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11年前，当代十分杰出的智利诗人帕布罗·聂鲁达用他的言辞启发了民众的心智。从此以后，怀着良好意愿的欧洲人——有时甚至那些带有恶意的——都被来自拉丁美洲的事态所震撼，而这种震撼力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出现过许多困惑的男人和历史上很出名的女性，他们永不妥协的顽强表现慢慢淡化成一段段传奇。多年来，我们没有得到过片刻的安宁。

我们曾有过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虽然被困于熊熊燃烧的王宫中，却仍然孤身与敌军奋战至死。两起至今仍有待深入调查的空难夺去了另外两位伟人的生命，一位是拥有伟大之心的总统，一位是曾经帮助人民重享民族尊严的民主战士。

这片土地经历了五次战争和十七次军事政变。这里也出现过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他以上帝名义在拉美制造了种族灭绝，这在我们的时代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周岁即夭折，这个数量比1970以来在欧洲出生的婴儿总数量还要多。

因为遭受镇压而失踪的人数达到了十二万，就好像乌萨普拉全城人都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一样。在阿根廷，许多孕妇被捕后在狱中生下了孩子，但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孩子到底是谁或现在何方，因为军人政府曾下令将他们偷偷摸摸地送到一些家庭或孤儿院收养。

为了努力改变事情的现状，整个大陆有将近二十万人牺牲。其中十多万人丧生在中美洲三个遭受厄运的小国家：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就意味着四年之内有一百六十万人因暴力致死。

一百万人逃离了素有好客传统的智利，这相当于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在乌拉圭，这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且自认为是大陆最文明国家，每五个公民中便有一人被放逐。自从1979年萨尔瓦多内战爆发以来，每过二十分钟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难民。如果拉美的那些逃亡者和难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比挪威的还要多。

我敢说，是残酷的现实，而不仅仅是文字表达的魅力，使瑞典文学院关注了我的作品。这些现实并非只存在于作品的描述中，它们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计其数的死亡。它丰富滋养了我们的创造力，既充满伤感，又美丽异常。凭借着这创造力，我这个满怀乡愁的哥伦比亚人靠着运气仅以一票之多而获奖。但不论是诗人或是乞丐，音乐家或是预言家，武士或是恶棍，亦或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生活的芸芸众生，我们无需有太多的想像力。因为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生活的真实状况令人难以置信。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之病的症结所在。

进步的欧洲人可以把追求祖国的社会公正视为己任，这为什么不能是拉丁美洲人民的追求呢？只不过我们面临不同的现实，要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不：我们历史上所遭受的难以估量的暴行和痛楚都是长期以来不公待遇和难言的暴力统治造成的，而不是离我们三千里远的人们设计的阴谋。

但是，许多欧洲的领导人和思想家都这么想，他们似乎忘记了年轻时创造的伟大成就，幼稚地认为除了屈从于整个世界的两大主人外，没有别的出路。而这，朋友们，就是我们现在孤独的程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用生命来反抗压迫、掠夺和遗弃。无论是洪水或是瘟疫，饥饿或是灾难，甚至是年复一年永无休止的战争，都不能扼杀生命的力量，它永远比死亡强大。这种力量不断快速壮大：每年净增人口七千四百万——这足足是纽约人口数量的七倍。大多数新增人口出现在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拉美国家。而与此相反的是，世界上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已经积聚了可以灭绝生活在这个不幸星球上所有生物一百次的可怕力量。

当年，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像我一样接受诺贝尔奖时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观点。”如果我还没能弄明白32年前他拒绝接受的那种巨大悲剧不过是自人类起源以来的一个简单的科学事实的话，我就会觉得不配站在这个当年他曾站过的位置上。

在这些人类历史过程中看似一个乌托邦式理想境界，实际上却是令人畏惧的事实面前，我们这些传说故事的创作者，愿意相信任何事情皆有可能的人，感到有权利相信现在开始去建立一个与现今事实相反的乌托邦还犹时未晚。

一个崭新的、涤荡一切的乌托邦将会诞生。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决定别人的死亡方式；爱情将获得证实，幸福将成为可能。而那些命中注定经历百年孤独的人们将最终并永远获得重生人世的第二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