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放弃任何机会

犹太人逃离欧洲前往最终目的地——美国的时间比第一批到达美国定居的清教徒晚了几年，可追溯到 1654 年 23 个葡萄牙犹太人从那些致力于驱逐、迫害他们的葡萄牙人手中逃脱，抵达新阿姆斯特丹港，也就是现在美国的纽约。他们逃离欧洲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信仰自由和躲避不公正待遇，还为了寻找新的商业机遇。据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就可能有犹太血统，而且他的重要助手有两三名都是犹太人。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哪里有钱，哪里就有犹太人。”也可以这样说，哪里有机会，哪里就有犹太人。犹太人从来不放弃任何机会。美国不仅仅是欧洲人发现的新大陆，也是犹太人的机会大地。许多欧洲犹太人很早就漂洋过海，到美国寻找发展的机会。美国给犹太人提供了一块发展潜能巨大的空间。

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其经典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描述美国是“一个清新和稚嫩的乳房”——一个没有旧欧洲的仇恨和狭隘的地方，一个可以给予那些在别的地方遭受歧视之人公平机会的地方。对于犹太人来说，机会意味着祝福和恩赐，给他提供一个巨大的舞台。所不同的是，虽然犹太人在欧洲也曾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反犹主义还是如影随形，尤其是“二战”时希特勒的残酷迫害，让他们不得不逃往美国。美国的繁荣和大批犹太人的到达有很大关系，他们不仅从社会的边缘跻身美国的上层社会，还为美国的繁荣和富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00 多年前，当来自欧洲的移民乘船到达美国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女神像底座上镌刻的就是这首不朽的十四行诗《新的巨像》。而这首诗的作者，就是美国著名的犹太女诗人爱玛·拉扎勒斯。

不似那铸成铜像的希腊诸神

征服者的双腿横跨两岸

在这浪拍夕照的大门

将矗立起一个伟大的女人

她手中的火炬是囚禁的闪电

她的名字是“流亡者之母”

她灯塔般的手臂闪耀着对全世界的召唤

温柔的目光俯视着连接双城的海港

她呼喊着，张开沉默的双唇：

“古老的土地，留下你华丽的传奇

给我送来你疲惫的人，你贫穷的人

你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

让他们来吧！

被你丰饶的海岸推走的不幸的人们

被风暴席卷、无家可归的人们

在这金色的大门边

我为他们举灯照明。”

其实，在自由女神像的背后，不仅留下了爱玛的名字，还留下了普利策、阿道夫·奥克斯、凯瑟琳·格雷厄姆、沃尔特·李普曼、路易斯·布兰代斯、卡多佐、波斯纳、戴维·鲁本，以及哈罗德·伯尔曼、亚伦·德萧维奇等人的赫赫大名，他们为美国和全人类的新闻出版自由和司法正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没有普利策，就没有自由女神像。1883 年，法国雕塑家精心雕塑了自由女神像，却因经费不足难以施工。普利策不仅亲自捐款，还在《世界报》上呼吁民众捐款，最终使这项伟大的工程于 1886 年圆满竣工。他与那些只想勒索房租而不管房屋维修的贫民窟房东作斗争，与欺诈的警察和行为可疑的政客作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甚至连他的竞争对手赫斯特也不得不承认，普利策是“我们国家生活中一股最强大的民主力量”，是“国内外新闻界的一座灯塔”。正如他自己所言：“永远为进步和改革而战；永远不容忍不平和腐败；永远与各政党蛊惑民心的政客作斗争；永远不依附于某个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和掠夺公众利益者；永远不要丧失对穷人的同情心；永远对公共福利尽职；永远不满足于单纯地印刷新闻；永远要绝对地独立；永远不惧怕抨击坏事，不管做坏事的是巧取掠夺的富豪，还是故意搞破坏的穷人。”1875 年他在一次政治集会上的一番话依然那么惊人地切合现实：“在这个国家，金钱势力的增长已大得惊人，它与政府的种种联系以及它对政府的兴趣令人深感忧虑……但愿我们的华盛顿政府永远不会屈从于百万富翁的权利而漠视数百万民众的意志。”

如果说普利策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那么，《纽约时报》的创始人阿道夫·奥克斯同样是一名理想主义者。他不仅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只登正当合理之新闻”的办报原则，而且努力创造一个独立、客观、负责、诚实、富有尊严和值得信任的大众媒介。他用事实证明，高发行量、高利润和高品质新闻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在奥克斯的影响下，《纽约时报》虽历经百年风雨仍然风格不改，成为一个巨大的报业帝国。它不仅是一份报纸，还是一家社会公共服务和慈善机构。至今，奥克斯的一句名言还被雕刻在《纽约时报》行政大厅里他的半身铜像下面，他名言的原意是：“公正报导新闻，无所惧，亦无所私。摆脱两党偏见，摒弃宗派分歧，不受利益所惑。”这句话被奉为《纽约时报》的言论原则。

凯瑟琳·格雷厄姆则受命于危难之际，在自己父亲创办的《华盛顿邮报》奄奄一息的时候扭转乾坤，被称为全世界最有权威的女强人和犹太女人，因为正是她搞垮了尼克松。她敢于坚持真理，捍卫新闻出版自由，为自由女神增光添彩。

在《世界报》写过评论文章、又在关键时刻支持过凯瑟琳·格雷厄姆的犹太人中，有一位伟大的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他一生中写出了总数超过 1000 万字的时政文章，不仅约见过赫鲁晓夫，还与罗斯福共进早餐，与丘吉尔一起讨论过“二战”进程，并被戴高乐奉为上宾，还与肯尼迪讨论美国国务卿的人选。他以自由的思想征服和影响了世界，受到美国政府以及各国首脑和外交机构的高度重视。他就是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沃尔特·李普曼。他曾说过：“这是一个生活乐趣太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现代人的暴行更加肆虐，但是某些邪恶也同样有所减退——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平等的权利已经植下了根基。唯有进步，才使世界变得更加人道与合乎理性。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衡量世界的标尺。”李普曼及其同道们，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进步的标杆和伟大的制衡力量。

除了新闻自由以外，法律和正义其中也浸透了犹太人的心血。在今天，纽约和华盛顿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当中，有 40%是犹太人。在历届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总共出现过七位犹太裔大法官，他们是布兰代斯、卡多佐、法兰克福特、高德伯格、傅德斯、金斯伯格和布莱尔。布兰代斯一生捍卫民众自由，反对国家侵犯公民的权利，被誉为“人民的律师”。在他的专著《别人的钱》中，他还大力抨击托拉斯和金融寡头，认为他们不仅控制了市场，钳制了舆论，甚至还左右了法律。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谈及股票市场时，一般都会援引布兰代斯这样一句话：“公开应当被推荐为消除社会和工业弊病的补救方法。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

犹太人常常被看作“机会主义者”。他们习惯于流浪生活的反复无常和艰难困苦，也能很快适应反犹主义者的歧视，并能把非常有限的机会发挥到极致。当他们获得了借贷的机会，就很快成为银行家；当他们获得了买卖的机会，就很快成为优秀的商人；当他们获得发言的机会，就迅速变成一流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不仅服务于犹太同胞和社区，也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他们依靠的不是他们的天才，而是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拼搏精神，他们把劣势变作优势，化腐朽为神奇，不断地驱动，不懈地努力，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机遇只依附于能力”。

要正确理解犹太创新精神的根源，就必须认真了解犹太人的传统和历史。正如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所说：“如果我能从希特勒和他的毒气室里幸存下来，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功。”也就是说，犹太民族之所以成为不屈不挠的民族并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不是由于“他们被允许活下去，而是因为他们不被允许活下去”。当新世界无限制地为他们敞开通往信仰、真理和法律的阳关大道时，他们发现并创造了无数个新的机会，在金融、医疗、钻石、法律、影视、电脑、新闻出版、服装玩具、美容、通信、娱乐、风险创投和高科技等无数领域成为执牛耳者。一句话，犹太人的成功就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和“走自己的路”。正如一位犹太学者克里夫茨在《犹太人与钱》一书中所言：“无论是流浪给犹太生活带来的颠沛流离，还是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与包围，迫使犹太人在不知不觉中必须处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正是极大的苦难和几千年的颠沛流离，培养了犹太人极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变化能力，以及把握机会的能力。他们不仅能够不断地产生新的想法，还能够发现和洞察市场的需求，并想方设法利用团队的力量去满足这种需求。如果不能如此，便意味着死亡。

对犹太人来说，常常处于生死的边缘，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机会，就不可能生存。因此，在丹·塞诺和索尔·辛格所著的《创业的国度》一书中，他们把以色列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来源归结为“以色列在世界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以色列的成功出现在所有可以公平竞争的领域。他们认为，以色列的座右铭是“你越要禁锢我，我越要证明我可以出去”。无论如何要寻找机会，必须获得成功。“以色列人会很自然地拥抱互联网、软件、电脑以及电信的角斗场……在这些行业里，国界、距离以及运费都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事实上，创新和智慧才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