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跨到体制外

1986年底，我还在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担任研究一部主任。一天，中心党委书记老单电话通知我，党委根据“群众反映”对我进行的一项调查，现在结束了，结论是“你没有错误”。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前不久计算中心党委会讨论各党支部上报的模范党员名单时（我是被推荐者之一），有人提出，李玉琢曾带领部下利用业余时间为商业部和石油管道局建设计算机机房，把挣来的钱给部下发奖金，不符合模范党员的条件。

当时我主管的技术条件处主要负责大型计算机的运行维护和供电、空调保证工作，工作时间是“四班三倒”，大家有比较多的休息时间。为了改善部下的微薄收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我组织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出去赚点“外快”。而且为了避嫌，我一分钱没往自己兜里装。我自认为做得无可挑剔，心中十分坦荡——事情是真的，但说这是错的，却没有根据——哪里有规定业余休息时间不可以组织大家挣点钱？

有些人自己工作不怎么样，成天用眼睛盯着别人。他们关注的，不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是否因此受到了影响，更不看技术条件处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如何高涨，却要对别人业余时间做什么说三道四。对这样一些人我很鄙视。而我们的党委却不分青红皂白，居然进行了调查。不过党委书记的电话，让我几天来一直揪着的心顿时释然。既然事情调查清楚了，那么顺理成章，我还应该是模范党员吧？

我问：“那我还是模范党员吗？”

党委书记的回答兜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不是了，评选已过去了。”

在我看来，名单报上去了却没有批准，是一件很丢人、很伤自尊的事情。我争辩道：“我没有错误，却有人说我有错，耽误了模范党员的评选，这算不算诬蔑？”

老单说：“我们怎能不让人家提意见？”

随便的一个“意见”就可以轻易否定一个人，调查清楚了还不改正，这是什么事？一股怒火升腾起来，一声“胡说八道”之后，我啪的一声挂断了党委书记的电话。

我知道，我这个官当到头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以前工作中的种种不如意，长期无所作为又无可解脱的苦恼此时都泛上心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典型的东北人性格，说话做事喜欢直奔主题，也不怕得罪人。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阶段，人们的思维方式还残留了大量过去时代的惯性，动辄上纲上线，因此，这样的行事方式很容易遭遇所谓的“政治问题”。要想做成点事情，就必然会与僵硬的体制发生冲突，除了发奖金这样的事情，我甚至无法处分一个几个月闹情绪不上班、不称职的电工班长。

1984年初，我是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的大潮中被提拔起来的一名工农兵学员。为何会提拔到我？也许是靠拼命工作，工作中又善于动脑筋想办法；也许是因为经常向各级领导提各种合理化建议而被看中。尽管我自己并不清楚，还是感到很荣耀，被提拔重用毕竟是体制内进步的一种标志。当时在计算中心工农兵学员中我算是职位最高的。后来办企业出名的万润南此前在计算中心、柳传志在计算技术研究所时都不如我的官儿大。

我做技术条件处副处长、做研究一部主任时，在IBM新机房建设、013大型计算机搬迁、机房管理以及电工班民主选举等事情上都干得风生水起。但不久，问题来了。有人开始嫉妒，在妻的面前说风凉话：李玉琢凭什么当官？都是工农兵学员，他有什么了不起？妻也没客气：李玉琢是自己干出来的，不服气你也可以试试。后来就有人到领导那里反映所谓“情况”，什么电工班搞民主选举是“目无组织”，空调班为食堂修冰箱“要吃要喝”（修好了冰箱之后食堂留他们吃了顿饭），带人出去做私活是“金钱挂帅”，等等。本想有所作为，却不断尝到体制内的风言风语，打击干扰，不再干下去的念头一点点滋生起来。

强烈的直觉告诉我：我的个性不适合在体制内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人理应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后悔。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1987年初，心意彷徨的我要求去中央党校学习，没想到计算中心领导竟批准了。

1987年2月的一天，我从中央党校科学院分部听完课回家，在中关村下车时，冷不丁听到一声招呼，抬头一看，原来是中科院计算中心曾经的同事陈永长。我们同一宿舍、同一机房多年，私人关系较好。半年前，他因个人问题突然辞职，下海去了四通。

闲聊中，他兴致勃勃地谈起四通正与日本三井物产谈判成立一家合资公司的事情，我心里一动，就顺口说了一句：“你问问四通领导，我到四通他要不要？”

两天之后，陈永长就传过话来：领导约你一谈。这下我傻了。对陈永长说的话基本上是有口无心的一句随口之言，没想到竟惹来了“麻烦”。说实话，此时的我并没有做好放弃吃国家饭的准备，更没有真的加盟四通公司的念头。

四通当时的领导人也是我在中科院计算中心的同事，1984年初下海在中关村创办四通公司。他1967届清华大学毕业，在承德的一所铁路中学当过几年老师。在计算中心，曾做过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的补课老师。大家很熟悉他，但是对于他出去办公司这样的事，很多人不以为然，我也如此。认为下海办公司是不务正业，是“落草为寇”。

可是，大丈夫一言既出，怎好反悔？只好跟陈永长说：我再考虑两天。

往下的事情充分说明，我是一个很传统但又不甘于现状的人。

在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为了此事我竟然失眠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让我一到后半夜两三点钟，就无缘无故醒来。

内心里的两个“我”不停地争论着：

第一，在科学院这种体制下，我还能做些什么？这一辈子可能做到什么份儿上？在科学院，做学术一定要有“板凳能做十年冷”的钻研精神，我做不到，自忖也不是当科学家的材料。那么做党务或行政——走仕途？以我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最高只能当到副所长、党委书记，绝对当不了所长——那是只有科学家才能担任的职务。即使有一天在科学院成为一个局长，那又怎么样呢？以我这样的个性，在这条路上又能走多远？这是我要的人生吗？

第二，如果去了四通，人们会怎样看我？人家会不会说我过去的所作所为都是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我一世的“名节”岂不毁于一旦？可另一方面，难道一个人完全是为舆论活着吗？一个人如果完全活在别人的舆论中，他还能做成什么事？难道一辈子就因为怕别人的议论与看法而委曲自己的一生吗？

第三，四通会怎么样？它会不会垮掉？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会不会发挥我的能力？如果四通并不理想，或者失败，我在计算中心的十年积累岂不前功尽弃，还可能让人耻笑。但是我又想，如此下去，可能一辈子庸人一个——我不会甘心。一个人一辈子想做成点儿事怎么可能一点风险也没有？

辩论到最后，想到我的年龄：已经39岁了，再蹉跎几年，一辈子就过去了。难道就甘心这样下去吗？显然不能！人生只有一次，与其窝窝囊囊、庸庸碌碌地活着，何不趁此年华拼搏一把，让生命按着自己的意志活一回？

在此期间，我曾专门到中关村一条街上转过。一条普普通通的大街两旁，各类公司雨后春笋般出现，炫目的招牌让人眼晕。一向清静的白颐路，变得热闹非凡。一向从容的中国人，此时个个行色匆匆。街边四通的电脑商店和电子元器件商店比其他店更显热闹，身着职业装的姑娘小伙们微笑着接待各样顾客，阳光而充满朝气。我觉得这才是中国人应有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也是我应当投身而去的地方。我终于说服了自己。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与妻子商量，她必须坚持在原来单位（计算中心）干下去，一旦我出了问题不至于全家饿肚子。安排好之后，我却不好意思去找四通领导。那时还很少听说一个堂堂的处长要“落草为寇”，下海经商。我多么希望四通方面来主动找我，这样我就可以很有面子地过去。再说，也不知这半个月期间四通领导是否变卦了？或者他本来也像我一样只不过随口一说，如果我贸然前去，而他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我岂不大为丢脸？因此，我动员妻子去见四通领导人。

结婚这么多年，凡是家里遇到难办的事或者我不好意思出面的事情时，妻子总乐意帮忙，是个出色的“外交部长”。我说她脸皮厚，她则认为我缺乏生活能力。她与我的历任“老板”都熟。由此你应该知道，一个自尊心过强的男人该娶一个什么样的妻子。

妻子从四通回来后很兴奋地告诉我：“人家见面便说：小高，你们家李玉琢怎么还不来？来四通更能发挥他的作用。我这里有做不完的事。”

原来四通领导人还在等着我。于是，下定决心去见他——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改变。

见面地点是中关村菜市场旁边一幢灰白色小楼。如今那里已经被四环路东西贯通，两旁高楼林立。原来的菜市场和那座小楼早已了无痕迹。

四通领导人的办公室在黑乎乎一楼走廊的尽头。

1986年，四通的销售额已经过亿元，报纸电视中都把四通称作改革开放中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但是，四通的办公条件很简陋，企业最高领导的办公室顶多10平方米，窗户照进的阳光并不充足。当时的北京天气还有些冷，万润南热情地接待了忐忑不安的我。

四通领导人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让我感觉到一点陌生和几分新鲜。

1987年之前，在中国的街头穿西服打领带的国人还极为稀少。后来知道，那个时候的四通就是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有员工都要穿西服、打领带，衬衫上还印有四通的徽标，看起来精神、职业、与众不同。

那次谈话，四通领导人有两句话打动了我。第一句是：“李玉琢，你是科学院计算中心少有的优秀管理干部之一。如果你能加盟四通，我非常欢迎。”这是捧我，但很受用。第二句话让我更为震惊，他说：“四通将来要做中国的IBM。”“中国的IBM是什么？就是世界的四通。”

当时的IBM年收入达到500多亿美元，差不多与中国一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那简直是高不可攀的“蓝色巨人”。四通一个起步不过三年的小公司居然要挑战世界巨人，真让我目瞪口呆。震惊之余，更是佩服四通人的远大志向和超人勇气，觉得能与这样的人为伍是一种光荣。

“做中国的IBM”这句口号，不要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便在30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感召力量。

我的性格中一直有一种冲动：做有理想的事业，将“文化大革命”中耽误的十年抓紧补回来。后来，有人问我当年为什么加入四通而不是联想或其他公司，除了因为四通领导人在计算中心工作过，相互比较熟悉，彼此都有良好印象之外，四通对未来的追求和豪迈的情怀无疑是把我拉进四通的关键因素。

我当即表态：好吧，我来。不过要等我把计算中心的事情了结了，才能过来。

就这样，我一步从体制内跨向体制外，再未回头过。

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对于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终究会走多远。我自己终究会成就些什么。对这些，一无所知。但人就是这样的奇怪，越未知、越神秘的未来，越有一种吸引力。像在计算中心那种一眼可以看到头的地方，反而让人觉得乏味，没有希望。

也许是年轻时未曾实现的英雄情结，让我39岁时毅然放弃计算中心10年的积累，投入前途未卜的四通创业大潮。后来的每一次转折，也许都是这样的情结在引导着我，使我的人生像一层一层剥开的茧，不断蜕变。

离开计算中心，并没有想象的那样费太多周折。党委书记老单不解地问我：“你在计算中心不是做得很好吗？为啥想起要辞职？”我说：“在计算中心工作了10年，从创建开始就来了。我想让自己换一种新的活法。”老单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知道我的离开与工作的不开心有关，他也知道我可能是去四通，便好心地对我说：“有些事情说不准，你算停薪留职吧。实在不行了，再回来。”我谢过他，又去见了中心的其他几个领导，他们都对我的辞职表示惋惜。

消息传出，有人跟我说：“没想到你拿处长这样的官那么不当一回儿事。”

我底气十足地说：“有一天想当了，我还可以回来。”

再见了，大学毕业后工作10年的计算中心！真的离开你，让我有许多不舍……

忘不了刚参加工作时，计算中心上下同心建设计算机大楼的日日夜夜；

忘不了计算中心在1981年就派我到日本接收计算机，让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

忘不了作为计算中心主力队员参加科学院篮球、排球比赛那些火热的场面；

忘不了刚刚担任技术条件处副处长就负责013大型计算机搬迁那50天殚精竭虑的日子；

忘不了每到周末同事们腾出宿舍让我们夫妻团圆的美好情谊；

忘不了女儿出生后，计算中心给我们一家腾出七平方米的锅炉房值班室，让我们享受蜗居的温暖……

还有，没走任何的关系，没送一分钱的礼，仅仅因为我的工作和人品，就提拔我当了处长，给了我三年发挥才能的机会和舞台。没有这里10年的磨练，也许我不可能迈出人生重要的一步。

感谢你，计算中心！

感谢你们，计算中心的领导和同事们！

前途未卜的四通，为了你，我舍弃了之前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