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货公司的争鸣

余观察东西大势，深感香港在国际贸易上地位之重要，商业之兴，地价与日俱增，势所必然……

——永安创始人郭泉

1874年的一天，香港皇后大道1上行人如织，三个乡下人打扮的华人带着三分畏惧、七分好奇打量着周围的世界。他们的目光很快被一家装修富丽的商店吸引，透过橱窗，可以望见店内景象——货柜上琳琅满目地摆放着从未见过的商品，大鼻子的洋人穿梭其间，偶然还能看到一两个穿着讲究的中国人，时近中午，西洋糕点的香味幽幽飘来，不禁令人食欲大开。

三人不约而同地咽了下口水，这才意识到肚子饿了，但他们明白这个地方可不是自己这样身份的人能进的。摸摸口袋，迈步走开，到街边的一个熟食铺买了三只粽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三人来自广东省香山县沙涌村，是堂兄弟关系。年龄最小的那个才14岁，名字叫马应彪，此行跟两个堂兄前往澳大利亚淘金，因错过了从澳门出发的轮船，只能辗转到香港坐船。马应彪生平第一次出远门，被香港的繁华世界所吸引，懵懂无知的他还不知道刚才逗留的那家商店就是香港赫赫有名的连卡佛百货，只是觉得新鲜而神秘。

其实，何止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百货商店2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从功能上讲，百货商店有点类似中国民间的集市，市井百姓几乎可以从中买到生存所需的一切。明代以后，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北京、广州、上海等人口密集、贸易发达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小型杂货铺。北京有一类“荷包店”，专卖荷包、针线、烟袋、袜子、手套等日用品，主营本地产品。然而，不论京货店，还是广货店，经营方式偏原始落后，商家占据主导地位，漫天要价、欺行霸市等现象屡见不鲜。所售商品种类有限，大多属于家庭作坊生产的手工制品，品质粗糙，质量也没有保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洋货涌入刺激了本土零售业的发展，上海、广州等地开始涌现大批“洋广杂货店”或“华洋杂货店”，以售卖西洋货见长，譬如锁具、灯具、刷子、玻璃器皿等。到1870年前后，商品种类日益繁盛，甚至出现了中国作坊的仿制品。3不过，这些杂货店在经营理念和手法上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

同一时期，美国出现了最早一批的百货商店，如麦西、金贝尔、乔丹·马什、瓦纳梅克等。4而在1874年，连卡佛已在香港耕耘二十四年之久，在香港上流社会之中享有一流的名声。

二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香港开埠不到十年，物资紧缺，两个初来乍到的苏格兰商人Thomas Ash Lane与Ninian Crawford在维多利亚港边用竹子搭建了一个简陋商店，兜售面包、糕点等西式商品。全香港只此一家，洋人争相抢购，生意火爆异常。两人很快鸟枪换炮，进驻大厦商铺，设立公司经营，各取双方姓氏命名为Lane Crawford，中文叫做“连卡佛”，即香港第一家百货商店。

当时，洋行热衷大宗贸易，看不上零售商店，香港只有一些华人开设的小商铺，洋人所需日用商品只能去印度采购，极其不便。连卡佛的出现，填补了西洋百货店在香港的空白。

凭借旺盛的消费需求、独一无二的商品供应，连卡佛发展神速，很快在皇后大道、德辅道中等黄金地段开设分店，经营品种从食品扩展至服装、布料、洋酒、古董等，并附设酒吧和西餐厅，是各国移民、上层华人、名流富贾购物休闲的不二场所，引领一时风尚。

马应彪不久即将搭乘轮船奔赴澳大利亚，没有人知道香港连卡佛匆匆一瞥，给他留下怎样的记忆。

二十五年后的1899年，马应彪在香港面对11名好友同仁慷慨陈词：“大英帝国便是以商立国，商业全系国运，美国商人在议会之中举足轻重……之所以商人在他国能有如此地位，是因为做大事业，不在乎蝇头小利，诚实不欺。中国传统商人斤斤计较，欺瞒顾客，因此为人不屑。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不二价，而且百货齐全。从洋人手中夺回利权，商业救国。”5

1900年1月8日，香港皇后大道中172号，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开业了，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百货公司。

二十五年，从懵懂无知、茕茕孑立到家国志气、一呼百应，马应彪究竟经历了什么？

与香港许多商业家族一样，这也是一个被“淘金热”改变了命运的异乡人的故事。不同在于，场景从美国旧金山转换到澳洲墨尔本。马应彪的父亲在那里奋斗多年，却仅够为他支付一笔单程路费。但对一个只读书三年便挑起养家重担的农村少年来说，一张船票就意味着命运的转机。

1874年，马应彪搭乘利兹号轮船抵达墨尔本。在华人当中，另外一个名字或许更符合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想象——新金山。1851年，金矿的发现让这个不到3万人口的小城成为全世界最热闹的土地，华人干脆把它叫做“新金山”，区别上一轮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出于对财富的渴望，马应彪之父以“卖猪仔”6的方式加入淘金大军，却终究没有摆脱如影随形的贫穷。

马应彪到来的时候，淘金热虽然已经冷却多年，但由淘金带动的经济发展却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据统计，当时在澳大利亚谋生的华人大约有4万，他们主要有两条生路：一是在城镇从事手工业、服务业，二是到地广人稀的西部地区从事农业劳动，开垦荒地，种植水果、蔬菜等农作物。当时香蕉在澳洲非常畅销，为了限制竞争，农场主拒绝向外人出售香蕉种子，一些华人便让人从中国捎来种子，跑到澳洲北部的昆士兰州种植，栽培出更加受当地人欢迎的香蕉品种。几年之后，华人便打败本地农场主，在香蕉种植方面崭露头角。7

不过，马应彪并没有像其他华人那样，立即投身劳工大军，他认识到在澳洲立足并取得长足发展，第一要务是掌握语言，为了学习英语，他跑到一家杂货店，免费做了三个多月学徒。初步掌握了一些日常用语后，马应彪又到一家农场做工，此后还尝试过多种工作，语言能力获得极大的提升。几年后，马应彪开垦荒地，种植果蔬，在街头摆摊，英语帮了他的大忙。

马应彪注意到，由于语言障碍，华人商贩无法与顾客充分沟通，交易不畅，再加上一些华商爱占小便宜，利用交流障碍设置种种误区，令西方人颇为厌恶。马应彪灵机一动，用英文标注菜名及价格，承诺绝不短斤少两，居然大受欢迎，生意日益兴隆。周围的华人菜贩竞争不过他，索性与其合并一处，委托马应彪代为经营，最后按比例抽成，抱团将生意做大。

1890年，马应彪与几名同乡在澳洲最大的城市悉尼创办永生公司，经营香港与澳洲之间的果蔬贸易。马应彪显然抓住了爱默生所说的“商人的诀窍”——“把一种货物从丰富的地方贩到稀少昂贵的地方”，从贩运时兴果蔬中赚取了丰厚利润，将永生经营得风生水起，在悉尼商界声誉鹊起。

由于经营得法，永生公司发展迅猛，一度垄断悉尼的果蔬生意，永生旗下的6艘海船往来香港、悉尼之间，每周都有新鲜蔬菜、水果到岸，悉尼几乎所有的菜摊、果栏全靠永生公司生存。

马应彪在悉尼华人中的威信与日俱增，这为其事业进一步拓展建立了基础。

华人在澳洲大多从事苦力劳动，如矿工、农工等，有点小钱后就会开店，以洗衣店最常见，再大点也有人承包农场。无论哪种谋生方式，没有不省吃俭用、以便将来把钱带回老家的。澳洲银行歧视华人，华人也不太信任外国银行，况且华人没有居留权，去银行存款手续异常繁琐，很多人不懂英文，存取款就更加不方便了，因此赚了钱宁可自己放着也不会存到银行。

但这样难免有闪失，出于安全考虑，就需要一些值得信赖的保管者。马应彪为人诚信可靠，在华人圈有目共睹，悉尼的大小华商、普通华工纷纷把资金存到永生公司，委托他代为保管。这样一来，马应彪手中掌握了大量流动资金，涉入金融行业的条件日益成熟。

1892年，马应彪在悉尼创办永泰昌金山庄8，并回香港开设分号，为往来香港、澳洲的华人提供出国、入境、汇兑、代购船票等一揽子服务，从水果经销商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跨国金融家。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回国，马应彪邂逅了刚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的同乡孙中山，聆听了一番济世救民的高论。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称，数年后，马应彪加入兴中会，曾担任同盟会庶务长，为革命党筹措资金，他的永泰昌金山庄则成为输送革命资金的重要金融通道。9

往来香港、澳洲之间，马应彪在感受香港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的同时，深刻体会到香港华商巨大的观念落差。在悉尼乔治街有一家名叫Anthony Horden&Sons的商店，商品琳琅满目、摆放有序，顾客几乎能在那里购买到所有需要的物品。10反观香港，连卡佛早已称霸多年，鲜有敌手，而华人仍固守着小商贩思维，不思进取，几乎和二十多年前没什么两样。

1900年，马应彪提议组建一家明码标价的百货公司，香港华商认为不合华人传统，应者寥寥，大多是马氏同乡。马应彪只得求助澳洲华侨，十余名侨商响应号召，其中无一人来自零售业，但香港百货业的变革却将由这群人掀起。他们凑足2.5万港币，联合创办先施百货，选中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72号的三层建筑，装修花去2万，只剩下区区5000元可用来进货。11

作为发起人和大股东，马应彪担任先施第一任正司理（总经理），副司理由同乡李月林担任。马应彪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提出“不二价”制度，明码标价，以诚示人，同时谢绝讨价换价，与传统华商店铺“划江而治”。这一制度乃是先施的灵魂，“先施”二字取自《中庸》“倘未能先以诚实施诸于人，断难得人信任”，同时也是英文“sincere”的译音，寓意不言自明。

经营布局上，先施将一楼用于销售日用百货，二、三楼列为商场，销售布匹、成衣等高档商品。

但5000港币委实可怜，实在进不来多少货。马应彪别出心裁，精挑细选，一次只进少量商品，等回款后马上补货。由于迎合市场需求，货品数量少，避免压货风险，实现“货如轮转”，资金周转率极高。这种“少进货、广采购、多周转”的策略也成了先施的经营方针。12

连卡佛经营西洋百货，消费对象主要是洋人和富裕华人，普通华人不敢问津，只能到华人商铺采购。而传统华人商铺经营方式落后，商品均无明码标价，经常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现象；另一方面，顾客讨价还价，颇费口舌，买卖双方互不信任，买卖两难。先施成立后，专以普通华人为目标客户，价格亲民，明确不二，免去讨价还价的繁琐低效。

马应彪的另一项创举是“凭票退货”制度。先施出售的商品不论大小，一律开具收款单据，顾客不满意即可凭单据退货。这种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让习惯一锤子买卖的香港市民大为震惊。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马应彪破天荒地聘请25名女店员，开了女性站柜台的先例。这在当时极为轰动。要知道，那时还是清朝，女性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一种禁忌，连卡佛也不敢越此雷池。为了破除禁忌，马应彪颇费了一番周折。马夫人带领两个小妹以身示范，成为先施最早的女售货员。13先施最终顺利招到一批长相标致的年轻女子，身着统一服饰在开业时亮相，消息传出，香港市民蜂拥而来，将店铺围得水泄不通，还惊动当局派警员维持秩序。

由于围观者众多，一连几天先施都无法正常营业，马应彪不得已将女店员撤下。但经此一闹，脆弱的传统链条迅速破裂。不久，全香港的商店纷纷用年轻漂亮的女性代替灰衣短打的伙计，连卡佛等百货公司也开始引入女性货员，聘用女店员成为流行，马应彪再次启用女店员。

先施声名鹊起，生意并未随之起色，一个月下来，反而小幅亏损，一些合伙人打起退堂鼓。

有股东分析认为，“不二价”制度让顾客在心理上认为赚不到便宜，跑到别家；而周日休息制度相当于每周多支付店员一天工资，增加了经营成本，应当废除。马应彪请求再宽限两个月的时间，以观后效。

不料，一个月后，先施刚扭亏为盈，就被一场台风摧毁了店铺。

1900年8月，台风来袭，先施二、三楼铺面尽毁，损失惨重，被迫迁至永安街，另觅经营场所。遭此一劫，一些观念保守、理念不合的股东拆股撤出，这无疑火上浇油，马应彪辛苦坚持才不致破产结业。先施在永安街开业的同时，原址重建工作也提上日程，但由于当时香港建筑条例落后，重建审批程序繁琐冗长，加上先施资金短缺，直到四年后才完成重建。14

1904年，先施在原址重新开业。先施的多灾多难，似乎佐证了香港华商界对百货公司的一贯看空，这期间香港并无一家百货商店开业。但先施重新开业后否极泰来，当年便派发一期红利，还剩9万港元盈余，此后连年有余，引发香港商界瞩目，一时间，华商纷纷效仿。

蔚为大观的百货公司创建大潮中，有一家名叫永安的后起之秀，对先施构成了不小威胁。

1907年8月28日，距离先施百货几步之遥的皇后大道中167号，永安百货开张营业。

马应彪并不感到讶异。几个月前，28岁的同乡郭泉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料到迟早有这么一天。但郭泉速度如此之快，多少令马应彪有些吃惊，他忧心的是，永安别把先施拖入恶性竞争。

马应彪很快发现自己多虑了。永安开业当天，他作为同乡与同业应邀出席。永安货架上的商品与先施有所差异，除了门口的迎宾小姐长得漂亮一些外，并没什么特别之处。马应彪如释重负，但后生可畏，还是低估了郭泉的商业格局。

郭家祖籍广东省香山县竹秀园村，世代务农，家有薄田二十余亩，郭泉是六个儿子中的老三。郭泉15岁远渡檀香山，打过杂工，做过生意。等到其他五个兄弟在澳洲立足，他才姗姗而来，到斐济主持生安泰公司，经营果蔬百货，为创办永安公司攒下不少经验。

马应彪年长郭泉近二十岁，几乎相差了一代人，与他并不相熟，对其二哥郭乐还算有些了解。这了解多半来自生意，马应彪的永生公司养活大批华人摊贩，其中一个就是郭乐。

永生公司有个名叫郭标的合伙人，是郭乐堂兄，郭乐初到悉尼时，由他引荐到永生做伙计。

郭乐精明干练，富有奋斗精神，将马应彪视为榜样，有一段时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开办一家永生公司那样的果蔬批发行。1897年8月1日这天，这个梦想终于成真了。悉尼当地一家华商开办的“永安栈”果栏寻求出售，郭乐与好友梁创、马祖星、彭容坤等筹集1400英镑盘下，更名为“永安果栏”，此后郭家兄弟相继赶赴澳洲悉尼谋生，协助郭乐将永安果栏做大。15

郭乐、郭泉是六兄弟中最出色的两个，他们将郭家发扬光大并非偶然，有两件事很能说明这点。

郭乐初到澳洲时投靠大哥郭炳辉，两人在墨尔本一家农场做苦力，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劳作，直至天黑。这样的日子郭炳辉过了整整七年，天天如此，他却对此感到满足，并不打算作任何改变。两年后，郭乐离开了郭炳辉，到悉尼冒险，临行前留下这样一句话：“为别人赚钱，不如为自己赚钱，若还想有大出息，就该请别人为自己赚钱。”16

永安果栏在1879年开业，郭乐任司理（经理），主要经营水果批发业务，兼营百货批发和零售（主要是中国土特产）。由于经营得当，永安果栏发展十分迅速，在悉尼总共开设了四家店面，职工近百人，郭乐便把郭泉等一干兄弟召唤过来，分担一些管理工作。到1990年，在郭氏兄弟的合力经营下，永安果栏终于超越马应彪的永生公司，成为悉尼最大果蔬批发商。当然，应该看到，马应彪将经营重心和产业资本转向香港先施公司，是永安超过永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规模的扩张，永安需要增大采购力度，其中香蕉供应尤其紧迫。

澳洲对香蕉的需求非常巨大，本地种植园无法满足巨量需求，水果经销商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盛产香蕉的斐济成为热门之选。悉尼到斐济乘坐帆船，单程至少要一个月，并且风高浪大，风险极大，也因此利润增加不少。以往每到香蕉成熟前一个月，郭乐便亲自去斐济采购，但在风浪里谋利，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能够建立稳定的供应体系，便可坐收渔利了。

1990年，郭泉向郭乐提议：“兄弟最好不要老窝在一起发财，应多辟几条财路。”

郭乐深以为然：“我正是这样想的，兄弟间，应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不管怎样，兄弟到老总是兄弟。”

于是，郭乐拿出1000英镑给郭泉做本钱。用这笔钱，郭泉在斐济重起炉灶，事业发展壮大后，郭泉又把钱还给了郭乐。创业之初，他就对郭乐说过：“这笔钱算我借的。”17

值得一提的是，华商之间虽然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但又常常一处抱团打天下，特别是开拓有风险的新事业时更为如此。郭泉在斐济创建的公司并非他们兄弟独资，而是由澳洲香山籍华侨集体投资，三家公司合办，其中包括马应彪的永生公司，以及大新百货创始人之一蔡昌创办的泰生果栏，因此在命名时从永生、永安、泰生三家各取一字，即为生安泰果栏。

由于郭氏兄弟率先在斐济打开局面，加上永安出资最多，所以永安在生安泰占有控制权和管理权。反过来，生安泰的成功也令其获利不菲、实力大增。据《上海永安公司史料》记载，生安泰在斐济以每条2先令收购大条香蕉，运到悉尼后批发价高达5先令，每条至少可获利3先令。后来，生安泰在斐济开辟种植园，招募华工种植香蕉，实现自产自销，利润更大幅提升。

生安泰于1903年开业，1919年因三家公司转向香港、上海百货业而停业。期间，因为权力分配、分销比例等利益问题，三家公司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地里却免不了一番钩心斗角，“挖墙脚”、“抢户头”等情况时有发生。不过，永安因为掌握主动权，所以常常占据上风。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他们涉足百货业后有增无减，成为一大特色。

郭泉可以说是生安泰奠基人，他主持生安泰期间，在斐济建立了二十多个收购站，每个站点有两三名采购员，除收购香蕉外，还经营百货推销，主要从当地居民手中收购椰子干、贝壳、海参等土特产，椰子干转卖给英国人用来制造肥皂，贝壳卖给纽扣生产商，海参则向中国出口。

当时斐济有六十多家同类公司，大多数是资本雄厚的外商，生安泰资金有限，无力与之竞争。而永安果栏在悉尼也发展到了一定规模，积累下可观的资本，除经营水果外还兼营百货批发与零售，兜售花生、瓷器、丝绸、大米、白酒等近百种产品，初具综合商店形态。

在制订未来发展计划时，郭乐萌生创办百货公司的想法，但他自感势单力薄，考虑到经济政策、消费习惯、工资水平等种种因素（比如，澳洲对华人征收高额的盈利所得税和遗产税，打压华人商业活动，华人经商可谓困难重重），认为在澳洲很难立足，于是便将目光投回中国。

郭乐在《回忆录》中记下此时心迹：“我国工业固未萌芽，则商业一途也只小贩方式，墨守陈法，孜孜然博蝇利而自足，既无规模组织，更茫然于商战之形势。余思我国欲于外国人经济侵略之危机中而谋自救，非将外国商业艺术介绍于祖国，以提高国人对商业之认识，急起直追不可……”18

马应彪在香港创办先施百货的消息传开后，郭氏兄弟静观了一段时间，认定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也动了去香港开百货公司的念头。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年轻的郭泉肩上。

1907年8月28日，郭泉紧跟马应彪脚步，以16万港币创办香港永安有限公司，涉足百货零售业。相比先施，创业之初的永安颇为简陋，仅一间铺面、二十余名员工，除百货外兼营金山庄的各种业务，如办理出国手续、投递信件、汇兑外币等，主要面向来往的华人。

郭泉在香港戮力经营，背后更有郭乐等人在澳洲的鼎力支持，很快便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百货大王”之争。这一次，郭氏兄弟能否延续果蔬生意的辉煌，上演后来居上的超越？

俗语说“同行是冤家”，先施与永安是中国最早的两家百货公司，在发轫之初，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均衡——看似和平相处，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暗流汹涌。个中利害，几件小事便可管窥而知。

为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马应彪在1909年2月27日到香港当局立案注册，将先施从商号改组为有限公司，设立董事局，使之初具现代公司的形态。与此同时，马应彪为扩大经营添招新股，由于先施盈利前景得到广泛认可，认股者众多，不仅有马应彪兄弟马焕彪、马永灿，还有澳洲华侨陈少霞、夏从周、许敬枢等人，扩股之后，先施股本扩大到20万港元。

马应彪随即展开大手笔扩张，一并租下德辅道中215～221号相连五个商铺，新建四层百货商场，规模上为香港当日第一大百货公司，一楼出售百货、烟酒、五金、糖果等小商品，二楼出售服装布匹，三楼出售珠宝、钟表、乐器等贵重物品，四楼出售地毯、家具等大件商品。19

这种布局方式模仿欧美百货公司，充分考虑客流、购物与商品陈列的关系，对商品销售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经过马应彪的探索而成为先施一大经营特色，并迅速被其他百货公司效仿。

当日香港商业中心集中在皇后大道一带，德辅道周边是新开发地区，交通不便、人流稀少、店铺疏落、消费冷清，因此，马应彪的这次扩张起初并不被看好，选址时好友、股东多有劝阻。

马应彪却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此地目前虽荒凉萧条，但随着城市规模扩张，日后必可成为繁华街区，此时正应趁地价便宜抢占先机，于是力排众议，将先施迁往德辅道中。

事情果如马应彪所料。一年之后，电车开通，德辅道人流如织，店铺林立，迅速热闹起来。先施占尽地利之便，再加上马应彪经营得法，推广有术，比如率先从美国引入霓虹灯招牌装点门面，吸引客流，生意自然十分兴隆。不仅日进斗金，还将人气不足的德辅道带动成为新兴的商业街，更进一步促进了自身营业额的提升。几年间，先施在德辅道盈利剧增数倍。

先施百货的兴盛引起了永安的注意。1909年，郭乐把澳洲生意交予几个兄弟打理，亲赴香港主持大局。1912年，永安由私人合伙制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但并未对外招股，郭乐任总监督、郭泉任司理，并提出“统办环球货品”的口号，主营洋货，只有绸缎、火腿、皮蛋三种国货。

与此同时，永安迁到德辅道中紧邻先施，租赁四间铺面，建造五层高总部大楼，装潢、设施、面积、气势均压先施一筹。先施股东看不过去，指责永安跟风，郭泉击道：“凭什么你来得，我就来不得？”马应彪则大度地说：“店多旺市，永安不来别家也会来。”20

第二年，马应彪即在德辅道中173～179号大肆购置地皮，仿照美国纽约百货大厦的样式建造六层高的总部大厦。

正当先施大楼紧张施工之际，郭泉将目光投向了仓储建设。1916年，永安公司在德辅道西修建五层钢筋混凝仓库，即香港有名的“永安货仓”。永安公司的一位主管曾夸口称：永安货仓存储的罐头，足够全香港人口数月食用。21这一年，永安改组为“公共有限公司”，公开向外招股，将股本扩大到200万港元，使以上扩张成为可能。

马应彪也不落其后。1917年，先施突破重重障碍，在香港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成为香港首家进入资本市场的百货公司，为其日后的迅猛扩张打开了资本通道。这一步，又走在了永安前面。

1917年1月8日，先施成立十七周年之际，开工三年的总部大楼如期竣工。这座建筑共有三座大门，分别面向三条街道，结构恢弘，气派非凡，并率先使用升降机载客，两部升降机直通六楼，楼顶开辟游乐场，附设咖啡厅、酒吧、餐馆，夜间还有歌舞杂耍表演，将风头又抢了过去。

先施、永安不仅在香港你追我赶，明争暗斗，还将战火引至千里之外的上海南京路。

1917年10月，先施在香港德辅道六层大楼竣工的时候，上海先施百货建成开业。郭氏兄弟也不甘寂寞，紧随其后，将永安百货开到了上海南京路，与之咫尺之遥。这对“冤家”在十里洋场再次碰头。

上海最繁华的地段第一当属外滩，第二就是南京路。20世纪这条黄浦江畔东西向的乡间小道早已发展为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当日的民谣“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一语道破南京路之金贵昌盛。

经过反复考察、勘测，马应彪选中南京路中段北侧紧邻日升楼的一块地皮，即今天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与浙江中路、湖北路交会的五岔路口一带。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当时这里几乎是整个南京路最糟糕的路段，仅零星散布着一些茶楼、食铺和小商店，生意清冷寡淡。

自古商家开店都讲究热闹繁华，先施却反其道而行。问题是，把百货商店开在这样的地段能行吗？

马应彪似乎具有一种发现“价值洼地”的独到眼光，每每反其道而行，往往收获奇效。当初选址香港德辅道便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一次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此地位处五岔路口，向北有电车直通上海火车站，大量行人旅客从此经过，消费需求巨大，南面则是上海富人区，存在大量潜在优质客户，因此大有发展为繁荣商业中心的资质。

当时，这块土地属于英国雷士德洋行的产业，马应彪以年租金3万两白银的价格，一次性租下648～700号二十多间联排门面，拿下共计二十余亩土地三十年的使用权，投资兴建先施百货大楼。22

此前马应彪已经于1912年在广州建成一座五层高的百货大楼，耗资40万港币。这一次进军上海，他专门拨款60万港币。后来为与永安竞争，大楼越建越高，所需资金也越来越多。不断在香港招股集资，最后建成竟然耗去200万港币之巨，整整是广州先施的5倍。

郭氏兄弟也盯上了这个地段。

1915年7月，郭泉与四弟郭葵拍马赶到上海，行至南京路日升楼地段，同样认为这里最具开发潜力。但他们弄不清路南、路北哪一侧人流多，郭泉想出一个办法，两人一早开始分守南北两侧，过一个路人便取一粒豌豆放入口袋中，到晚上再统计数目，一连数日，最后发现路南人流大，于是选定南京路南侧开店，对面就是热火朝天的先施工地。

郭泉选定的这块地皮当时属于犹太籍地产商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的资产。哈同人称“地皮大王”，精明强干，看到郭氏兄弟对这块地皮情有独钟，便有恃无恐，提出了异常苛刻的条件，比如两年内以15万两白银建造房屋，并需在哈同指定的外国建筑师监督管理下建造，建成后向哈同认可的保险公司缴纳水火保险，租约期满后土地与其上房屋建筑一并收回，等等。23

按照哈同的报价，这片地皮每年的租金高达5万两白银，比先施高出近一倍。但永安公司显然也看中了这里的发展潜力，不希望先施百货一家独占。为了占据地利之便，郭泉大笔一挥，签订了三十年的租约，从1916年4月1日算起，到1946年4月1日终止。24

先施从1914年开始在南京路修建百货大楼，1915年听闻永安跟了过来，连忙派人打探消息，探知永安准备建造一栋六层的商业大厦，于是临时改变规划，从五层增建到七层。得知此事，郭氏兄弟遂决定加盖一层塔楼，比先施高出丈许，取名“绮云阁”。先施方面收到情报，又在楼顶紧急增建一层塔楼，命名“摩星楼”。由于无法继续加盖，这场高楼竞赛便以先施获胜告终。

1917年10月20日，先施百货大楼竣工，一举成为南京路上第一高楼，时称“中华百货第一楼”。

先施之前，上海已有四家英国人开办的百货公司——惠罗、福利、泰兴、汇司，不过它们都是面向洋人和富有华人的，商品价格奇高，普通市民根本不敢问津。先施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百货公司，面向全体市民，“经营高、中档洋货”，共计万余种商品，此外还提供酒店、餐饮、娱乐等多样化服务，不仅“华人惊为此前未有之大观，即西人亦叹为观止”。25

当日，先施开业典礼上，沪上名流士绅济济一堂，马应彪迎来送往，春风满面。郭氏兄弟作为同乡也受邀前来，亲眼目睹了上万民众对百货公司的热情。最后，他们的目光掠过汹涌的人流、流光溢彩的珠宝首饰、琳琅满目的商品百货，穿过玻璃橱窗，投向对面在建的永安大楼……

先施开业在前，刚好给永安提供了参考借鉴的样本。一年多来，永安公司每天都在观察、分析对面的先施，从商品品种、陈列、定价等各个方面借鉴对方的长处，吸取对方的不足。先施有的商品，永安一定要有，先施没有的商品，永安也一定要有。总而言之，要做到棋高一着。

为了不输给先施，永安制定了堪称严苛的经营方针：“凡是上流社会所需的商品，公司应有尽有，顾客只要叫得出商品名称，公司总设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为此，永安不仅派遣专员到英、美、日等国采购，还到全国各地四处搜罗地方特产，采购、储存商品达上万种。

开业前数月，永安就开始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制造声势。在畅销沪上的《申报》连续刊登两周“开幕预告”，开业当天更是推出大幅广告，开业后连续半个月刊登“鸣谢来宾”启事，此后广告如常，宣传力度有增无减。据《上海永安公司史料》一书统计，上海永安百货开业前后短短四个月内，仅广告支出一项，累计花费竟高达8000多银元。

永安大楼分三期，一期耗资110余万港元，二、三期1924年才全部竣工，共耗资227余万。上海永安公司原定股本50万港元，一期建成后运营状况高于预期，当时西方强国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压迫，工商业获得空间发展，永安股东决定趁机扩大经营，最终追加股本到200万港币。其中香港永安投资40万，占股20%，为第一大股东，郭氏家族占股5.6%，其余为外来投资者。上海永安管理层由香港总部抽调得力人手担任，包括郭乐、郭泉在内的八名董事全部来自香港永安，当中有两名和郭氏是亲家，因此可以说郭氏实质上掌控了永安董事会。此外还聘请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为荣誉董事，为的是行走方便。

1918年9月5日，永安百货一期工程竣工开业。由于事前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永安取得开门红，第一天营业额便突破1万银元，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和商品市价计算，足可购买1500石（约合11吨）中等白粳米。26永安以齐全的商品抢了先施风头，时人都说，“只要你有钞票，跑进永安公司吃、穿、用、玩、生活需要样样都有，供你一生，用不着再出门”27。

百货商场开业后，为了增加客流，永安、先施争奇斗艳、寸步不让。老上海有句话叫做“先施马、永安郭”，就是形容南京路上这场百货大战。先施大楼里建有东亚饭店，拥有141间客房，永安推出大东旅社，客房142间；先施在楼顶设有先施乐园，乘坐电梯直达楼顶，花2角即可尽情观赏上海风景，永安则建造永安剧场，上演粤剧，并在楼顶开辟大东茶室；永安还创办了上海第一家舞厅（大东舞厅）、第一家旱冰场（永安跑冰场）、第一家娱乐场（天韵楼游乐场）；先施声称“统办全球百货”，永安则直接派人到欧美各国采购，紧跟世界潮流，引得上海富人争抢；先施推出优惠券，低价促销生活用品，永安不动声色吃进，让先施吃了一个大暗亏……

有意思的是，上海永安不少管理者来自先施高层，比如掌握经营大权的“监督”职务是香港先施创始股东郭标。郭标与郭全、郭乐是近亲，也是马应彪在澳洲创办永生果栏的合伙人与总经理，在华侨中威望甚高。先施、永安抢占上海南京路，都曾争取他投资，因与郭氏兄弟是堂兄弟，并且郭全许以“监督”之职，与之分享大权，所以郭标最后投资了永安。

在商人面前，利益至上，先施一马当先，永安步步紧逼，争斗又岂止百货业，又岂止上海一地？

早在1915年，先施便涉足保险业，在香港成立先施保险置业公司，专营水火保险，同一年，郭氏兄弟在港集资61万港元，创办永安水火保险公司；1923年，马应彪创建先施人寿保险公司，两年后，永安人寿保险公司注册成立；1922年，先施在香港创办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永安则于1931年在南京、香港两地注册永安银行；先施在上海开办家具厂、化工厂、化妆品厂，永安也跑到上海，开办印染厂、纺织厂。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1921年成立，通过不断兼并扩张，一度发展为仅次于无锡荣氏“申新”系统的全国第二大纺织集团。

香港、上海，有先施必有永安，有永安必有先施，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等到后来，已经分不清谁先谁后。久而久之，马、郭两家形成一个奇怪的共识——唯有两家汇聚一处，才能共同繁荣。至于生意场上的竞争，也是生存所需，虽然激烈，却不至于水火不容，虽有时下级人员擅自促销杀价，但总体而言，两家都比较规矩，适可而止，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否则两败俱伤，岂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正是这种节制、理性的竞争关系，牵引着先施、永安渡尽劫波。后来，郭乐、郭泉的侄子郭棣活赢娶马应彪之女马锦超为妻，两家关系更上了一层。

20世纪初叶，先施、永安的商业成功如一盏灯塔，给浑浑噩噩的中国商人们指出一条明路。意识到百货公司是一门赚钱生意，人们如过江之鲫般投身这项事业，在这些后来者当中有两家公司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与先施、永安并驾齐驱的“百货巨子”，它们就是“大新”和“新新”。

大新百货几乎可以视为永安百货的翻版。

先施公司的十二名创始股东中有一个名叫蔡兴的澳洲华侨，也是香山农家子弟，少年时远赴澳洲谋生。由于同乡的关系，蔡兴与马应彪有所往来，马应彪创办永生果栏时，蔡兴入股，成为合伙人。后来，蔡兴之弟蔡昌去悉尼投奔他，就被安排在永生果栏做帮工。

蔡昌善于观察，又肯吃苦，他发现金矿华工没时间进城采购，于是低价收购每日卖剩的果蔬运往矿区出售。从中赚取了第一桶金后，蔡昌在悉尼开办了自己的泰生果栏。蔡昌虽然起步晚，又是小辈，做生意却丝毫不输他人，在他经营下，泰生果栏与永生、永安三分悉尼果蔬市场。

马应彪十分欣赏蔡昌。1900年先施成立之初缺乏人手，马应彪便委托蔡兴，把蔡昌招致麾下，委以重任。十年后，掌握百货公司经营诀窍的蔡昌从先施辞职，与兄长蔡兴联合创办大新百货，取“旭日初升，大展新猷”之意，英文名为“The Sun”，蔡昌担任总经理。

大新百货初始股金40万港元，选址先施、永安总部汇聚的德辅道中，租赁一处狭窄的铺面。虽身处先施、永安围攻之下，蔡氏兄弟吃苦耐劳，经营有术，大新百货1912年开张后便发展迅速，很快在香港立稳脚跟并积极向外扩张。1916年，蔡氏兄弟在广州惠爱中路建成一座五层高的百货大楼。两年后，大新又在广州西堤建成一座十二层混凝土大厦，规模之大，气势之恢弘，冠绝华南，到20世纪20年代初一直是广州城最高的建筑。

1932年，蔡氏兄弟公开招股600万港币（实际募集不到500万），挥师北上，进军上海南京路。这时候，南京路上硝烟四起，开业六年之久的新新百货正与先施、永安激烈地争夺市场份额。

与大新一样，新新公司也是先施旧部创建，不过，过程却比蔡氏兄弟创业曲折得多。

先施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广州先施、上海先施都是分公司，受香港方面节制。上海先施效益大大高于香港总行，但公司财务却由总行统一计算调拨，管理层日益不满。到了1923年，上海先施开业第五个年头时，监督黄焕南、经理刘锡基决定带领一帮手下脱离先施，另起炉灶。

黄焕南、刘锡基都是百货行业的老手，但他们手中资金有限，勉强够开一家中等规模的百货商店，显然不足以与先施、永安抗衡。这件事传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简照南耳中，简照南有意支持二人开办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与先施、永安竞争，于是兴致勃勃地提出入股，不料条件尚未谈妥，简照南忽然病故，计划便搁置下来。

不久之后，澳洲华侨李敏周归国，来上海寻求机会。李敏周娶了黄焕南的外甥女，于是便找到黄焕南，请他在先施公司帮忙安排一份工作，黄焕南劝他道：“不如开一间罢。”28黄焕南把李敏周介绍给刘锡基，年龄相仿的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决定联手创业。他们从《大学》一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得到启发，取“新新”二字为公司名称。

刘锡基在上海、香港两地招股，从沪粤商领袖陈炳谦、陈雪佳等人以及广东银行创始人李煜堂、东亚银行股东李星衢那里募集到100余万港元，但至少还需要200万。29李敏周随即动身前往悉尼，以“推销中华国货”为宗旨向澳洲华侨招股，成功招股150余万，并自掏腰包，一共筹集180万港元，后来又从上海民间散户募股，终于凑齐300万启动资金。30

新新公司地址就选在广西路与南京路交叉口西北角，面向南京路，与先施大楼仅一街之遥。这块地当时同样也归哈同所有，新新公司以每年8万两白银的价格租下，租期三十年。

新新公司计划修建七层高钢筋混凝土大厦，分前后两栋建筑，从二层往上中空，两翼相连成为一个整体。前座一至三楼为商场，四楼为办公区，五楼货仓，六楼、七楼建造游乐场、餐厅；后座一层与前座相连为商场大厅，二层酒楼，三至五层为旅店，其余楼层设置茶楼、剧场。整栋建筑用了两年时间建造，1925年底竣工，1926年1月正式开门营业。

新新大厦设计前卫，结构新颖，内部装潢也大胆采用最新技术与产品，是上海第一家装置冷气空调的百货大楼，七楼西餐厅更是聘请法国大厨任主厨。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位于六楼的广播间，用玻璃墙隔成，顾客对墙内的广播场景一目了然，吸引大批市民前来参观，时称“玻璃的广播电台”。31

刘锡基、黄焕南都是先施功臣，熟知先施、永安的优势与不足，他们采取差异化竞争的策略，避开先施、永安领先的洋货业务，主营国货精品，打出“提倡国货”口号，在“玻璃电台”就此大做广告，并采取有奖促销等多种营销手段，赢得大批顾客的惠顾。后来，在历次“国货运动”中，新新因提倡国货而获得迅猛发展，最终与先施、永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正当新新高速扩张之际，厄运不期而至。

先是上海爆发工人大罢工，新新被迫中断经营，继而总经理刘锡基积劳成疾，不治身亡，李敏周接任总经理。李敏周起先在新新势单力薄，因为解决了一次罢工危机，这才当上总经理，此后不断吸纳散股，逐渐成为大股东。与此同时，李敏周在香港开设分公司，将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不料1935年，就在新新公司即将迎来开业十周年时，一名当值喝酒被辞退的公司警卫闯入李敏周办公室，开枪击中其心房，李敏周在送往医院途中不幸身亡。

新新公司规定，员工犯大过三次，一律开除。该名警卫已被记大过两次，值班时再次酩酊大醉，被人事主管发现后当即革职。人事主管不堪其扰，推说“老板关照”，于是迁罪于李敏周将其杀害。

李敏周至死不明白警卫为何向他开枪。据说，他在救护车上曾醒来一次，留下最后一句遗言：“我一生从未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何以竟遭人杀害，大概是命中注定如此！”32

新新还沉浸在李敏周去世的悲痛中时，竞争者已经到来了。1936年1月10日，大新大厦在南京路西藏路口落成开业，楼高十层，营业面积1.7万平方米，位居上海百货业之首。

当时，上海百货业主要有五家公司，全部集中在南京路，除先施、永安、新新外，还有澳洲华侨创办的从香港发源的丽华百货，以及上海商人投资创建的专门销售国货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丽华百货是由先施伙计创办，规模较小，始终处于下风状态。国货公司亦无力与香港帮正面竞争。

大新的加入无疑会加剧竞争，也因此，大新尚未登场，就让各家百货公司捏了一把汗。

大新开业前夕，先施、永安、新新联手通知国货厂商，以停止采购为威胁，禁止它们向大新供货。大新开业后，三家公司联合举行“春季大减价”，企图给大新一个下马威。

面对三大百货联手绞杀，大新多方组织货源，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避开锋芒，并别出心裁地向生产商订购特制“大新牌”香皂、衬衫、雪茄等商品，在地下一层开辟面向普通大众的廉价商场。一时间上海市民蜂拥而至，由于人数众多，只能凭票入场，赚足了人气与名气。

大新创下上海百货公司多项第一，面积第一，楼高第一，最先全天开放冷暖空调，最早采用自动扶梯，当时上海男女老幼皆以乘大新自动扶梯为摩登时尚。此外，大新大厦六层以上全部为娱乐场所，茶馆、影院、剧场应有尽有，所谓“天台十六景”，吸引大量客流。

不仅如此，大新公司吸取前人经验教训，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服务，譬如在大厦专设吸烟室、休息室、公共电话间等空间方便有需要的顾客，还推出代客试穿、代客雇车、代客送货、代客设计、代客安装、代客送礼、送货上门、与约订货等一系列便民服务，深受市场欢迎。

大新虽突破同行围剿，终因资本有限，一直居于四大公司之末。一年后，战争爆发了。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出动军舰、飞机轰炸闹市，先施大楼东南侧被炮弹击中而炸毁，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对面永安大厦的玻璃，15名永安店员当场死亡。在这场轰炸中，两家公司遭受76.4万元（法币）巨额损失，此后数月，营业额骤降一半。33

战争阴霾中，先施在内地各项业务惨淡经营，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因挤兑破产结业，受此影响，先施公司1937年仅盈利5.1万法币。而仅在上海一地开业的新新公司情况更为糟糕，出现4.6万元亏损。大新公司盈利7万余元，永安则以82万盈利独占鳌头，此后永安一家独大多年。34

上海“孤岛”时期，大量难民涌入，形成战争时期紧张的供需关系，百货零售业由此走向畸形繁荣，四大百货公司反而兴盛一时。不过，相比上海，香港无疑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场所。难民纷纷涌入之时，不可数计的资金滚滚流入香港，寻找可靠的投资机会。

1938年冬，杜月笙牵头组建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大举进军香港。开业前，杜月笙大宴香港商人，积极提倡国货。事后，马家与郭家坐到一起，商量是否改卖国货？结果一致认为商人不问政治，坚持洋货路线。这个决定为先施、永安招致无穷非议，倡导国货的大新、新新则借机壮大。

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商界兴起迁资热潮。先施与永安都想等对方先作决定，最后马家沉不住气，派人与郭家讨论出路，两家代表将意见写于手掌，同时翻开，均写有“不走”两字。35

留下来，先施、永安见证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商海兴衰，也见证了国运的起伏和政治的波谲云诡。

四大百货均为香山籍澳洲华侨创办，除新新是在上海向南京国民政府登记注册外，先施、永安、大新均在香港登记注册，名义上属于英资。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永安接到英国政府通知“取消保护”，郭氏转而寻求美国保护，并派人前往美国登记。不料珍珠港事件引爆太平洋战争，日美成为敌对国，永安大楼所挂星条旗成为灾祸之源，永安被日军强行接管，郭氏四处打点，向汪精卫政府实业部登记注册，这才恢复永安管理权，但损失财产已不可追。而此时，先施和大新早已经被日本人作为“敌产”接管，营业几乎陷入瘫痪。

再说新新公司，李敏周去世后，他的侄子李泽继任总经理。孤岛时期，李泽投靠汪精卫政府保护伞之下，并担任商海百货业公会理事长、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理事、十六种商品评价委员会专门委员、上海老闸区第一联保总联保长等多种职务，甚至聘请日本军人到新新公司担任经济顾问。36李泽这些做法不仅保全新新公司免遭日军侵扰，更令其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会。仅从日本采购、运输货物一项，新新就比其他百货公司占有绝对优势。

然而，李泽的权宜之计却成为战后清算的把柄。1945年日本投降不久，一名与李泽结怨的新新员工四处宣扬李泽的种种罪行，在这名员工口中，李泽不仅成了一名担任汪伪政府公职、巴结讨好日本人的卖国贼，还与日本商人勾结，以日货冒充欧美商品牟利，偷税漏税，中饱私囊。

战后锄奸的大环境下，有职工检举告发李泽，甚至上书上海市政府，要求严查此案。在此压力下，上海市长钱大钧下令，警察局、社会局对此展开调查，李泽虽聘请沪上有名的大律师章士钊、陈霆锐出面斡旋，终未能逃过此劫。

经法庭审理裁定，李泽因“通谋敌国”十大罪状，被处以三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权力三年，没收全部财产。李泽案吓坏了那些曾担任汪伪政府职务的沪上名流，终审之前，以杜月笙为首的近百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网开一面。然而，此案已板上钉钉，不可翻案了。

令人唏嘘的是，永安总经理郭老六郭顺也曾担任多个伪职，锄奸运动开始时，郭顺提早远赴美国，后避居香港终老。李泽只因晚走几日，锒铛入狱三年，出狱后移居澳洲，最终故于他乡。

李泽下台后，新新公司先是被李泽副手萧宗俊趁乱夺权37，后来又交由李敏周之子李承基掌握。1948年蒋经国来上海“打虎”，李承基保存的黄金、几百万美金被强行没收，李家族人心灰意冷，纷纷迁往香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李承基舍弃祖业远避香港，当时仅带走一些现金，“希望有一天返回上海，但出走后却不能回去”38。最终，新新公司在公私合营中被收归国有，李家房产地契也化为公产。

大新、永安、先施上海分公司亦先后公私合营。先施百货被上海时装公司取代，大新改组为第一百货商店，永安从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到华联商厦，几经更迭，后复为原名，但此永安已非彼永安。而在香港，先施、永安生意一度凋零，永安银行因郭家挪用资金爆出财务漏洞而被他人收购，幸而保留了百货业的根基和血脉，马家与郭家的后人享此祖荫至今。近一个世纪前名满天下的百货四子，如今只剩“不问国事”的先施和永安了。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