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生平与著作

第一节　贾谊的生平与著作

一、贾谊的生平

贾谊(约公元前201—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初年最大的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根据《史记》的记载:在贾谊十八岁的时候，他就以其才学出众而闻于郡中，并且开始参加政治与学术活动。当时，“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当他在二十余岁的时候，“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悦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就是说，每一次汉文帝让博士们讨论问题，那些年长的老先生们都没有什么可说的，贾谊不仅能够随即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还能够让其余的人都觉得他说出了他们自己想说的话，因而都认为贾谊的才能杰出。汉文帝也非常喜欢他，并不断地破格提拔他，一年之内就升任到太中大夫的显赫位置。

《史记》还记载说，贾谊认为，从西汉建立，一直到文帝，已经有二十多年，天下和洽太平，这正是改正朔(历法)、变易服色、订立并健全制度、决定官员名称，以及正兴礼乐的最佳时机。为此，他还专门草拟了各种仪法，崇尚黄色，遵用五行之说创设官名，从而完全改变秦朝旧制。但是，由于此时的汉文帝才刚刚即位，在某些问题上，还必须表现一些谦虚退让的姿态，因而来不及实施。不过，此后各项法令的更改，以及诸侯必须到封地去上任等诸多事项，都采纳了贾谊的主张。汉文帝还与一些大臣商议，准备提拔贾谊担任公卿。然而如此一来，也触犯了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一班旧臣。他们不仅肆意挑拨离间，而且还不断地向皇帝进谗。他们诽谤贾谊说:这个洛阳人，年纪轻而学识浅，“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从此，汉文帝也逐渐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后来干脆把他贬谪到长沙去担任长沙王的太傅。在赴任途中，因其听说长沙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自认为寿命不会长久，又因被贬到彼而极不痛快，故而在渡湘水时触景生情，遂写下辞赋一篇以凭吊屈原。后来，虽然也曾蒙文帝召见，但最终还是没有采纳他的改革意见。只是将其改任为汉文帝最爱读书的小儿子梁怀王的太傅。数年以后，梁怀王因不慎坠马而死，贾谊也自认为未尽到责任，忧郁而逝，时年仅33岁。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时候，破例地将他与屈原放在一起，合写了一篇《屈原贾生列传》，把他俩都视为“志洁行廉”、“忠而见放”的悲剧性人物，给予了足够的肯定，并且加以褒奖和颂扬。

二、贾谊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五十八篇”。贾谊《新书》的一大半都是从《汉书》中割裂下来的，因而不一定是原来的58篇。班固摘编其中的重要者录入《汉书·贾谊传》(后人题名为《治安策》或者《陈政事疏》)。《过秦论》在《贾谊新书》中分为上下两篇，后来有人将其分为上中下三篇。其中，《治安策》上中下、《过秦论》上中下、《大政》上下，以及贬居长沙后所写的《鸟赋》等等，都是贾谊的代表作，都应该是研究贾谊哲学思想的主要材料。而现存于贾谊《新书》中的《道术》、《六术》、《道德论》等几篇哲学短文，可能是他在20岁以前写下的不太成熟的作品。

根据贾谊《新书》中所编排的《过秦论》(上下篇)，其上篇只把秦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这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下篇则继续对于“攻守异势”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与说明。在贾谊看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气魄与政策及其行为是得到老百姓拥护的。因为，在原来诸侯割据的条件下面，各诸侯国“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如果秦朝消灭了其他六国，把全国置于一个政府的统治下，老百姓都希望从此不再打仗，可以过平安日子了。这应该是当时最客观，也是最实在的形势。贾谊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守之者宜异也。”(《新书·过秦论下》)贾谊在这里说的“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同陆贾所说的“逆取”与“顺守”显然是同一回事。因为，夺取政权之“取”与维持政权之“守”两者的方法肯定是不同的。秦用“诈力”“取得”天下(这当然属于“逆取”)之后，本来应该改用“顺守”的方法来管理国家。然而秦朝没有作任何的改变，由于违背了“顺守”的一般常识与常规，所以很快就灭亡了。换句话说，陆贾和贾谊都主张，为了取得政权并统一中国，可以而且应该使用暴力手段，这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对付奴隶主阶级与敌国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在取得并巩固了政权后，如果仍然采取这种单一的暴力手段就不行了。这时，本来就应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对付老百姓。所以，陆贾和贾谊实际上都回答了地主阶级取得政权后，面对如何对民众进行统治这样的重大政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