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势治论的具体观点

三、韩非子势治论的具体观点

韩非子继承了管仲、慎到、商鞅的势治学说，把权势推崇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²⁸⁾“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²⁹⁾“势重者，人主之渊也。”⁽³⁰⁾“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³¹⁾“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³²⁾韩非子对于势治的主张也是对其所处的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社会情况作出的判断，“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³³⁾他认为权势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最有力的保障，失去了权势，君主就要面临灭亡的危险。在韩非子生活的那个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权力来平衡，“贤”的力量根本不能与“势”相抗衡。应该说，韩非子对于权势的作用和重要性的认识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的，是有其合理性的。

（一）“德治”不如“势治”

在《韩非子·五蠹》中，韩非子说：“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韩非子认为人们一向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更少，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只是一个庸碌无能的君主，只因为有君主的权势就可以治理鲁国，国内的百姓没有不臣服他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鲁哀公；要讲权势，鲁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是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要有孔子那样的品行，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一样追随君主。可是事实上，这是肯定做不到的。韩非子通过鲁哀公和孔子的例子来说明，儒家所主张的“德治”是行不通的，“势治”才可以止乱，“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³⁴⁾

（二）权势不是君主用来谋私利的

韩非子的势治学说与慎到、商鞅的学说思想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商鞅、慎到虽然推崇君权，但是并不提倡君主利用权势来谋“私”利，而是主张限制君权，君主要利用权势治理好社会，为公众服务，为天下谋利。慎到认为：“古者，立天下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³⁵⁾

商鞅认为：“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³⁶⁾

由此可见，商鞅、慎到的势治学说是为“公”的。他们主张君主为天下人治理天下，这与儒家宣扬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³⁷⁾的思想是一致的。这种思想明显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已经是天子一家的天下了，国家也已经是国君一家的国家了，根本不存在“天下为公”的现象了。正如孔子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³⁸⁾

韩非子是个务实的现实主义者，既然现实情况是天下已经是君主的“家天下”，因此，他不再谈“天下为公”这样不切实际的理想。从“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³⁹⁾的表述中可以清楚看出，韩非子虽然不谈“天下为公”，但也并未主张“天下为私”，而是强调了“势”对治理天下的重要的政治功能。

韩非子也有着与其他先秦诸子相同的追求社会大治的政治思维模式以及“立天子以为天下”的基本政治价值，就主观动机、问题意识而言，韩非子具有的是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救世情怀，其学说的主要目的在于结束社会的混乱局面，实现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从而使天下富足、安定、有序，而不在于为君主谋取个人的私利。

（三）权势必须由君主独擅

既然权势是君主统治的根本，韩非子强调君主不可与臣下“共权”，更“不可以借人”⁽⁴⁰⁾，只能由君主个人独占“擅势”，否则，“上失其一，臣以为百”⁽⁴¹⁾，权势“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⁴²⁾，君主分权给臣下，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他的这种思想与老子有关，在《老子》第三十六章　末尾有句话：“鱼不可脱于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子对此进一步发挥和解释说：“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⁴³⁾权柄下移，臣下得到了权势，君主失去权势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在《韩非子·喻老》中，韩非子又进一步论述道：“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简公失之于田常，晋公失之于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鱼不可脱于深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而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子明确了权势是治国的根本，是须臾不能和君主分离的，又进一步指明了赏罚大权是维系权势的方法，君主要亲自掌握赏罚大权，如果君主的赏罚大权落到了臣下手里，君主就会被臣下所控制，甚至被臣下杀死或篡位，就像田常杀齐简公和六卿杀晋公一样。甚至提出在实行赏罚之前，君主还要不动声色，不能让臣下窥测到君主的意向并借此建立自己的威严和权势。在《韩非子·二柄》中韩非子也指出臣下得到赏罚大权也就得到了“势”：“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韩非子的意思很明确，君主绝对不能和臣下“共权”，“主之所以尊者，权也。”⁽⁴⁴⁾韩非子主张君主要“独制四海之内”⁽⁴⁵⁾，即君主要垄断立法、司法、军事、行政等所有的国家重要权力。

（四）注重实权而非虚名

韩非子认为“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⁴⁶⁾权势的名称只有一个，即“势”，但却可以演变出许多不同的内容，他认为行政权、立法权、财政权、司法权、人事权都是权势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将“势”分为“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他更偏重“人设之势”，即实际控制国家的实权和威势，而不是徒有“天子”、“国君”这样的虚名。有了实权的“势”，就可以治理国家，可以屈贤，“势位足以屈贤。”⁽⁴⁷⁾服民，“民者固服于势”⁽⁴⁸⁾；禁暴，“威势之可以禁暴”⁽⁴⁹⁾；绝奸，“善持势者，早绝其奸萌”⁽⁵⁰⁾；行法，“势足以行法”。⁽⁵¹⁾而上述种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傀儡国君所无法做到的，历史上光绪皇帝变法维新失败就是君主徒有虚名而没有实权就无法治理国家的最好例证。

韩非子认为君主有了“自然之势”，即君主的名位之后，更重要的是不断巩固“人设之势”，“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固其势者国危”。⁽⁵²⁾他认识到势的争夺和掌控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权力斗争。

（五）“势”源于民众的支持

韩非子在强调“势”的重要的同时，还看到“势”的来源是民众的支持。他说：“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⁵³⁾

“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⁵⁴⁾之，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⁵⁵⁾韩非子认识到一个政权，一个君主，如果能得到民众的“同心”拥戴，才能稳固和尊贵。君主的权势，民众也可以给予，可以夺取，即“故非其分而取者，众之所夺也；辞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⁵⁶⁾

（六）君主如何掌控权势

君主在获得权势之后，还要注意正确的掌权用势，如果掌权用势不得法，君主就有丧权失势的危险。对此，韩非子提出了一些政治原则，这些原则作为其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现代政治领域的某些规律有很多相通之处。

1．君主地位独尊，不能让大臣的地位超过君主

对于这一原则，韩非子说：“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⁵⁷⁾君主应该树立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君权至上的理论基础就是“道无双”的哲学思想。“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备⁽⁵⁸⁾将代之。”⁽⁵⁹⁾君主不能让大臣的地位太显贵，否则，有朝一日，条件成熟，大臣就会取代君主，自己当国君，这就是历史上人们常说的“功高盖主”，“挟天子以令诸侯”。到最后，君主要么成了傀儡，要么被取而代之。君主的地位不独尊，不但不利于君主政权的稳固，而且也不利于国家的治理。“一栖两雄。……一家两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⁶⁰⁾韩非子这种“国无二主”的思想也有其儒家思想的渊源，《礼记·孔子闲居》中记载：“子云：‘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由此可见，治国必须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是中国古代先哲的共识，并非韩非子所独创。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国无二君”应该也是一条政治领域中不可违背的普遍法则。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存在两个权势相当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连执政党都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这一政治现实足以证明，韩非子的君主独尊思想摒弃其封建色彩之后，单纯地从其具有的政治意义来看，是具有合理性的。

那么，如何避免“一栖两雄”的局面发生呢？韩非子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使大臣的地位太过显贵。韩非子在《韩非子·爱臣》中警告君主，“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君主的权势必须是至高无上的，不能存在与君主权势相当的大臣，多么亲信、多么尊贵、多么有功劳的大臣都不可以地位太过显贵，要提防这样的大臣篡位。事实上，这类大臣也是韩非子在“术治”论中要防范、禁止的臣下之一。

2．君主应当大权独揽，不可与臣下共权

韩非子认为君主要想保持唯我独尊的权势，主要是通过保持对臣下的控制力来实现的，而对于臣下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赏罚权来实现的，而此处的赏罚权包括了财权、人事权、号令权等至关重要的权力。韩非子在《韩非子·喻老》中说：“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以此来阐述赏罚权的重要性，权力必须由君主独擅，如果不慎落入臣下的手中，那么，臣下就要反过来控制君主了。如果君主将权力借给臣下使用，权柄下移，那么臣下和君主的地位就要反转，君主就会失去民众的爱戴和尊贵的地位。正如其所说：“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也。”⁽⁶¹⁾所以，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权势、地位就要独揽大权，不能将权力借给臣下，不可以和臣下共权，以致最终造成君臣“共势”的局面。历史上田常杀简公，赵高挟持秦二世，都是君权旁落的例证。

（七）君主如何防止权势的丧失

如何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是包括韩非子在内的中国古代政治家关心的问题。《韩非子·亡征》中列举了四十七种政权覆灭的征兆，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乃至君主的个人修养、爱好及其家庭情况等方面入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对各种政治教训作出了理论概括。在《韩非子·十过》中，韩非子先在文章开头罗列出十种君主容易犯的过错及其后果，然后分别展开，每一段主要用一个历史故事具体说明这些过错会导致政权的覆灭，借以警戒后世的统治者，避免重蹈亡国亡身的覆辙。

“十过：一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三曰行僻怪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五曰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六曰耽沉溺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七曰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韩非子纵观历史，总结了历史上各国发生的政权覆灭的事件，列出了君主应当避免犯的十种过错：一是尽小忠，这就成了大忠之祸。二是顾小利，这就成了大利之害。三是行为偏邪，对诸侯无礼，那就是自取灭亡的最大诱因。四是不务国事而喜好音乐，那就只能走上困危自身的道路。五是贪得无厌，刚愎自用，这就是灭国杀身的根源。六是沉溺于歌舞女色，不顾国家政务，这就是亡国的祸害。七是离开国都，到远方游乐，不顾忠臣的进谏，这会伤害自己的性命。八是有错误而又不听忠臣的劝告，一意孤行，就会丧尽崇高的名声，就会开始被人耻笑了。九是在内自不量力，在外依仗盟国，这就是削弱国家的祸根。十是国小而对他国无礼，又不听忠臣的谏阻，势必走上绝路。

由于君权集中于一身，也就是集天下最大的“利”于一身，从韩非子的人性“好利恶害”论出发，那么天下一定有很多人想得到君权这一“大利”，所以，韩非子告诫君主要牢牢地抓住权势，时刻防备大权被臣下夺取，时刻小心不要犯错而给奸人以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