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环境巧引路

许多身处境不利的毫无名气的小人物，常常遭到厄运和不公正待遇。如果能得到社会给予的哪怕是微小的帮助，他们的境况和以后的科学研究及人生道路都会发生大的转折，直至取得伟大的成就。1963年，美国政府为了表彰卡门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杰出贡献，向他颁发政府特殊贡献奖。当卡门从领奖台上走下时，不小心摇晃了一下。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赶快从旁扶住他。卡门对肯尼迪意味深长地说：“尊敬的总统阁下，您应该知道物理学的一个常识：物体大凡在跌落时是不需要任何助力的，只有在上升时才需要支持和帮助。”卡门的弦外之音就是说，一个功成名就的人，即使没有社会的支持，也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直至取得成功；而只有那些正在奋斗又身处逆境的人，才最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

华罗庚从小家境贫寒，但对数学情有独钟。失学后自学了高中和大学初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为后来研究数论打下了坚实基础。1930年，年仅20岁的小店员华罗庚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向数学权威提出了挑战。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看到这篇论文，喜出望外，第二年夏天就把华罗庚调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当图书管理员。有了熊庆来创造的良好条件，华罗庚白天工作，晚上自学，以惊人毅力读完了数学专业课程以及英文、法文和德文，并用英文写下了3篇数学论文，寄到国外，全部发表。1936年，华罗庚在熊庆来和清华大学推荐下，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华罗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成为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熊庆来功不可没。

华罗庚和他的引路恩师熊庆来一样，也是一位独具慧眼、奖掖后生的楷模。在20世纪60年代初，华罗庚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时，有一天收到厦门大学图书管理员陈景润的一封信，对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中关于他利问题的几个地方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华罗庚非常高兴，当即建议数学会邀请陈景润来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并把陈景润从厦门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作自己的研究生，亲自指导他继续研究数论。在华罗庚精心栽培下，陈景润在良好环境和学术氛围中纵横驰骋，于1973年详细地证明了困扰世界各国数学家们几百年之久的哥德巴赫猜想，即偶数1+2。这一成就达到了当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世界数学难题的高峰，距离最后1+1仅距一步之遥了。

许多像熊庆来、华罗庚和卡文迪许实验室历任主任一样的优秀科学家，都以最大的努力来发现和培养人才，了解各种人才的优点和长处，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为他们成才直至成功创造良好的学术条件。赫姆霍兹成就说过，任何一个人一旦同一个或多个第一流的人接触，必定会有改变他生活的精神源泉。卢瑟福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不仅从导师的品德、知识和科学权威的形象中受到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从导师与各国著名科学家的学术交流中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知识领域和视野。

1911年，玻尔慕名投奔汤姆逊门下，但当时已经53岁的汤姆逊对玻尔要研究的量子理论已毫无兴趣，玻尔遂转而投到卢瑟福门下。卢瑟福向玻尔介绍了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量子论、光量子说和低温比热问题，这对玻尔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使他产生了将原子核模型与量子理论结合起来的思想。翌年4月，玻尔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在卢瑟福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的实验和研究工作。卢瑟福很快就认识到玻尔具有很强的理论才能。玻尔认为，卢瑟福的原子核模型来自可靠的实验，但核外电子沿着轨道运转的稳定却与经典电磁理论相悖，因而需要合理的解释，将量子理论原子核模型结合的思想，使玻尔在与卢瑟福多次讨论后，得出核外电子结构由作用量子控制的结论。与卢瑟福接触仅短短4个月，玻尔就走上了正确的科研之路。1913年，玻尔将原子结构理论论文的第一部分寄给了卢瑟福请求指导。卢瑟福在回信中称赞他的氢光谱起源观点非常精巧，同时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点是：“把普朗克的观点同古老的力学混合在一起，使它很难形成作为它的基础的物理观念。这里显示出你的假设中的一个严重困难。我毫不怀疑你是完全了解的，即一个电子从一个稳态过渡到另一个稳态时，它怎样确定自己的频率呢？对我来说，你好像已经假定电子事先就知道自己将在何处趋于停止似的。”第二点是他忠告玻尔应使文章尽可能简短明晰。在卢瑟福的推荐下，玻尔的论文很快就在《哲学杂志》上发表，这不仅使年轻的玻尔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踏上了今后完善量子力学的成功之路，而且由于对量子力学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1922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卡文迪许实验室第五任主任布拉格，为科学新秀改善环境、创造学术研究条件使人成功的事实，更令人佩服和富有启发性。布拉格任主任之初，实验室内出现了两个科学狂人：一个是19岁的马丁·赖尔，他想用无线电进行天文观测；另一个是23岁的佩鲁茨，他想用视射线观察红蛋白。这两个人的想法都受到核物理学家的嘲笑，认为他们在核物理学专业研究室搞这些研究纯属“疯子”。但布拉格坚定地支持了他们，改善了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学术地位。结果这两位年轻学者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开辟了射电天文学和分子生物学这两个新学科的方向，分别荣获197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和1962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1884年，瑞典青年学者阿伦纽斯完成了两篇关于电解质电导率的论文，遭到了乌普沙拉大学的冷遇。他给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这两篇论文。奥斯特瓦尔德读完论文连称了不起，立即给阿伦纽斯回信，热烈祝贺他这种理论必将取得胜利。随后，奥斯瓦尔德推荐了阿伦纽斯的论文，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代表德国里加工学院授予阿伦纽斯博士学位。由于奥斯特瓦尔德的青睐和推荐，阿伦纽斯摆脱了困境，被委任为乌普沙拉大学物理化学讲师。两年后，阿伦纽斯又应奥斯特瓦尔德之邀来到了具有优越实验条件的奥斯特瓦尔德实验室工作。在原有基础上阿伦纽斯进一步发展了电离理论，并荣获了1903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正是为了资助那些身处不利条件甚至逆境而仍然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小人物，诺贝尔才将自己的巨额遗产捐赠出来，设立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在这个全世界科学家努力为之奋斗和追求的强大崇高目标下，科学界一步一步走向前进，也诞生了许多先辈提携后生的佳话。