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认为美国是唯一存在工匠精神的土壤，格里菲斯迫切地想改变这种认知。“我并不认为这是独一无二的，”他一边给儿子赫胥黎换尿布，一边在Skype上很直接地说：“就民族文化来说，我认为南非和澳大利亚的文化都和美国非常相似。”
格里菲斯认为，美国只是比其他国家更注重宣扬它200多年的工匠历史。他承认美国有更多的创新者和发明家，但并不会比那些同样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但缺乏足够的先进工具的前沿国家多。
更刻薄地说，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创新大潮“完全只是军事资助的成功，并没有别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每个军用部门，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并不只是在总量上很大，按比例来说，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总投入的10倍”。
格里菲斯也对美国不从事生产制作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生产制造并没有完全从美国流失，尤其是那些最高科技、最困难的生产制造。
“美国有能力资助最疯狂的研究。”他说。在澳大利亚，没有足够的风险资本给那些“最尖端、高风险的研究”提供资助。格里菲斯已经快40岁了，他发现了美国与澳大利亚文化的众多不同。澳大利亚试图通过提倡工匠文化来追赶美国，比如，超过200万的澳大利亚人仍然关注汽车的创新，将最先进的计算机装进汽车。在美国，大多数的厂商都热衷于定制化汽车，而不是讨论是否要在汽车引擎外面包一个塑料壳子。格里菲斯认为，澳大利亚人从来没有想过装载芯片的汽车是否会获得成功。
“工匠是一个很古怪的词，”他说，“那些专业的人会认为这个词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他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对于美国的年轻工匠来说最大的阻碍就是读书时期的债务，而不是缺乏创新的点子或者技能。“那些最聪明的人在24岁时会面临一笔25万美元左右的债务，因为他们要开始考虑和他们的另一半组建家庭。你会怎么选择？你不得不选择去华尔街工作。你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接受了教育，但你欠这个世界25万美元。你会去那些愿意为聪明的大脑支付更多金钱的地方工作。”
格里菲斯说，他愿意为他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为钱工作。“我对能源问题感兴趣，”他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完全不会因为环境恶化而感到害怕，能源问题近在眼前。”他鼓励年轻的工匠参与解决那些他们感兴趣的大问题。
格里菲斯认为，商业世界在这个时代发展迅速，我们无法保证能够在那些曾经赚钱的地方持续地赚到钱。例如金融行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认为是可靠稳定、工资又高的工作。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银行职员是被裁员最多的职业，整个行业一时半会儿也很难从危机中恢复。
美国人像以往一样抱怨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能，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时，情况的确是这样，但现在制造业开始有所回流，在某种程度上，争论也在减少。
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山景城的谷歌公司在2012年年初决定在离总部仅15分钟车程的工厂中生产它最新的Nexus Q无线家庭影音播放器。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工资快速上涨，电子产品的组装不再首选在当地完成。事实上，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在2012年4月，大约有1/3收入在10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公司计划将他们的制造中心转移回美国。
格里菲斯称，对于创新的不安存在于世界的每个角落。“在澳大利亚，人们想要得到英国的教育体系和美国的创新体系；在英国，人们又想要得到美国的教育体系和德国的创新体系；在德国，人们想要澳大利亚的创新体系和日本的教育体系——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缺乏竞争优势。”
尽管格里菲斯对于可能产生的新东西非常着迷，但他也表明，各个国家展现出对于未来创新的想象也仅仅停留在想象层面。“创造性的新事物的数量接近于0，这让人非常震惊。”他说。一个健康的工匠文化显然要与现实结合，并利用其将未来的发展与过去的成果联系起来。“在21世纪初，我们在研究倒立摆，而亨利·贝斯曼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始研究陀螺仪了。”
疯狂地追求创新和新的东西会不断地与过去的创新者产生摩擦，这是美国工匠的一个优势。当创造一些新的实用的东西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所包含的傲慢与谦卑——前人也许已经做过类似的东西。
有了这个认识后，我们就可以将劳动成果融入美国例外主义的漫长历史，获得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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