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宝林传》残本七卷

跋《宝林传》残本七卷

山西赵城县广胜寺藏的金代刻经四十六种，民国廿四年(1935)由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影印流通，题作《宋藏遗珍》。此四十六种是“孤存古籍”，其中有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第一、二、三、四、五、八卷。

影印藏经会又用日本常盘大定发现的第六卷(原载昭和八年——民国廿二年，1933——《东方学报》第四期)补写第六卷。故共存七卷。

《宝林传》原编“秦”字，题为“新编入录”。其卷第二的首叶有原刻小字校记云:

失第二、第十两卷，而京师遍问皆无。遂取《圣胄集》，立章品，补此卷。由(犹)欠第十。(“立章品”是分章分品。上卷共分七章七品。)

可见此卷第二不是《宝林传》原文，但可以因考见《圣胄集》的内容是什么样子。

卷第二的末叶，又有原刻小字注文，杂乱不可读，其中有关《宝林传》的注文是:

长安终南太一山丰德开利寺经沙门云胜游礼赍行，借忘(亡)第二、第十，二卷。今取《圣胄集》补之。阙第十。

其实《宝林传》整部是一部杂凑的禅门伪史。杂凑来的资料很多，不但第二卷是用《圣胄集》补的。

第一卷是释迦文佛的传记，其中全收《四十二章经》，仅阙第一、二章及第三章的一部分。这可以说是《四十二章经》的一个古本，可以备校勘之用。

第五卷里，“第二十四祖师子比丘章，辨珠品第三十”题下注“五明大集”四字，就是抄凑的原书一种。此章师子比丘已被杀了。下一章“师子弟子章，横师统引品第三十一”题下注云:

此下一章，魏支疆梁楼三藏《续法记》。

师子比丘已死，法已“绝”了，故不得不捏造一部《续法记》，这又是杂抄来的伪书一种。

《续法记》杂乱荒谬的可笑，但伪造此书者已在神会的“传衣”大谎话流行之后多年，故书叙支疆梁楼至罽宾国，向达摩达曰:“某乙昔闻师子否迍于此，特访其由。”达摩达答曰:“自调御灭后——法教流行。迦叶传持大乘心印，如是相付，至师子大尊……其嗣者则南天竺国同学婆舍斯多，彼南天梵名曰婆罗多那也。自师子尊者在日，传付衣法，令速往南天。唯此同学，赈物利生，是传衣教。”这就是“续法”了。

日本发现的《宝林传》卷第六首章题为:

三藏辨宗章，示化异香品第卅二

题下有注云:

此章亦名《光璨录》。

这又是杂抄来的一种伪书。《光璨录》说是“黄初三年壬寅之岁，有中天沙门昙摩迦罗来至许昌……时有当土名僧光璨”记他叙述的话，“光璨命笔录之，编入僧史”。

卷六的次章题为:

第廿五［祖］婆舍斯多章，焚衣感应品第卅三。

有小注云:

亦名后魏佛烟三藏《五明集》。

这就是第三十品引的“五明大集”了。

所谓“佛烟三藏《五明集》”，其详见于《宝林传》卷八僧璨大师章之末:

自此集(指所谓昙曜《付法藏传》)后，又经一十三年，丙午之岁，［文］成帝敕国子监博士黄元真再穷佛典……时有北天［竺］三藏吉弗烟，译名佛陀扇多也，五天通明，并善神足，秦梵俱契……先翻释氏之经，次明菩提之传，就此之中，辨得其前后，于彼教纲，甄别宗承……先陈六叶，次述五明，指定古今，其详佛事。……

卷八第一章题为:

达摩行教游汉土章，布六叶品第三十九。

有小注云:

并梁武帝碑文，昭明祭文，并集于后。此一章亦名《东流小传》。

所谓《东流小传》，记达摩见梁武帝的事，作者号称“高座寺灵观”(见此章中)。此书是当时出的一部荒谬书，但颇影响后来的禅宗史!此传记达摩至广州:实梁普通八年丁未之岁九月二十一日。十月一日而赴上元，十月十九日渡江，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北，时当后魏第八主(明帝)太和十年。达摩被毒死，“时后魏第八主孝明帝太和十九年”。即“梁大同二年”。这种最荒谬的纪年，后来都被《景德传灯录》(影瞿氏藏宋刻本)采用了!(大正藏本同)

梁普通八年丁未(527)当魏孝昌三年。魏太和十年(486)当萧梁武帝永明四年!相差四十一年!魏太和十九年(495)当齐明帝建成二年。梁大同二年(536)也在四十一年后!这种最荒谬的纪年最可以证明《传灯录》是采用《宝林传》引的《东流小传》的。

此章中有昭明太子祭“南天竺国圣胄大师之灵”的祭文(《圣胄集》书名起于此)，又有梁武帝制的达摩碑文!都是最荒谬的文字。然而《传灯录》竟说:

初梁武帝欲自撰师碑，而未暇也。后闻宋云事，乃成之。

第卅九章之末，有这一句:

至唐大历年，代宗睿圣大文孝皇帝谥号［达摩］圆觉大师，敕空观之塔。

代宗死在大历十四年(779)五月。此处已称“代宗”，可见《宝林传》之编成至早不得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之前。

《曹溪大师别传》的伪作，忽滑谷快天因为其中有“先天二年壬子……至唐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一句，猜测建中二年(781)为《别传》脱稿之年。我赞成此说。《宝林传》的伪作也在这个时期，可能是同一个人或同一派无知的和尚制造出来的。

《宝林传》的编造是在唐德宗的时代，约当八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大概是无可疑的。因为日本和尚圆仁的承和五年(开成三年，838)目录，和承和七年(开成五年，840)目录，和承和十四年(大中元年，847)目录，都有:

韶州双峰山曹溪《宝林传》十卷，会稽沙门灵澈字明泳序。

可见这一大部禅宗伪史的总汇在九世纪的前期已很风行了。不过在那个时期，《宝林传》的编著还是会稽的有名诗僧灵澈，而不是后来署名的“朱陵沙门智炬”。(常盘大定发见的《宝林传》第六卷题“朱陵沙门智炬集”。朱陵不知是何地。)依据《唐诗记事》卷七十二，灵澈生于会稽，本汤氏子，字澄源(圆仁录作“字明泳”)，与吴兴诗僧皎然游。“贞元中(785—801)游京师，缁流嫉之，造飞语激动中贵人，浸诬得罪，徙汀州，后归会稽。元和十一年(816)终于宣州。”

灵澈的诗名很大，故这部伪史要假托灵澈的名字。(《唐诗记事》七十二辑有刘禹锡、柳宗元、权德舆、刘长卿、张祜、吕温诸人与灵澈有关的诗，可见他诗名之大。)

卷八第二章题为:

第二十九祖可大师章，断臂求法品第四十。

此章记惠可死于“非理损害，在隋开皇十三年癸丑之岁(593)……春秋一百七岁。”《传灯录》全采用此说，只加上“三月十六日”的日子。

此章又有法琳的可大师碑文，虽是伪作，但碑文中不言传衣事，与此章传记中达摩说的“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受袈裟以定宗旨……吾灭度后二百年中此衣不传”的话不相符合。碑文又说达摩“思宝珠已明，智灯将曜，法化有人，西归示灭”，也与前章所说达摩死于中毒，不相符合。我们可以推测是神秀普寂一派的作伪，故与后来“南宗”的伪史不完全相符合。

卷八第三章题为:

第十三祖僧璨大师章，却归示化品第四十一。

此章记僧璨于“后周第二主天平三年己卯之岁遇可大师”。《传灯录》改作“北齐天平二年”。其实高齐没有天平纪元，宇文周也没有天平纪元。天平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天平二年乙卯、三年丙辰，等于梁武帝的大同元年、二年(535、536)。天平没有己卯。于是有人校正《传灯录》云:

当作天保二年，乃辛未岁(551)也。(宋刊《传灯录》有不知名的校记甚多，此其一条。校记中常提到嵩禅师的《正宗记》，又提到“广灯”。即《天圣广灯录》，可见校记在宋仁宗后期，或在其后。)

相差十五六年，有什么关系?伪造的人只信口开河，校正的人也不须有根据。

此章又记“隋开皇十二年(592)壬子之岁”，“有沙弥年始十四，名曰道信”来礼僧璨。又记僧璨死在大叶二年丙寅(606)。《传灯录》也都照抄。

道宣的《续高僧传》里只在法冲传叙《楞伽经》的师承，有“可禅师后，粲禅师、慧禅师……那老师……”等八人，注云:“已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续僧传》卷十三(大正藏本卷十一)的《辩义传》里说:

仁寿四年(604)春末，［辩义］奉敕于庐州独山梁静寺起塔，初与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地……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禅师烧香求水，因即奔注。至粲亡后，泉涸积年。及将拟置［塔寺］，一夜之间，枯泉还涌。

这已可见僧粲之死还在仁寿四年(604)之前，可知《宝林传》说他死在大业二年(606)是信口编造的了。

八世纪前期东部沙门净觉作《楞伽师资记》，其中有“第四，隋朝舒州思空山粲禅师”的小传，也没有多少材料，只能记他:

罔知姓位，不测所生。按《续高僧传》曰，可后粲禅师。隐思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僧道信奉事粲十二年，写器传灯，一一成就。粲印道信了了见性处，语信曰:“《法华经》云，‘唯此一事实，无二亦无三。’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文字语言徒劳虚设也。”

大师云，余人皆贵坐终……余今立化，生死自由。言讫，遂以手攀树枝，奄然气尽。终于皖公山，寺中见有庙影。

这里还没有说起皖公山有薛道衡撰的《粲禅师碑》。《师资记》引“《续高僧传》曰”以下，只有“可后粲禅师”、“不出文记”九字是出于《法冲传》。道信奉事十二年，终于皖公山，几句似是根据《续僧传》的《道信传》。不过《道信传》只说

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信］闻而往赴，便蒙授法，随逐依学，遂经十年。师往罗浮，不许相逐，但［云］于后住，必大弘益。……

此传不曾说那［二僧］(可能原作一僧)之中有僧粲，也没有说他从罗浮回到皖公山。但看《辩义传》，可知庐州独山有粲大师的神话，在那传说里，他似是死在舒州的。思空山(司空山)与皖公山是紧相连的，独山在皖公山之东。僧粲往来于那几座山之间，是可能的。后来就让舒州皖公山的山谷寺独占“三祖粲禅师”的传说了。

皖公山山谷寺建立所谓隋薛道衡的《粲禅师碑》大概是在楞伽宗的神秀门下普寂、义福等人的势力最盛的时候，大概和上文提到法琳的《可禅师碑》是同一个时期制造出来的假史料。

薛碑似已不可见了。独孤及的《舒州山谷寺隋故镜智禅师碑铭》(《毗陵集》九)明明提到:

碑版之文，隋内史侍郎河东薛公道衡，唐相国刑部尚书赠太尉河南房公琯继论撰之。

《毗陵集》此碑之后有两件附录:一是大历七年(772)四月三十二日中书门下牒淮南观察史张延赏“奉敕宣赐谥号镜智禅师……”的牒文(碑阴正文);一是独孤及碑的碑阴题记(无作者姓名)。这两件碑阴都是可信的，因为那都是大历七年(772)立碑后的石刻。(《唐文粹》六十三也载独孤及此碑文，其后附有咸通二年(861)张延赏的曾孙张彦远的“碑阴记”，那是会昌毁法“塔与碑皆毁”之后咸通二年重刊碑文的题记，已在九十年后了。)碑阴题记中引了薛碑一段，房碑一段，参合讨论。其时三碑并存，故所引房碑一段六十二字可与《宝林传》载的房碑互相参校。

碑阴文说:

薛碑曰，大师与同学定公南隐罗浮山，自后竟不知所终。

其铭曰，留法眠兮长在，入罗浮兮不复还。

据此，南游终不复此地也。

这可见薛道衡碑之作是很早的。其时楞伽宗(北宗)极盛，似有学者细细研究了道宣《续僧传》里关于达摩以下诸师的资料，请文人用薛道衡、法琳等人的名字作慧可、僧粲诸师的碑志，并且刻石建碑。如薛碑所记，即是用《道信传》的底子，其中无名的“二僧”，一个坐实了是僧粲，一个也有了名字，称为“定公”。但此碑还谨守《道信传》的结论，只说他们“南隐罗浮山，不知所终”。

此碑是楞伽宗的正统派建立的，故“南宗”的《宝林传》里不提他。《宝林传》此卷收有房琯做的《璨禅师碑文》。神会是房琯的朋友，故房琯此碑完全是用神会的见解，——神会的“菩提达摩南宗”的法统史的看法，——来发挥的。《宋高僧传》的《慧能传》说:

弟子神会，若颜子之于孔门也。……会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宋鼎的《能大师碑》，当时刻石建立的不止一处，大概洛阳荷泽寺，韶州曹溪山，邢州开元寺，各立此碑。会昌毁法时，诸碑皆毁，独中央政权达不到的邢州一碑尚存。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第一千二百九十八，皆著录此碑。可惜此碑文已亡失了。)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画图缋其影，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

房琯的《六叶图序》，我们已看不见了。但房琯的《璨禅师碑》的全文保存在《宝林传》里，凡有一千二字，还可以显示神会的见解用房琯的文字刻在石上。试引一段作例子:

如来以诸法付群龙，以一性付迦叶。［迦叶］付阿难，至菩提达摩东来付可，可付大师。传印继明，累性一体。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至今号为三祖焉。

这里“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这十四字一句话，若不读我近三十年中校印出来的神会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的敦煌写本，谁都读不懂其中的意思。在《南宗定是非论》里，有这一段问答:

远法师问:唐国菩提达摩既称其始，菩提达摩复承谁后?又经几代?

［神会］和上答:菩提达摩西国承僧伽罗叉，僧伽罗叉承须婆蜜(当作“婆须蜜”，下同)，婆须蜜承优婆崛，优婆崛承舍那婆斯，舍那婆斯承末田地，末田地承阿难，阿难承迦叶，迦叶承如来付。唐国以菩提达摩而为首。西国以菩提达摩为第八代。……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经有一十三代。

远法师问:据何得知菩提达摩在西国为第八代?

和上答:据《禅经序》中具明西国代数。又惠可禅师亲于嵩山少林寺问菩提达摩西国相承者，菩提达摩答一如《禅经序》所说。(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胡适的新校完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页八四九。参看胡适校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卷三，页一七八—一七九。又参看胡适的《荷泽大师神会传》，第三章《菩提达摩以前的传法世系》。)

神会误认了东晋晚年庐山译出的《达摩多罗禅经》的首段(序)里的“达摩多罗”就是“菩提达摩”，这是一个根本错误。这个根本错误，经过了一千几百年，中国、韩国、日本的禅宗信徒到今天都不觉悟。庐山译的《禅经序》里略举了大迦叶以下“诸持法者”，只举了九个人，其中第八位是达摩多罗。神会误认了这个名单就是菩提达摩在印度的传世法系，这是第二大错误。他没有印度佛教史的知识，就没有想从释迦如来到菩提达摩，这一千多年，怎么只有八代!所以八代之说，不久就被驳倒了，推翻了。天宝以后，佛教各派系纷争法统，纷纷提出“菩提达摩以前在西国共有几代”的问题，有提出二十四代的，有提出二十五代的，有提出五十一代的，八代太少了，五十一代又嫌太多了，故后来渐渐归到“西天二十八祖”的说法。

但《宝林传》里的房琯居然有“有迦叶至［璨］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的文字，恰与敦煌出土的两本神会《南宗定是非论》相印证。这一点就够证明此碑确是神会托房琯作的，也够证明此碑文是一件重要的史料。

试再引此碑的铭词云:

迦叶至我兮，圣者十人。

貌殊心一兮，相续一身。

我们若不知道神会《南宗定是非论》的西国传法自迦叶至达摩只有八人之说，也就不懂“圣者十人”的话了。

房碑是何时撰刻的呢?

碑文中说:

洎皇唐天宝五载，有赵郡李常，士林精爽，朝端向望，自河南少尹左迁同安郡别驾。怆经行之丘墟，慨茔垅之芜没。兴言改举，遐迩一辞。于是启坟开棺，积薪发火，灰烬之内，其老耿然，胫骨牙齿，全为舍利，坚润玉色，鉴铛金振，细圆成珠，五彩相射者，不可胜数。四众争趋，叹未曾有……宝塔肇兴，庄严云备。……非别驾李公，孰能权与建立光若此者乎?

此卷在碑文之后，有叙事一长段，可与碑文参证:

天宝五载，乙酉之岁，(适按五载是丙戌，乙酉是四载。)有河南少尹李常特往荷泽寺问神会和尚:“三祖师墓在何所?弟子往往闻说入罗浮而不还，虚［耶?］实耶?”和尚答曰:“夫但取文佳合韵，赞大道而无遗。若据实由，墓在舒州山谷寺北。”

是时李尹虽知所止，心上(尚)怀疑。其年七月十三日奉玄宗敕贬李尹为舒州(即同安郡)别驾。至任三日，僧道等参李尹，李尹问曰，此州有山谷寺不?三纲答，有。李尹问，寺后有三祖大师墓虚实?上座僧惠观答，实有。其年十一月十日，李尹与长史郑公及州县官僚等同至三祖墓所，焚香稽白，发棺而看，果有灵骨，便以阇维，光现数道。(阇维是火葬，即碑文说

的“积薪发火”。)收得舍利三百余粒。李尹既见此瑞，遂舍俸实禄，墓所起塔供养，一百余粒现在塔中。使人送一百粒与东都荷泽寺神会和尚。和尚于浴堂院前起塔供养。一百粒，李尹家中自请供养。

这两段记述是很有趣的。看李常问的“入罗浮而不还”，明明是所谓薛道衡碑的文字。神会答“文佳合韵”，也明明是指薛碑不可靠。此传说李常与神会问答在先，而李常贬舒州在后。但我们读《旧唐书·玄宗本纪》及房琯、韦坚、李林甫诸传，可以明白房琯与李常都是天宝五载(746)七月为了韦坚、李适之两案被李林甫贬谪的。房琯从给事中贬为宜春太守，李常从河南少尹贬为舒州别驾。宜春在今江西宜春县，与舒州相去不很远。大概在李常离开洛阳之前，神会就授意给他，要他发掘所谓“三祖墓”了。把两百年的“灵骨”掘出来火葬，得着舍利三百余粒，这都是预定的计划。所以，我们猜想房琯作塔碑，可能是他在宜春太守任内的事，约在天宝五六年之间，刻碑可能也在那时候。

《宝林传》记房琯的官衔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清河郡开国公”。房琯作宰相是天宝十五年(756)七月的事，封清河郡公是至德二年(757)十二月的事。这都不是碑文上的官衔。独孤及在大历七年(772)作《三祖镜智禅师碑》提到“唐相国刑部尚书赠太尉房公琯”，那是房琯死后追赠的官了。

四八、十一月尾写成

据《胡适手稿》第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