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两版序言和跋

《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全称是《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于1917年8月至9月，本书有两版序言和一个跋。

列宁在第一版序言里说明了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目的。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者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这个“特别重大的意义”说明，《国家与革命》一书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俄国十月革命即将爆发，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写成的。“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 概括地说，就是三个需要：

第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既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进一步加速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反映。

这场战争教育了人民，促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迅速高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战运动和罢工运动，反战要求和革命激情空前高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发展。战争引起了革命。革命高潮的到来，必然把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如何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因此，列宁在“序言”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际意义了。”

第二，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需要。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在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国家与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主张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针对帝国主义性质的反动战争，提出了两个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从而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为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成为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列宁指出，这个流派主要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奇以及以稍加掩饰的形式出现的策烈铁里、切尔诺夫；德国的谢德曼、列金、大卫等；法国和比利时的列诺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得；英国的海德门和费边派，等等。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也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

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为了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们主张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鼓吹“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反对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无产阶级参加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引诱人民群众离开革命道路，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的行径，不仅使无产阶级队伍内部产生思想混乱，更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因此，列宁认为：“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第三，俄国十月革命的需要。

当时，沙皇俄国既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又是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1917年3月（俄历2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政府，成立工兵苏维埃，取得了俄国第二次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胜利，这就是俄国历史上的“二月革命”。但新生的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外继续进行战争，对内残酷压榨劳动人民。这时，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应该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并制定出实行革命转变的路线、纲领和方针。同年7月3日发生“七月流血事件”，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动用军队镇压彼得格勒和平示威的群众，死伤400多人。接着，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又下令逮捕列宁，查封《真理报》，布尔什维克党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新的形势向无产阶级提出了最迫切的任务，这就是：再一次进行革命，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在7月至8月间秘密召开党的六大，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为了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来武装革命人民成了一项特别迫切的任务。所以，列宁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因为这个问题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为了恢复和捍卫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肃清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解决时代所提出的这些迫切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列宁在侨居瑞士期间，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著作，翻阅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书籍，在1917年1月至2月间写下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读书笔记。同年8月至9月，列宁在俄国和芬兰边界的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子里，利用在瑞士的研究成果，写下了《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

初版跋主要说明《国家与革命》一书第七章只写了一个标题，为何没有完成的原因。因为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政治危机“妨碍”了列宁，列宁说：“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 

列宁的第二版序言非常简短。正文仅一行，加上标点共28个字，说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节，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补写的。

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1918年8月抛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肆意攻击和诋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表了自己“自以为是”的观点。考茨基一方面指出十月革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另一方面考茨基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列宁及其政党所走的夺权道路，违背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考茨基认为，现在的俄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成为一个巨大国家的统治者，这是一个远比1871年无产阶级取得对巴黎市的统治更为重大得多的事件。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巴黎公社比苏维埃共和国优越。巴黎公社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各个社会主义派别都参与了这个事业，没有一个派别置身于它之外或者被它排除在外。相反的，今天统治着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是在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取得政权的。这个政党是在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排除于统治机构之外的情况下行使其权力的。 

考茨基说，对于像俄国无产阶级斗争这样的巨大事件，是不可能漠不关心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迫切地要表示态度，要热烈表示态度。我们尤其感到迫切，因为我们的俄国同志今天所遇到的那些问题明天也可能对西欧具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决定性地影响着我们的宣传和策略的性质。

考茨基认为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统治是专政代替了民主。考茨基认为俄国革命的发生并不意味着能够必然引发欧洲革命，因为欧洲革命是一个假定。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老原则：即革命是不能被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条件中产生的。但是西欧的条件是同俄国的条件如此地不同，以至于俄国的革命并不必然引起西欧的革命。当1848年法国发生革命时，革命立刻蔓延到法国以东的欧洲地区。然而它蔓延到俄国边界就停下了。反过来，1905年俄国发生革命时，在俄国以西的地区也引起了一些较强烈的选举权运动，但是，并没有引起可以被称之为革命的运动。所以人们毕竟不该因为布尔什维克预期发生欧洲革命而过分责怪他们。 

考茨基讲，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了欧洲普遍革命这张牌上。如果这张牌赢不了，他们就不得不陷入一条使他们面临无法解决的任务的道路。他们必须在没有军队对付强大而凶暴的敌人的情况下保卫俄国。他们必须在普遍崩溃和到处贫困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为人人谋幸福的政权。实现他们所努力争取的一切目标所需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愈欠缺，他们就愈要用赤裸裸的暴力强制、专政来代替所欠缺的方面。人民群众中间对他们的反对愈大，他们就越发有必要那样做。这样，用专政来代替民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向社会主义的“无痛苦的过渡”，显然要求迫使任何反对派批评沉默下去。

为了进一步论证俄国革命用“专政代替民主”的事实，考茨基援引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决议中的话：“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以及孟什维克的代表应被排除在外，同时并建议一切工人、兵士、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将他们上述派别的代表开除出去。”考茨基评价道，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有一定刑事罪行的某些人的。凡被控对政权犯有罪行者，将立即给予逮捕，毋须再予以开除。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的优免权。考茨基论断道：“在这里，从苏维埃内开除的并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但是这实际并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意味着凡是站在那些政党立场上的一切无产者都丧失了选举权，他们的选举不被计数。达方面是没有一定界限的。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23条规定：“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起见，凡是为了损害社会主义革命而滥用其权利的个人或整个集团，均应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剥夺其权利。”为此，考茨基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左派的境遇抱屈，考茨基这样形容道：在布尔什维克刚刚把孟什维克的和社会革命党中派和右派反对派从苏维埃里赶出去之后，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左派之间就爆发了大斗争，他们本来是同这个左派一起组成政府的。于是社会革命党左派中间的大部分人也从苏维埃里被开除出去。考茨基认为，这就把整个反对派都宣布为被剥夺公民权者。因为任何政府，即使是革命政府，都会发现反对派滥用其权利。但是这不足以保证无痛苦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因此，考茨基总结道：在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享有政治权利的、作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基础的人们的圈子愈来愈小了。虽然其出发点是要求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内的一党的专政。然而在一个时期内，它也许还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专政。“今天则甚至连这一点都值得怀疑了” 。

列宁针对考茨基的歪曲和攻击，当1918年《国家与革命》再版时，增写了第二章第三节。列宁在这一节中，引证了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并根据十月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从理论上驳斥了考茨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在革命实践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两版序言时间相隔很短，时差一年零四个月。第一版序言写于1917年8月，第二版序言写于1918年12月，第二版序言是对第一版简洁的补充。虽然第二版序言没有对第一版作出什么“文字”上的评价，但通过新增的内容“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可以看出列宁对自己所著作品的严肃态度，列宁既没有因现成的作品而“故步自封”，也没有因对自己已经初步成型的思想成果而“沾沾自喜”。增加的小节表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深思和理解，这不仅仅体现了列宁作为革命导师孜孜以求的、不断学习思考的严谨态度，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