假借字也不是没有任何限制，主要是以音韵相同或相近为原则，也有少数是以字形相近互相通借。但古今字形有变化，字音变化更大，我们遇到读不懂的文句时，不能任意用另一个同音字去代替作解释。要说哪个字是假借必须有专门考证。而这又需要有古文字、古音韵和训诂的专门知识，不是一般读者所能做到的。还不具备这些方面的专门修养时，就要依靠前人的注释和好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