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管理的基础理论

　　1912年，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基于生产函数说明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概念，指出创新是生产函数或者供给函数的变化，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的组合”。之后，创新理论开始朝着两三个方向发展。技术创新学派从技术的创新与模仿、推广、转移的关系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技术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认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将极大地促进技术创新，并提出了著名的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制度创新学派则把创新与制度结合起来，对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都看作是一种“创新过程”。在两者基础上产生的“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则突破了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揭示了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双向因果链条，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视为两个不可分割的范畴，认为技术和制度变迁互为选择力量，强调技术与制度两者的交互作用。

　　随着社会学、政策科学和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加之世界各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普遍重视，政府创新管理从三个层面进一步得到了理论支撑。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系统讨论了科学的体制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状况，以及科学内部的社会结构。创新政策学则整合了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认为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生的经济概念，政府的许多行为都会对创新行为施加影响²⁰。公共管理学则从效率、有效性和服务质量等方面来关注科技创新的政治管理、资源管理与方案管理过程和结果，尤其是引入公共治理的多层级治理、多中心治理和网络治理等模式探讨创新计划、组织、控制、激励等问题，强调政府的战略视野和变革能力²¹。

　　整合以上理论，新熊彼特主义将社会制度视为推动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首先提出了创新体系的概念，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决定一个国家内技术学习的方向和速度的国家制度、结构和竞争力，国家之间创新绩效的不同主要在于系统的失效和多样性；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需要政府、技术、商业、法律、社会和财政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性支持²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