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源流

1.哲学的源流

（1）哲学源自“爱智慧”

“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是从“爱”和“智慧”这两个字组成的希腊字转变而来的（笔者在此不转引这两个希腊字原文，因为没学过希腊文，不能不懂装懂，更怕以讹传讹），其原意为“爱智慧”。最早使用“哲学”一词的人是公元前6世纪中期古希腊的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自诩为“爱智者”，把哲学视为一种人生方式和高尚境界，认为有人活着为名，有人活着为利，还有少数像他一样的人不为名不为利，为自己作出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专注于思考自然，增长智慧，这种人就是哲学家。

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在1S75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一书中，借用中国古汉语把西方的这门“爱智慧”的学问名称译作“哲学”。1S96年前后，中国学者黄遵宪、康有为等把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加以推广，后渐通行。（参见httP://josPhe.b1og.163.com/b1og/static/S603929200S2125445039S/网站，文墨江南《哲学百科》一文。）与此同时，西方哲学也正式传入中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中国哲学的面貌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哲学如同知识，人们既要热爱它，又要学习它，才能变得聪明智慧。光“爱智慧”而不“学智慧”还不足以使人变得聪慧。智慧不是爱出来的，而是学出来的。“爱智慧”还只是停留在感性阶段，只能爱出“感情”，而爱不出“智慧”。“学智慧”则升华到了理性阶段，通过理性阶段的探索寻绎，人们才能学到“智慧”，尤其是学到哲学智慧。

哲学的智慧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就像有智慧不等于有知识一样，有知识不等于有智慧，两者不成正比例关系。一个人即使掌握了古往今来的所有知识，他也不一定是很有智慧的人。而且按照哲学家芝诺“知识圆圈”的说法，一个人知识越多，无知也越多，这时如果处理不好“知”和“无知”的关系，反而会变成愚蠢的书呆子。要学智慧，哲学是一条捷径，所有学问中，只有哲学能直接称为智慧之学。

智慧比知识更能激发灵感，更有利于人的成功，因为智慧是活的，而知识却是死的，智慧具有主动进取的创造性，而知识却是被动守成的，与创造性没有必然联系，因此，智慧比知识重要。有知识无智慧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可怜而可笑的笨人。成功需要知识、汗水，更需要智慧、灵感。爱迪生说，成功是99%的汗水+1%的灵感，但这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具体展开一点说，这个灵感就是使人事半功倍、大获成功的机会、命运、概率、缘分，等等。从这个道理出发，可以对许多说法包括经典的说法重新审视，并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

人们往往认为搞创作尤其是搞文学创作，生活经历是最重要的，似乎生活经历越丰富，创作就会越成功。其实不然，有的人生活经历非常丰富，但缺乏智慧、灵感，也搞不成什么创作；而具备智慧、灵感的人，即使生活经历相对不那么丰富，也能创作，甚至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英国诗人拜伦从未到过某地，根本没有某地的生活经历，却也凭借智慧、灵感写出了有关某地的传世诗作。

中国历史上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跟他儿子说，写完10大缸墨汁就知道书法的秘诀了。但是他儿子如果缺智慧和灵感，即使写完100大缸墨汁也无济于事，事实上他儿子在书法上的造诣并不如他，尽管可能写完了10大缸还不止的墨汁。而具有智慧和灵感的王羲之本人未必写完10大缸墨汁，却写出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这样的千秋万代赞颂不绝的稀世墨宝。

企业家马云对这个问题深有感触，诠释得也很精彩：世上不乏流尽汗水、勤勤恳恳奋斗，最终却碌碌无为的人；比尔·盖茨是个“懒”（不是真懒，是智慧之懒，是身懒脑不懒）得读书的程序员，他又懒得记那些复杂的DOS命令，就编了个图形的界面程序，于是，全世界的电脑都长了相同的脸，而他也成了世界首富；麦当劳的老板懒得学习法国大餐的精美，懒得掌握中餐的复杂技巧，弄两片面包夹块牛肉就卖，结果全世界都能看到那个M标志；世界上最值钱的品牌可口可乐的老板更懒，不管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不管巴西的咖啡香味浓郁，弄点糖精加上凉水，装瓶就卖，结果全世界有人的地方，大家都在喝那种液体；一个公司里，每天最早来最晚走、像发条一样忙个不停的人，工资往往是最低的，而那个每天似乎游手好闲、没事发呆的家伙，往往是有创造智慧的，工资也是最高的。

对于智慧，“爱”和“学”是两回事，不能停留在、陶醉在“爱”的阶段，不能用“爱”代替“学”。历史上还从来没听说过光爱就能变智慧的人和事。人生有的时候在有些方面不但爱不出“智慧”，反而会爱出“愚蠢”。读者或许经常能够看见或听见如下的例子：坠入情网、死去活来的痴男怨女们，着实有爱，着实有情，但“情商”骤然飙升的同时，“智商”却急剧下降，平日里的聪明劲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一个个失去理性，成了最容易上当受骗的感性动物。

当然，“爱”与“学”、“爱智慧”与“学智慧”还是有内在的积极的联系的。“爱”是“学”的激素和动力，毫无“爱”可言，一点兴趣没有，“学”就难以进行，就难以有效果；同理，倘若不“爱智慧”，何谈“学智慧”，何谈变得聪明睿智。关键是要由“爱”而“学”，用理性的“学”接力感性的“爱”。事实上，不“爱智慧”、不“学智慧”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因此世间还是聪慧的多。

对于智慧既要“爱”要“学”，同时还要“用”。“学”和“用”也是两回事，不能停留在、陶醉在“学”的阶段，不能用“学”代替“用”。“学”主要地是得到知识，而“用”则主要地能增长智慧。知识多不一定智慧高，读书读成傻子的不乏其人。“一事不知，学者之耻”只是形容而已，一是根本做不到，二是也没必要做到，以为能做到并犯傻去做，本身就是缺智慧的表现。而高智慧的人却很容易知道如何获取有用的知识。“用智慧”不但是“爱智慧”与“学智慧”的目的，同时还可以使智慧成熟圆满，并且进一步得到增长。哲学应该是智慧之“爱”、智慧之“学”和智慧之“用”三者的结合统一，这样的解说更加契合哲学学理本身蕴涵的真意。

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遗传的智慧，美国有关科学家曾在人的大脑内发现了“天才按钮”，在大脑的K复合波中能找到高创造力与洞察力的“神奇焦点”，而且已证实智商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给下一代。这种遗传的智慧先于哲学，是学哲学的前提条件，这种智慧与哲学也是互动互长的，即一定的智慧是学习哲学的前提条件，而学习哲学又可以使原有的智慧进一步得以增长。

无论是先天带来多少智慧，还是后天增长多少智慧，一个人在智慧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应该冒点傻气，收敛锐气，和光同尘，韬光养晦，变得“大智若愚”。这种看上去的“若愚”其实是“大智”，这是智慧的崇高境界。如果智慧过人，恃才傲物，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反而有害于自身，或许就会应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甚至“反被误了卿卿性命”这样的谶言咒语。俗语所谓“傻有傻福”、“奸有奸祸”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理论上说，人生可以经历“愚—智—愚”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这最后一个阶段的“愚”实为大智，只不过这种大智看上去有点相似于第一阶段的“愚”而已，但此“愚”非彼“愚”，这两种“愚”其实只是表现形式类同，内在实质则天差地别。这个“愚”也就是郑板桥所说的“难得糊涂”一语中的“糊涂”，显然这个“糊涂”是聪明的“糊涂”，而非愚蠢的“糊涂”。这种外在像“愚”的大智境界是远离哲学的一般常人难以企及的，就像到了不惑之年仍然迷惑，到了天命之年仍然不知天命，到了耳顺之年仍然不能耳顺，到了从心所欲之年仍然不能从心所欲一样。能够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那是圣人孔子的境界修为。

远离哲学的一般常人终其一生或许只能经历“由愚而智”的发展过程，而难以再完成“由智而愚”的发展过程，达到“大智若愚”的崇高境界。“由愚而智”易，而“由智而愚”难。所以，芸芸众生悟透存在本质、参得生命真谛、知天乐命的少之又少；而为智所误，陷入无谓名利纷争、痛苦挣扎的多之又多。

大智若愚达到崇高境界并不意味着不讲功利、消极避世，只不过不急功近利，对待功利的态度以及获取功利的方法与处在第一阶段“愚”的人和第二阶段“智”的人迥然不同而已。大智慧必然是从根本上比小智慧更有利于人生的，X智慧就是这样的大智慧（关于X的“为我”的功用性，请参见本书上编第五篇《X与和谐——以老子哲学为例》的相关内容）。

在中国哲学中，智慧一词很早就出现了，如《墨子·尚贤》记载：“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孟子·公孙丑下》记载：“齐人有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然，这里的智慧倾向于实践之道，主要具有伦理特征，但明显也与哲理相关。这说明，中国古人不但先天智商就高，而且后天就是“爱智慧”、“学智慧”、“用智慧”的，其中不乏大智若愚之人，如老子、庄子等，因此，中国古代圣贤大哲层出不穷是毫不奇怪的。

（2）哲学曾为西方所垄断

哲学曾经一度被西方所垄断，好像只有西方有哲学，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则没有哲学，这是由历史造成的不公平、不真实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一直占据着政治和经济的主导地位，掌握着文化和哲学的话语霸权，因此，“西方中心论”得以盛行，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和哲学则被摒弃于“西方中心论”的视阈之外，被忽视和轻视，甚而被藐视和鄙视。

以黑格尔为代表和权威的“西方中心论”认为，历史、文化、哲学发源于西方。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的长篇序言中把中国、印度、埃及等东方国家统统撇开，认为真正的历史开始于希腊，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家园，也是西方哲学的家园。而发展到近代，日尔曼德国则是西方的中心。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对中国哲学不屑一顾，刻意贬低。按照三段论，黑格尔先评论孔子，次评论《易经》，最后评论老子，排在前头的最低级，排在后面的逐次高级。黑格尔最看不上《论语》，认为《论语》那一套只是道德说教、人生格言，在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里都找得到，谁都能得出来，算不上什么哲学，甚至一点思辨的哲学味道也没有：“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还不无嘲讽地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9—12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易经》和《老子》虽然有点像哲学，“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同上，第120页。）没有逻辑论证，也算不上什么哲学。因此，认为中国实际上根本没有哲学。黑格尔对中国哲学尤其对老子哲学是否盲目地具有一股自欺欺人的“压倒千古大哲的虚骄之气”呢？

实际上，黑格尔在否定中国哲学时，是否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对中国哲学中充满辩证思维的《易经》和《老子》也存在着某种变相的巧妙借鉴呢？（请参见本书上编第五篇《X与和谐——以老子哲学为例》的相关内容。）

即使在中国学界，也存在对中国哲学身份和地位的质疑和否定。目前中国的哲学学术研究，在总体上仍呈现为“中哲”、“西哲”、“马哲”三大部分，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对于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认识是比较趋同的，而对中国哲学则不断有人提出“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认为中国历史上有思想无哲学，就像有思想无自然科学、有思想无民主政治一样，从哲学学理和发生源头上质疑和否定中国哲学的独立性和合法性。

（3）中国也是哲学的故乡

然而怀疑也好，否定也罢，都只是一家之言，或只是一派胡言。只要不带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或一叶障目的偏见，就会承认这样的实际情况，即中国和古希腊一样，于历史文化发展的早期便自然萌发了哲学思想，涌现了哲学大家，形成了哲学流派，这些“思想”、“大家”和“流派”不但算得上哲学，而且一点也不浅薄，甚至其深刻程度与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相比也一点都不逊色。中国也是人类哲学的故乡之一。只要不带有成见或偏见，应该是可以认可中国哲学的。因此，哲学并不是西方所独有的，西方哲学也并不是先天优于东方哲学的。

孤傲骄矜、盲目自大的“西方中心论”毕竟底气不足，难以持久。到20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两大阵营的冷战，人们对世界文明尤其是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西方中心论”遭遇严重挑战，并最终颠覆崩溃。

这其间有三大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发挥了重要影响：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人斯宾格勒写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西方文化的各种危机弊端进行反思，认为世界文明分成几大块，而西方文明已步入没落期；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人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期”的概念，认为世界文明的起源在“轴心期”至少有三个，即希腊、中国和印度，如果加上以色列的宗教，则有四个；其三，冷战结束后，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长亨廷顿写了《文明的冲突》一书，认为人类面对的是一个由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等七大或八大文明组成的多文明的世界，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上述学者提出的世界文明多元化的思想，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情况，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黑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都是以文化积淀深厚、哲学思维发达而著称的德国的学者，但两人对世界性哲学问题的认知动机和学术水准却迥然相异。与黑格尔充满感性狂妄的“西方中心论”相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则明显具有冷静深沉的理性睿智，说出了哲学的历史和现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